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談中國共產黨
──答《動向》記者問
本刊記者
問：中國共產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集團，眼下正在鋪天蓋地舉行九十大慶，恐怕又創造了一個世界之最。作為一個過來人──鮑彤先生，你曾經在中共決策核心工作過，二十多年前「六四」事件又使你成為「黨外人士」，請你談談你對中共的觀察。
中共是一個為權力而鬥爭的黨
答：九十年從哪裡談起？就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列主義」開始吧！毛澤東這句話，說明中共是從俄國進口的，中國則具有接受的土壤。不過這句話也有毛病，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了救苦救難的希望。馬克思主義被毛澤東神化了。
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因此而如飢如渴，個個雀躍，人人激動。沒有那麼回事。一般頭腦清醒、行為持重的人，相當準確地稱馬克思主義為「過激主義」，敬而遠之。馬克思主義只對一些憤怒的年輕人有些吸引力，他們是少數勇敢分子，初次見面，就認為這是當代歐洲最革命最科學的思潮，不惜孤注一擲，把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希望寄託在一個「主義」上面。至於對那些有野心的政客來說，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又一塊時髦的招牌罷了。
毛澤東喜歡把馬克思主義掛在嘴上。其實，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能打動毛的只有一條：「造反有理」。這是毛自己說的，我相信這是真話。但「造反有理」這個東西，說穿了，是中國的土產，《水滸傳》裡的好漢管它叫「替天行道」。
毛澤東有個毛病，把凡是自己喜歡的東西一股腦兒稱為「馬克思主義」。彷彿自己就是「馬克思轉世」！比方說，他自己實踐了一輩子的公式：「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普遍地對的，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其實同樣不必勞十月革命之駕，千里迢迢送過來，因為它與其說是德國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不如說是中國軍閥主義的原則。從袁世凱到張勛，上溯到項羽、劉邦，問鼎逐鹿，成王敗寇，這種東西，怎麼是列寧送到中國來的？毛澤東嘴裡的「馬克思主義」，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澤東到底讀過幾本馬克思的書。反正給他印象最深的，無非就是造反啊、武裝奪取政權啊之類。其他的東西，大概未必看，未必懂，未必喜歡。連毛澤東也不懂的馬克思主義，怎麼可能對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產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黨，它是一個為權力而鬥爭的黨。沒有政權時，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擇手段，奪取權力；有了政權以後，它最大的欲望是維穩，不擇手段，保住權力。毛澤東在「與人鬥」之中，所以能夠屢屢得手，靠的不是馬克思。
中共的大救星是日本侵略者！
問：毛澤東的共產黨是靠什麼上台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國民黨不爭氣，三靠不擇手段的縱橫捭闔──這東西並不神秘，翻開通俗演義《東周列國志》之類，就有許多「超限」的「戰略戰術」。對毛澤東，勾心鬥角比馬克思的書實用得多。
黨史把秋收起義、井岡山、中央蘇區、長征神化了，其實那是從失敗到失敗的記錄，沒有多少值得載入史冊的範例。秋收起義失敗，才上井岡山；再失敗，才轉移到「中央蘇區」；繼續失敗，只好長征。打土豪分田地的失敗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敗一樣。流亡的失敗也是必然的，跟黃巢的必然失敗一樣。所以連毛澤東門下最忠誠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內心深處充滿了疑慮：「紅旗能打多久?!」毛澤東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說些不著邊際的大話套話，搪塞了事。讀一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清楚了，這位導師在本文中所作的浪漫主義的預測（「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一條也沒有出現；倒是日本軍國主義，卻跑到中國來救了中國蘇維埃主席毛澤東。
是的，毛澤東的第一個大救星不是別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遠走不出梁山泊，永遠變不成合法的抗日軍，只好逃來逃去當「流寇」。日本一入侵，「工農武裝割據」的黨軍，就堂而皇之當了官兵，在華北和華東的大地上縱橫馳騁，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不僅全力保存自己，而且全力發展自己。所以毛澤東一見日本客人，就由衷地連連道謝。這不是笑話，不是客套，這是毛澤東的真心話。毛心裡最清楚，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最大的贏家是自己。日本輸了，投降了。國民黨陣亡了幾百位將軍，大傷元氣，精疲力盡。共產黨只犧牲了左權和彭雪楓兩位，不到國民黨的百分之一。毛澤東說，蔣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觀戰，最後搶下山來摘桃子。毛澤東是信口開河、撒謊。一個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謠過日子，可見不是什麼革命家，十足是個政客。
