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江：—評中共黨史第二卷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1~1

——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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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江 

《新 史記》第二期／歷史經過了三十年，今天，道德文章遠遠不如胡喬木的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竟然繼續搬著這篇鄧記文過飾非的“決議”，繼續為“毛家祠堂”塗 脂抹粉。他們做的，都是今天最高政治的需要。無論江澤民，還是胡錦濤，無論習近平，還是李克強，他們的執政合法性都來源於“毛家祠堂”，來源於暴君毛澤東.

為迎接中共党慶九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簡稱《二卷》）於今年1月11日由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201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首次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總書記胡錦濤會見與會代表，常委、書記處書記習近平發表講話，特別提出要“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為這卷黨史的推出做了極不尋常的政治鋪墊。

《二卷》出版之後，中共官媒立即造勢，發表了海量的解讀文章，中共黨史研究室的前後主要領導，傾巢而出，分頭接受全國重要媒體的採訪。中共中央直屬部門率先用黨費購買《二卷》，分發給黨員。1月14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新聞出版總署聯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2月20日中組部、中宣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六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在黨員、幹部、群眾和青少年中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的通知》，目的要在全國掀起學習黨史的熱潮。4月21日重慶舉行“學黨史、強黨性”《二卷》專題導讀報告會，100多個市級機關的2000余名幹部參會學習。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最後一位組織《二卷》修改的曲青山接受採訪時說：“近些年，在境外，包括港澳出現了大量關於歪曲黨史的出版物，這種出版物有個特點：兩頭在內，出版在外。就是作者在大陸，出版在外，讀者大量在國內。這給國內的黨史學習教育帶來混亂。”“黨史二卷的基本結論是在實踐中不斷形成的全黨最大的共識。”人民網以《黨史第二卷問世糾正對新中國最初29年誤導偏見》為題發文，功利性表達直截了當。

由此可見，《二卷》乃是江澤民、胡錦濤前後兩屆中央，為修建党大業，為統一全黨思想，聯手搞出的天字一號的思想理論工程，當然，胡的色彩遠遠重于前任。

胡繩、龔育之組織編撰的初稿被否

1991年，為建黨七十周年獻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21-1949）》，和以胡繩個人名義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後者對以往黨史研究的內容僅局限於民主革命武裝鬥爭時期有了第一次突破，發行了700多萬冊。

《二卷》編寫提上日程是1994年9月，在胡繩領導主持之下，由參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編寫的龔育之、石仲泉組織編寫書稿。1995年初，編寫組提出新中國的黨史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分為中、下卷。經室委會研究同意，上報中央，獲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只用四年，1998年底中卷初稿完成，由龔育之、石仲泉統改，胡繩定稿。1999年在一定範圍內徵求意見。高達90%的意見都認為書稿編寫得不錯。只有10%，針對對毛澤東的評價，發生激烈爭執，一種意見認為中卷對毛的錯誤還是不敢寫，仍然為尊者諱；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卷》把毛個人的錯誤寫得過於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

胡繩定稿的《中共黨史1949-1978》中卷被否

2000年，初稿上報中央，未獲批准。組織修改的負責人張啟華說：“最初書稿寫錯誤較多、較細，中央審查沒有通過。”黨中央站在10%的哪一邊就十分清楚了。

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說得更具體：“龔育之的黨史把党的這段歷史寫成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好像建國後就是從錯誤走向錯誤的歷史。”

張啟華編史有兩大秘笈

2003年1月調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擔任副主任的張啟華，自2003年2月至2009年10月退休，負責組織被中央否定的龔育之、石仲泉統改，胡繩定稿的《中卷》初稿的修改。修稿當中，決定將中、下卷改為二、三卷，上卷再版更名《一卷》，便於隨歷史延伸下去。2009年的5月和8月，中共黨史研究室將《二卷》送審稿先後送給胡錦濤、江澤民審閱，都獲得肯定，胡、江都做出批示。因此，張啟華成為《二卷》出版的大功臣。

張啟華大學專業是歷史檔案，到中央黨校進修過馬列毛哲學，搞黨史屬於半路出家，而且在兩個“左家莊”——《紅旗》編輯部和鄧力群嫡系部門《當代中國研究所》歷練多年，2003年初調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被傳“鄧力群派來個親信”，張啟華曾講了一句話：“我和力群同志也有分歧。”來為自己辯白。

今年1月13日，張啟華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她說：“我們寫這段歷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個是要跟《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保持一致，再一個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精神保持一致。”看來，這兩個“與中央保持一致”就是張啟華編史獲得通過的秘笈。

