木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_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_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
发布时间:2011-02-19 06:45 作者:木然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586次

　　提出去毛化，可能有些人听起来就不舒服。即使不舒服，事实总不能视而不见。自1949年之后，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建设上，就一错再错。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犯的巨大错误。在外交上更没有让人骄傲的业绩，对外搞了闭关锁国。这些材料，就是官方的历史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自己都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什么，就是他心中的专制主义，现在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看的都是已经被苏联教条化的、专制化的教科书，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并没有真正去领悟，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专制化，专制化的偶像就是秦始皇，专制主义加上专制权力，那就是双重专制，就是极权与独裁。


　　去毛化，也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概念，很多人都提出去毛化的问题。去毛化如果是指修正毛泽东的错误，很多人也会接受。去毛化的“化”字是彻头彻尾的意思，不但要去毛，而且要化，要彻底清除，这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走上宪政民主的新路。毛泽东不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极权的权力方式，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是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和极权制度，“是不同类型的恐怖”。（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第20页）用阿伦特的话说就是：“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都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同上，第461页。）毛泽东不仅影响了一代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


　　去毛化，首先是去毛的政治制度化问题。我曾经写过一个稿子《告别毛泽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步骤》，现在看来，不但是必要步骤，而且是基本步骤。不是告别毛泽东，而是告别得要彻底。因为毛泽东实行的不是一般的专制，而是具有现代色彩的极权，他把专制用到了极致，是“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现代版本。极权制度是专制政体里最坏的政体，这种政体上到国家大事、小到他身边服务员的结婚生子、入党都由他本人来管，他集党、政、军、公安、社会权力于一身，这种极权制度使得人类所有的正常生活都受到破坏，他的指示传达不过夜，他八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让历经此事的所有人现在一提起来仍不寒而栗。毛泽东把恐惧用到了极致。


　　尽管历史不许假设，但假设又是理性的组成部分，假设也是人们进行思考的重要方法，那么我们还是要假设，如果当时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毛泽东不会一错再错，错了也会得到及时纠正。邓小平的话还是非常中肯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就不会发生，可惜毛泽东认识到了，却没有做到。毛泽东对民主法制的破坏，要远远超过斯大林，毛泽东破坏法制，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群众运动，靠的是人民日报的社会论，靠的是他的愚民政策。他蔑视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践踏人权，无视人的基本尊严，视生命如草芥，主张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都无所谓。


　　去毛化，其次就是去毛的经济制度化问题。在毛泽东时期，搞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种经济都是由权力支配，实际是统治经济或者权力经济。控制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毛泽东的经济制度就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控制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最严厉的方式，他们通过计划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控制人们的尊严，这种统治经济还通过户籍制度为城里和农村划定了生死线。改革开放之后就有一种经济变了，那就是把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不是破产了就是变换了形式，或者比重减少，非公有制经济早已经占三分之二的天下，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没有变，再加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权力方式没有变，毛泽东时代传统的统治经济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的权贵经济。农村的公有制成为领导干部强征土地的制度理由，城里的公有土地成为官员强制拆迁的制度理由。市场变了，权力没变，权力结构没变，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变成了权力对公有制的支配，变成了权力对公有制的瓜分，变成了对资源的掠夺和垄断，变成了对资源的任意挥霍和浪费，变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随意挤压，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员的收入不得已转移到国外、或者是在股票市场中成为权力者的盘中餐。专制经济制度的极权化就是在政治通吃的过程中同时通吃经济，这是毛泽东经济极权化的根本特征。


　　去毛化，第三就是去毛的文化专制极权化的问题。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排斥文化精英，尤其是第一流的天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同上，译者序，第12页）阿伦特当时对毛泽东的作法的反应就是：毛泽东对付反对派的方法就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塑造和改造人的思想，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同上，序言，第20页）通过反右运动，搞大鸣大放，对知识分子引蛇出洞，搞文化专制主义。毛泽东的这种作法，完全符合极权主义在文化方面的特征。在五十年代末，毛泽东自己也都承认就是要搞愚民政策，而且在六十年代，彻底取消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文化大革命”彻底搞了文化的命。


　　不但如此，这种文化专制更容易侵入人们的社会心理，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减弱，甚至还有强烈的回潮，至今不是还有人相信毛泽东个人的简朴生活吗？那就看看毛泽东身边的厨师给他都做了什么不就知道了吗？这方面的回忆录已经出来了。不是有人相信毛泽东没有腐败吗，那就看看毛泽东的稿费吧。不是说毛泽东有民主作风吗？那就看看十大元帅的结局吧？也许人们怀念毛泽东的心理因素，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进行解释。建国后的一系列文化专制，深深地钳制了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灵魂。这正是文化专制主义成功的地方，文化专制的成功造就了一大批愚昧的群众，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群众拒绝承认充满于现实中的偶然性。”（同上，第352页）被极权主义宣传支配的群体听任权力者任意污辱常识，污辱人们的经验，亩产万斤粮食在群众那里也变成唾手可得的事。孔庆东就是一个具有群众心理的文化人的典型代表。


　　如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图景，即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其大部分特征都是以技术为条件，从文字载体过渡到无线电，从无线电过渡到电视，这不是技术的增长，而是技术的飞跃。如果极权主义通过这一技术条件，控制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如今的网络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利用网络可以监视每一个人的生活，使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暴露在电子屏幕之下，使人们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人们通过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再一次回到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失去现代人的自由，没有个人自由，只有公共政治的自由。


　　奥威尔的《1984》是个恶梦，但并非不可能发生。人类的高超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它能够侵入人的大脑这一最后的圣殿，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侵入，姑且不谈洗脑、下意识诱导和药物控制这些可怕的潜势，现实是已经出现了羽翼丰满的极权主义单一中心的舆论制造系统。技术条件使得极权主义的宣传以扩大和加速度的方式迅速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以所谓的科学驱逐杂音。用阿伦特的观点来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但为了使宣传更有说服力，宣传必须以科学的名义做出。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国家对外宣传，对内灌输。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灌输有时也是宣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宣传与灌输都显得轻而易举。


　　去毛化是理论和实践必须做的迫切的重要工作，因为谁也不愿意生活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之中。就是那些怀念毛泽东的人，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呼唤的毛泽东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毛泽东，而是按着他们自己的要求重新构建的毛泽东。毛泽东真要来了，他们也是叶公好龙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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