問題是國民黨自己不爭氣。蔣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擔，但是解決不了自己的腐敗問題。特別是日本投降後，他派人到淪陷區接受敵偽的「逆產」，發財的機會來了，發勝利財、發接收財、接受即劫收，蔣介石治國無方，縱容下屬腐敗，加以濫發鈔票，物價飛漲，失掉了民心。其實，當時國民黨的腐敗，和今天共產黨的腐敗相比，小巫見大巫，差遠了。
抗日戰爭結束，各種政治勢力都出來發表自己的主張，顯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紛紛上台。毛澤東乘機統戰，打出願意繼承孫中山衣缽，做出學習林肯和羅斯福的民主姿態，終於通吃一切，當了大救星。所有這些，基本上都和馬克思主義無關，功耶罪耶，都不必掛到馬克思帳上。
毛澤東這個政客，沒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紙黑字的諾言，給中國以民主、給農民以土地、給知識分子以自由、讓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好話說盡，一條也沒有兌現。最後的結果，中國得到的是獨裁，農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復失，知識分子得到的是不准開口，民族資本被消滅，代之而起的是權貴暴發戶一個個白手起家。
毛澤東有一條，「土地改革」。搞倒是搞了，不過，一旦自己在中南海裡坐穩了，下一步就用「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把土地奪回去，而且變本加厲，不管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叫大家統統淪為無地階級。
毛澤東翻雲覆雨害苦了農民
問：翻雲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麼作用？
答：起了欺騙作用，欺騙了農民。對農民是個騙局，農民得到的是零，被共產黨耍了。但對共產黨，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騙得了農民的擁護，從而打敗了蔣介石，奪到了統治權。第二，通過鬥爭地主，在全國範圍內顯示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黨的威風。第三，通過農民這個中介，順順當當，把全國的土地，第一步轉化給農民，第二步轉化給政府，從此歸各級黨委和大大小小幹部支配。當時就如此，隨著地價飛漲，土地越來越成為有權有勢的人的搖錢樹。所以舉到現在，圍繞著城鄉土地和房產的掠奪和反掠奪、侵權和維權，中國出現了無數慘絕人寰可歌可泣的群體事件。只要中國農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就勢必繼續動盪下去，不可能穩定。「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未之有也！」我相信孟夫子這句話中包含的真理。
問：毛澤東翻雲覆雨，把全體農民害苦了。
答：是的。毛澤東不是農民的大救星，而是農民的大災難。如果毛澤東就此住手，中國人也許還能少受一些苦。問題是毛澤東野心包天，非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不可。於是，大躍進，於是，餓死了幾千萬農民！於是，就有殺劉少奇等反對派以滅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號自始至終沒有變化過：「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中國就是這樣被毛澤東淪為人間地獄的。所以，我完全贊成茅于軾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問：有人警告說，不得醜化黨史……。
答：不是別人要醜化共產黨，是毛澤東自己醜化了自己。毛澤東已經把自己醜化到不能再醜的程度，誰還能使他更醜？大概是一九八○年前後吧，有一位美國科學家訪問北京，這位老先生是華裔，鄧小平一見他，第一句話就是：啊呀老先生，我們黨對不起老百姓啊，我們犯了罪啊！鄧小平說得對。你想，共產黨餓死了幾千萬農民，能對得起老百姓？你能昧著良心說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你能說鄧小平醜化了共產黨？鄧小平當時還有良心。至於他調集幾十萬國防軍向老百姓開槍，那是後來的事。
胡錦濤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
問：反正只要講黨史，就絕對不能掩蓋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農民，絕對不能掩蓋鄧小平天安門屠殺。這是實實在在的歷史，是真實地反映了兩代核心的本質的歷史。這是中共的大事啊。
答：可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九十年的重要講話裡，嚴嚴密密迴避了這兩件大事，好像共產黨沒有餓死過農民，沒有殺過老百姓。他沒有勇氣正視現實，因此就沒有勇氣正視歷史。他遠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劉少奇有勇氣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楊尚昆有勇氣承認：天安門事件「是我們黨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胡錦濤不敢，甚至在事過境遷幾十年之後，他還不敢正視歷史。