張啟華當年還是胡錦濤欽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建設工程的兩個課題——《中共黨史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首席專家。2008年5月5日她在《北京日報》發表文章《談國史研究的黨性和立場問題》，引用了曾慶紅對《二卷》批示中的一句話，她說：“我們要自覺從提高党的領導水準和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政治高度來認識和做好國史、黨史工作。正如曾慶紅同志給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份批示中講過的一句話：”黨史姓黨‘，國史也一樣，也必須姓黨。“這篇文章遭到網上評論帖子的猛烈圍攻。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中國自古就有“秉筆直書”的史學傳統。張啟華的兩個“與中央保持一致”，毀掉了（但願只是雪藏）胡繩、龔育之等一批黨內德高望重的理論家寫就的一部好的黨 史，製造出的不過是“黨史編纂學”（何方語）的又一個文本，遭遇黨內外眾多人士的拒絕和批評是理所當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一位著名學術權威，公開 拒絕領取黨費購買的《二卷》。中共中央某部老幹部的組織生活會上，一位老理論家公然抗議“用黨費購買垃圾圖書”，全場無人發表不同意見。南通一位84歲的高校老宣傳部長丁弘直接給張啟華寫公開信，稱“你們以毛的是為是，以毛的非為非。”“你們黑白顛倒著寫，為了尊毛、護毛”，“你們是盡心竭力地忽悠著，儘量說明毛的偉大和黨的一貫正確。灰暗的地方儘量抹去。你們自己也知道，這個《史》是壽命不久的。”著名的“文革人物”，90歲的聶元梓直接寫信給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二卷》主要編輯，指出有關她的內容嚴重失實，所用是文革逼供信和大字報的材料，要求予以答復並更正。

《二卷》後記列了109個參與編寫和審讀者的名字，其中一部分是參加龔育之黨史編寫的專家，他們紛紛否認和張記《二卷》的關係，他們編寫的章節與現在出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對自己的名字上《二卷》後記，只感到氣憤。

怎能把毛27年和毛後兩年混為一談？

胡繩、龔育之90年代編史，提出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劃界，明顯具有時代局限的痕跡。但是今天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人民網，要“糾正對新中國最初29年誤導偏見”，卻是魚目混珠，睜眼說瞎話。毛澤東主政的27年，和華國鋒結束文革，重用胡耀邦撥亂反正的兩年，是不容混淆的兩個階段的歷史。

毛澤東的27年，是他拋棄“共同綱領”，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27年，是一個錯誤接一個錯誤，一個罪行接一個罪行，甚至是用一個動亂否定另一個動亂的27年。 而華國鋒主政的二年零三個月，是結束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大刀闊斧改正毛澤東錯誤的兩年（抓捕“四人幫”、平反冤假錯案、恢復鄧小平工作、真理標準討論，強 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進展），正如鮑彤所言：“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否定。”華國鋒主政的兩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全面鋪就的兩年。2008年8月 華國鋒逝世，中央修正了對他的結論，此後大量史實揭示出來，證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這兩年寫成是華國鋒搞“兩個凡是”，阻撓變革的 兩年，是不符合事實的。是鄧小平出於奪取最高權力，別有用心的貶低。本來有大好機會遵照事實寫這兩年的歷史，但是《二卷》做的極差，篡改歷史，功勞都記在 鄧小平頭上。

1977年胡耀邦編史否定路線鬥爭

1977年8月12日華 國鋒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提出：“要認真組織力量研究黨史，學習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經驗。”其目的是與當時編輯 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卷是一致的，都是為了“闡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時編寫黨史和總結“三次路線鬥爭”的任務，首先由胡耀邦領 導剛剛複校的中共中央黨校承擔起來了。

1977年9月21日、22日在中央黨校有關會議上，胡耀邦說：“葉帥曾找我談過，希望幾年內能搞出一本黨史教材。”，胡耀邦有編寫一部40萬字黨史的願望。首先讓黨史黨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專題研究小組。胡耀邦提出了特別要求：“還要搞一個東西。就是向全國、全世界解答，為什麼中國黨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那麼多。”

胡耀邦有編寫一部40萬字黨史的願望

1977年12月2日，討論黨史教學方案，胡耀邦說：“我看你們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胡耀邦指的是抄十一大報告.胡耀邦說：“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檔，哪個同志講話，還要看實踐嘛。黨史顛倒的東西多了，我們不能這樣講。”

胡耀邦提議，由哲學教研部主任、《理論動態》負責人吳江牽頭，與搞黨史的同志一道，一個月搞出新方案。

1978年1月20日，“三次路線鬥爭”提綱初稿出來，此時，中央已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同時兼管中央黨校，胡耀邦提出：稿子先不上報中央，作為草稿先印發給第一期學員800多人內部討論，徵求意見。

中央黨校開展了一場全校範圍的“三次路線鬥爭”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的成果有：1，把第九次路線鬥爭——劉少奇的問題，與第十次、第十一次林彪、“四人幫”的問題從性質上區分開了，抹去了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扣在劉少奇頭上“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帽子。2，突破了毛澤東對“文革”三七開的定性，討論涉及到毛澤東和林彪、“四人幫”的關係。3，涉及到對毛澤東的全面評價。4，否定了“三次路線鬥爭”的命題。這次大討論既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奏，也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4千人大討論的先聲。

