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上) 1~2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 - 和平與盛世 - udn城市: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 1~2

中共黨內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四千高幹大討論

1979年，鄧小平決定要像40年代的毛澤東一樣，搞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建國以來的歷史事件，做一個總結。他有兩個目的。一，統一全黨對毛澤東的評價，從而用黨的決議，確立他是毛澤東接班人不可動搖的黨內地位。二，打倒華國鋒。

10月，開始醞釀並組織隊伍，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由鄧力群負責。

1980年2月，起草組寫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稿》。，鄧小平看後，不滿意。3月19日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談話，提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稿子改了好多次，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後來鄧力群整理成十一次，編進《鄧小平文選》的有九次。（《鄧小平文選》二卷291—310頁）。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中旬，中央辦公廳組織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實際參加的人數有5600多人，其中有1548名中央黨校學員。

郭道暉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次討論形成了黨內思想解放的第二次高潮。文革之後，老幹部們傷痕未愈，對毛澤東建國後27年各個時期的錯誤和罪行，身處其境，進行了黨內清算。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4期郭道暉（著名法學家，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朱鎔基入黨介紹人。）的文章《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曾經引發社會轟動。四、五千高級幹部和“草案”的主要觀點，實際是和鄧小平的指示發生激烈的爭論。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再指示：歷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草案》評議焦點有三：

一，回避了建國17年出現的路線錯誤，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個結論，完全違背客觀實際，大家表示不同意。

二，認為“毛澤東思想只包括正確思想，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已形成科學的體系”。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遭到很多人反對。而且《草案》把毛澤東的錯誤寫成是“黨的錯誤”，參加會議的，幾乎都是文革的倖存者，歷次政治運動的倖存者，當然不能接受。

中宣部副部長兼廣播局黨組書記張香山說：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

三，關於毛澤東個人功過評價，成為大會熱點。

毛澤東前秘書，電力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李銳做了關於廬山會議的兩萬字發言，獲得胡喬木的支持，讓他寫成書發表。

政協副主席李維漢在發言中列舉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錯誤的十大方面；他還指出：歷史上毛未犯過右傾錯誤，主要是左傾片面性。毛澤東把文革與打倒蔣介石並列起來，值得深思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主席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分子）。

鐵道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李頡伯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

張香山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

文聯副主席夏衍發言中對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無過”提出質疑。他主要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但後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夏衍公開指出毛澤東建國前也有過失。

張愛萍將軍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言必稱秦始皇。

遭受過毛澤東殘酷迫害的經濟學家孫冶方說，毛主席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

朱德秘書陳友群談到，1950年中宣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面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

廬山毛批彭德懷，在政治局會上不等朱老總講完，毛澤東就把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了四個字：“隔靴抓癢”，阻止了朱總的發言。回北京後又組織高幹批朱總，迫他寫檢討，一直發到縣團級。從此以後，實際上剝奪了朱德的工作權利。

當討論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浩劫”時，譚震林副委員長拍案而起，激動而沉痛地說：“什麼‘空前’浩劫！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蘇區和其他地方的肅反，就錯殺了紅軍幹部和戰士幾萬人，難道不是浩劫？！”

談到高饒事件，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說，事前毛主席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絕不能反；並自己承擔責任。後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

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說，他兄弟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同他爭論，他拿起雞毛撣子要打他。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寫朱元璋只是“聖德有虧”。

筆者以為，用“毛家祠堂”比喻建制之後，毛澤東在黨內長期大搞權力鬥爭和個人專制，“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再恰當不過。文革是毛澤東搞“毛家祠堂”的頂峰。

專制不去，祠堂永存。而傳遞香火的歷代大族長，首要的功能還是要維護毫無政治合法性的“毛氏祠堂”的存在。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鄧小平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更動，會議連續開了九次，對華國鋒提出嚴厲批評。一直支持華國鋒工作，提出“英明領袖”的葉劍英，講話時激動得不禁熱淚長流。會議做出決定，華不當主席，換成胡耀邦。

胡喬木、鄧小平關於毛澤東之爭

1981年2月上旬，準備提交給六中全會討論的決議稿子搞出來了，胡耀邦看後認為這種思路不行，報告鄧小平，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組織一個班子來起草一個決議稿子，鄧小平說：“好嘛，兩個攤子，各搞各的嘛。”3月初，胡耀邦拿出一份鉛印的《口頭彙報提綱（草稿）》，決議的題目改為《關於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被鄧小平當場否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成為一份為罪惡累累的“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歷史文件。據說不僅幾千名高級幹部，就連也不贊成胡耀邦修改方案的《決議》起草小組組長胡喬木，也不同意鄧小平對毛做三七開的評價。在起草過程中，這位“不可一日無君”，長期跟隨毛澤東，“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批評過老鄧的党的第一理論家，與成為中共新的大族長的鄧小平，也發生了激烈爭執。

胡喬木與其夫人

胡喬木認為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十七年毛領導我們幹的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民粹主義，他主張應該把毛在“文革”中迫害老同志作為教訓寫入決議。鄧小平堅持只能說毛功大於過。“過”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寫錯誤，要宜粗不宜細，只能這樣。他十五、六次發表指示，召見起草小組（包括單獨找胡喬木、鄧力群），越說越嚴厲，最後發脾氣：“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決議》寧可不做！”

胡喬木親筆寫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節之後，稱“病”了。比他更左的鄧力群接任了起草小組組長。4000人討論草案，據說只有胡喬木起草那一節沒怎麼改動，其他各節進行了反復修改。但是無論怎麼改，《決議》的核心都是評毛，只能遵照鄧小平的三七開。就連“徹底否定的文革”，也只是荒唐地定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毛的彌天罪惡仍舊被掩蓋。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這樣成為了阻礙全黨思想解放最大的“凡是”，作用與《四項基本原則》旗鼓相當。

《決議》通過之後，胡喬木“秉筆直書”寫了十六條保留意見上交（後又收回）。除了堅持他自己對毛的評價，還堅持毛領導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犯了“左”的錯誤。雖然以後胡喬木又跟著鄧小平“清汙”、批周揚，反“人道主義”和“異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胡耀邦，不遺餘力，但他一生仍舊留下了可圈可點之處。1989年1月，他訪美之前請鮑彤到他家，徵求鮑對他書面準備的回答美國記者提問的意見，談話中，胡喬木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一定要從憲法裏刪去。”鮑彤沒有回答，因為此前鮑彤就聽趙紫陽講過胡喬木有這種看法。胡喬木送鮑彤上車後，又敲敲車窗，囑咐：“我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話，不要對其他人講。”這大概是這位一生有“左王”之稱的中共理論家道德文章的一大亮點，另一個亮點，當然是他的“十六條”。

歷史經過了三十年，今天道德文章遠遠不如胡喬木的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竟然繼續搬著這篇鄧記文過飾非的“決議”，繼續為“毛家祠堂”塗脂抹粉。他們做的，都是今天最高政治的需要。無論江澤民，還是胡錦濤，無論習近平，還是李克強，他們的執政合法性都來源於“毛家祠堂”，來源於暴君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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