在九十周年大會上，他把中共的全部歷史概括為「做了三件大事」，並且由此推出結論：「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他列舉的事實基本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完成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根本不存在什麼「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中國人民未必是福。根據憲法，中國只有五年一次的選舉是法定的。所謂「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沒有法律根據，不足為訓。
這種味同嚼蠟的講話，照例都是「寫作班子」拼湊出來，經過機械的程序通過，最後照本宣科，用以應時應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總書記。不過，這篇講話，起草得實在太糟糕，水平太低，不像話。
對中共要打破兩個迷信
問：您認為對共產黨的歷史應該怎樣概括？
答：我想首先應該打破兩個迷信。
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歷史，只對共產黨掌權不掌權有意義，對老百姓不見得有多大意義。曾經有人說，「建國有功」。這是一種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須分析，這個「國」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麼，然後再下結論。所以，不必急於給一九四九年評功擺好，稱它為「解放」。如果她真的給人民帶來了「解放」，當然值得我們熱烈慶祝；如果她只給統治者帶來了權力，老百姓就完全沒有必要跟著興奮。
經常有人條件反射地說，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不符合歷史。據我所知，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一九四五年。當時，聯合國成立，中華民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代表團團長是宋子文，董必武是代表團的一位成員。當時列強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幾乎全部廢除，唯有蘇聯例外。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肯定不是「站起來了」的標誌。周恩來和莫洛托夫一九五○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有蘇聯管理中東路和它在新疆有採礦權的條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條約。所以，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說，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一九四五年，而不是一九四九年。至於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那是蔣委員長領導我們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毛主席又領導我們重新跪下去了。──請不要忘記，毛澤東自己本來也高呼過「蔣委員長萬歲」；後來他也同意把蘇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
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問：這兩個迷信，的確必須破除。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因為共產黨不讓他們知道。不過，我也想聽聽您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答：我沒有資料更沒有能力概括它的內在的本質，我只能歸納一些近在眼前的現象。我想簡單說這麼三點
一，中共的歷史，是奪取政權和維護政權的歷史。它的核心利益，是把統治國家支配一切的權力永遠掌握在本黨手裡，正如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慶祝大會的主題歌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的政治倫理：「打天下，坐江山，打天下，坐江山……」。誰打過天下，誰的子孫、親友、關係戶，就應該像八旗子弟享受戰利品一樣，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沒有打過天下的中國人，都有原罪，必須被別人坐江山。
二，中共的路線，是辯證法的路線，否定之否定。合作，內戰，再合作，再內戰；把土地給農民，再奪走農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財產充公，再化國有為官有；製造冤假錯案，在一定條件下平反，然後再鬥爭，再製造冤假錯案，樂此不疲，不由自己，折騰來，再折騰去……
三，不斷的鬥爭再鬥爭。鬥死了幾千萬人，餓死了幾千萬人，打造出一種在本黨領導下的舉國體制，叫做「中國模式」。這種模式是凶是吉，國內外大家正在評價，也許不要太久，能夠大體上達成共識。
一呼百應，無人負責的舉國體制
問：好多人在談「崛起」……
答：你是在講經濟起飛吧？要講起飛，四小龍比大陸早，比大陸快，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遠遠地好過於大陸。如果把大陸起飛歸功於中共，那麼四小龍的起飛，應該早已證明他們的領導遠遠好過於中國共產黨。
評價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能忘記三個因素：第一，不要忘記中國的勞動力數量遙遙領先，是全球的絕對冠軍。第二，不要忘記毛澤東的大破壞。只是由於勞動者和經營者部分地掙脫了毛澤東的枷鎖，中國經濟才得以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第三，不要忘記「中國模式」不僅能夠集中力量辦好事，也非常善於集中力量辦壞事。在這裡，別的我不再說了，它已經永遠糟蹋了三峽，我不知道下一個受難的對象將是哪裡。對這種心想事成，輕舉妄動，一呼百應，無人負責，「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模式」，我非常恐懼，不敢不擔憂。