5月，《光明日報》總編輯，也是剛從中央黨校高級幹部班畢業的楊西光，在眾多來稿中，發現了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他與胡耀邦在黨校成立理論班子合作，對該文進行大幅度修改，加上“唯一”一詞，形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胡耀邦兩次審閱定稿，於1978年5月10日首發於黨校刊物《理論動態》，次日在《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掀起了席捲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6月20日、24日，胡喬木連續兩次到家裏找胡耀邦，說：“你不能再這樣寫，這樣黨就分裂了。”

1980年2-4月，人民日報和胡喬木為劉少奇平反的社論爭吵兩個月。胡喬木口授社論的題目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胡績偉建議改為《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胡耀邦支持人民日報的修改意見。遭到胡喬木的拒絕，胡喬木說他傳達的是鄧小平的意見，題目和內容一個字也不能改。

胡耀邦1977年就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汪東興的阻撓被突破，鄧小平的阻撓突破不了，反右運動只能改正，不能平反，還留下極小一批不能改正的右派尾巴。高饒案也不能解決。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佈後，中共中央決定編寫新的黨史。而且將編史任務從中央黨校轉給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卷建國之前27年，十年完成，二卷建國之後29年，十六年完成。胡耀邦親自領導下樹立的寫史的實事求是的客觀標準，遭到了破壞，到《二卷》修改已經蕩然無存。

黨內思想解放兩次被阻止

1977年、1978年 胡耀邦領導和發動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都獲得華國鋒的支持，這直接帶來黨內兩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理論務虛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因為鄧小平訪問東南亞和華國鋒發揚民主使得會議失控，鄧小平回國之後，北京市委林乎加已經為天安門四五運 動平反，胡績偉主持的人民日報，在天安門事件平反前夕發表社論：《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使得鄧小平不得不放棄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 繼續革命理論”的發言稿。讓胡耀邦為他另組班子，起草新的報告，新報告吸取了中央工作會議湧現出的所有新觀點，包括：一，胡耀邦在中組部著手平反的一系列 大案要案。二，胡耀邦領導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三，人民要求為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平反的強烈呼聲。鄧小平從中央工作會議上獲取豐厚的思想資源，扯起了思想解放的旗幟。依靠在三中全會閉幕式上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從而奪取了黨的最高權力。謙和、寬容的華國鋒為“兩個凡是”、“英明領袖”向大會作了檢查。

此後，遵照葉劍英的建議，在華國鋒同意之下，1979年1月18日，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邀請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160多人參加，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胡耀邦發表引言，使得真理標準的討論進入第二階段。

務虛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兩個凡是”問題上分清是非。會議基本上弄清了“兩個凡是”的出籠經過。實際上涉及到建國以來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的各個方面。

周揚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他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毛澤東同志，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才能解決。隨著，‘兩個凡是’的問題也不必爭論就可以得到解決。”

會議的發言已不回避公開指名道姓地評論毛澤東。批評了他各個時期的錯誤。歷史學家黎澍說：“新的社會制度一產生他就想超越經濟自然發展階段，這樣也就帶來了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搞成了貧窮的社會主義，還說貧窮能更快進入共產主義。”經濟學家許滌新批評：從“三大改造”、“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都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論發展下來的結果“。

國際問題專家宦鄉直接批評“九評”，他是第一個觸動這個禁區的人。他說：“九評”在思想上乃至國際背景上毫無疑問是“文化大革命”促成因素之一。“反修”由外而內，反到自己頭上來了。“左”得不能再“左”。

批判毛澤東，毫無疑問也都觸及了鄧小平，因為很多事他是跟著毛澤東一起幹的，他也是直接經手人。

會議對康生的揭發批判最多，並表示出極大的憤慨情緒。提出“整人惡俗”不除，“康生現象”不絕。理論務虛會議上的發言通過簡報，流傳到社會，引起震動非常大。來京上訪事件也非常之多。2月8日左右，胡耀邦將外地（上海、浙江、山西等）發生一些群眾騷動的材料印發給會議人員參看。

三中全會之前公開支持“大字報運動”和“西單民主牆”的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之後，僅一個來月，就來了一個180°大轉彎，1979年1月6日，他說：“‘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從來沒有起過積極作用。”要求司法部門從重處理。2月17日，中共中央宣佈撤銷《公安六條》。《公安六條》是1967年1月，為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正常進行，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而公佈的，首設“惡攻罪”。

春節之後，第二階段的理論務虛會議於3月下旬開始，參加者擴大到500人。鄧小平重新啟用胡喬木為他起草報告。3月29日提出“民主化是第五個現代化”，反對“鄧小平獨裁”的29歲的北京市公園服務管理處工人魏京生被捕，後以“公開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議上做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並讓大家討論。《四項基本原則》的具體四條，是鄧小平甩開5人起草小組，親自口授的。討論中，大家發表意見不多，和第一階段完全兩樣。

之 後，胡耀邦說：“大會不開了，我也不講話了。我明天就去宣佈。”中共黨史上一次大規模的理論工作會議，就這樣結束了。胡耀邦留下的遺產是思想解放，而鄧小 平留下的遺產是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這“四個凡是”成為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繩索和大棒。“整人惡俗”的“康生現象”，由“鄧小平現象” 以及“胡喬木、鄧力群現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