問：您對中共未來的領導人有什麼希望？
答：我對他們抱著極大的希望。因此，我不敢偷懶，只要一息尚存，我會竭盡綿力，和全國同胞一起，向未來的領導人施加壓力。我認為，向領導人施加壓力是公民不可推諉的天職，歌功頌德無異於引誘他們墮落。一切領導人，只有在壓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敗，才能有動力，才能有進步。如果連這樣的常識也不懂，不宜於擔當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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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ly 30, 2011
毛皇帝獨佔的貢品
毛皇帝獨佔的貢品
作者： 蔡詠梅
更新於︰2011-07-05
更新於︰2011-07-05
● 毛派拿毛幾件舊衣破鞋吹噓毛如何偉大清廉。掩蓋毛帝王般的窮奢極慾，不僅行宮遍全國，還有湖南燒貢瓷的秘聞。
●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共紅色官窯醴陵群力瓷廠總工程師李人中，他就是價值連城的主席瓷「紅月季碗」設計人。（香港文匯報）
毛左份子最愛說的一個神話是，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艱苦樸素清廉如水，所引事實無非睡木板床、愛穿舊衣布鞋等等。其實這只是毛個人的農民生活品味，與 甚麼艱苦樸素無關。毛澤東是中國帝王式獨裁者，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中國的資源於毛澤東是予取予求。當年毛澤東的行宮遍中國，總計據說有六十一 座。這些行宮為毛皇帝獨享專用。如在毛的故鄉湖南韶山滴水洞於大饑荒年代為毛澤東建的行宮，造價為天文數字，可以防原子彈，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對外開放之 前，這個方圓五平方公里的毛行宮一直警衛森嚴，是老百姓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禁區，但實際上毛在這裡只住了區區十一天，長達近二十年這個毛行宮一直空置。有人 說，論房租，毛住這裡是一日千萬金。
為毛燒帝王級貢瓷的紅色官窯
香港《文匯報》曾披露湖南瓷都醴陵如何為毛澤東燒製「貢瓷」的秘聞。這也是毛皇帝至高無上特權的又一證明。這篇報導源於一九九七年廣州嘉德士拍賣會上，毛澤東貢品的醴陵「主席瓷」首次面世，該報記者追蹤探秘而挖出這段秘辛。
報導說，在這次拍賣會上引起轟動的是一套「主席瓷」，秘藏二十多年的「四季花卉紋雙面五彩薄胎碗」。這一套瓷器儘管有釉裂，不夠完美，但也被一海外收 藏人以八萬八千元買走。收藏家說，由於「主席瓷」貨物稀缺，而且製作嚴格，收藏價值不斷攀升，可達幾十萬元，有的孤品價位更可高達百萬元。現在價格恐怕還 要漲到數百上千萬元。
報導中所謂的「主席瓷」或曰「毛瓷」，除一九七四年醴陵的四十套瓷器外，還有景德鎮一九七五年專門為毛設計研製的專用瓷器。
為了解開「主席瓷」的神秘背景，《文匯報》記者隨即前往醴陵被稱為紅色官窯的「醴陵群力瓷廠」，還訪問了毛的警衛員原中央警衛局副科長吳連登，為毛澤東製作「醴陵貢瓷」的紅月季碗的設計師李中人，以及湖南陶瓷研究所所長李維善等人。
醴陵為中國著名的瓷都之一，陶瓷製作歷史可上溯到東漢，有近兩千年歷史。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正式下達文件，國家財政撥款八百萬元建唯一能燒製釉下五彩 瓷器的「醴陵群力瓷廠」，專為中共領導人和中央機關製作專用瓷器。當地民間視為古代專為皇帝製作的「官窯」一樣，把醴陵稱為「紅色官窯」。
張平化拍馬屁燒貢瓷為毛祝壽
「紅色官窯」於一九五八年開始首次為紅色帝王製作貢瓷，花了兩個月時間為毛澤東和其它中共最高領導人燒製了一批茶杯，毛澤東命名為「勝利杯」，此外還 為其他中央首長燒製專用茶杯，特別是周恩來，因為周喜歡松樹，他們就專門為周恩來設計了一種「釉下黑彩」圖案。周恩來也照收不誤。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南海國家機關在這個「紅色官窯」為毛澤東訂製專用瓷器共一千五百五十五件，包括餐具、茶具、文具、煙灰缸、牙具等。在這一千 五百餘件毛澤東「貢瓷」中，以為毛澤東八十二歲生日祝壽的「釉下五彩薄胎雙面五彩花卉」瓷器所耗費心血最大，對資源的浪費也最驚人。
據《文匯報》報導，一九七四年毛澤東最後一次回湖南，在他的行宮之一「省委九所一號樓」住了一百一十一天。十二月二十六日毛要在長沙過八十二歲生日， 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為拍毛馬屁，下令燒製一批專供毛壽宴用的「貢瓷」，由「紅色官窯」醴陵群力瓷廠製作。要求是，這套瓷器「釉下五彩，內外雙面有花，重量 輕結實耐用，保濕效果好，永不褪色，無鉛毒，不含鎘，確保用者健康。」這證明當時中國製造的彩色瓷器含有鉛和鎘。
當時中國的製瓷業工藝尚達不到釉下彩雙面都有花這種水平，但「為了讓毛主席吃飯時心情愉快」，「紅色官窯」接受此偉大任務後，多次試製，在毛生日前終 於成功為毛燒製了薄胎釉下雙面五彩花卉瓷器餐具。為了象徵當時「全國山河一片紅」，毛這套餐具中的飯碗採用月季花圖案，因為月季花又名「月月紅」。
為了毛獨享這套空前絕後的瓷器，其他人不能染指，兩萬件成品中為毛皇帝精挑細選了四十套後，其餘成品全部銷毀。只准少數幾個參與者每人獲賞一件次品瓷器作為紀念。
上千件精品被毀資源浪費驚人
而製作「主席瓷」選用的湖南洪江市優質上等泥料「大球泥」，也因開採過度一年後絕跡，可見當時對資源的浪費十分驚人。
不但上萬件優質毛瓷被銷毀，燒「主席瓷」剩下的這種瓷泥也立刻封存不准再使用。直到二○○一年，醴陵當局獲中央批准後，才將封存的瓷泥開封，仿主席瓷風格再燒製了兩千零一套「主席瓷」上市拍賣獲利。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在長沙過生日，使用上了這套「主席瓷」。二十三日周恩來乘專機趕到長沙，為毛皇帝祝壽。
除了《文匯報》提到的這套世界上的絕代瓷器珍品。在中國毛派的網站《毛澤東遺物館》也介紹了毛個人擁有的許多價值連城的瓷器珍品。如毛六十年代在他的 活動行宮火車專列上的餐具釉上彩藍竹金邊扣碗等，即是景德鎮景興瓷廠為毛和其他中央首長的專列特製的。其中的釉下彩蘭花茶杯，單株蘭花杯由毛使用，江青則 用雙株蘭花杯。
再如，毛喜歡吃魚，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特別為毛設計了帶蓋的釉下彩紅山茶魚盤，以保持魚的溫度和鮮度，分為大號和二號兩種，都由醴陵群力瓷廠製作。
可見在毛澤東時代，並不存在毛左們所說人人平等大家都貧窮的事實，實際上窮的只是普通百姓，中共高層卻享有至高無上的物質特權，國家資源可以任其揮 霍、任其享受。老百姓當時物質匱乏，連飯都吃不飽，他們卻擁有燒製珍品的「紅色官窯」。試問這就是毛派們歌頌的「艱苦樸素、熱受勞動人民的無產階級偉大領 袖」？如此的毛主席與中國皇權時代的帝王有什麼分別？
Monday, July 25, 2011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_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_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
发布时间:2011-02-19 06:45 作者:木然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586次
提出去毛化，可能有些人听起来就不舒服。即使不舒服，事实总不能视而不见。自1949年之后，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建设上，就一错再错。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犯的巨大错误。在外交上更没有让人骄傲的业绩，对外搞了闭关锁国。这些材料，就是官方的历史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自己都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什么，就是他心中的专制主义，现在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看的都是已经被苏联教条化的、专制化的教科书，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并没有真正去领悟，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专制化，专制化的偶像就是秦始皇，专制主义加上专制权力，那就是双重专制，就是极权与独裁。
去毛化，也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概念，很多人都提出去毛化的问题。去毛化如果是指修正毛泽东的错误，很多人也会接受。去毛化的“化”字是彻头彻尾的意思，不但要去毛，而且要化，要彻底清除，这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走上宪政民主的新路。毛泽东不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极权的权力方式，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是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和极权制度，“是不同类型的恐怖”。（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第20页）用阿伦特的话说就是：“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都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同上，第461页。）毛泽东不仅影响了一代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
去毛化，首先是去毛的政治制度化问题。我曾经写过一个稿子《告别毛泽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步骤》，现在看来，不但是必要步骤，而且是基本步骤。不是告别毛泽东，而是告别得要彻底。因为毛泽东实行的不是一般的专制，而是具有现代色彩的极权，他把专制用到了极致，是“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现代版本。极权制度是专制政体里最坏的政体，这种政体上到国家大事、小到他身边服务员的结婚生子、入党都由他本人来管，他集党、政、军、公安、社会权力于一身，这种极权制度使得人类所有的正常生活都受到破坏，他的指示传达不过夜，他八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让历经此事的所有人现在一提起来仍不寒而栗。毛泽东把恐惧用到了极致。
尽管历史不许假设，但假设又是理性的组成部分，假设也是人们进行思考的重要方法，那么我们还是要假设，如果当时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毛泽东不会一错再错，错了也会得到及时纠正。邓小平的话还是非常中肯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就不会发生，可惜毛泽东认识到了，却没有做到。毛泽东对民主法制的破坏，要远远超过斯大林，毛泽东破坏法制，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群众运动，靠的是人民日报的社会论，靠的是他的愚民政策。他蔑视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践踏人权，无视人的基本尊严，视生命如草芥，主张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都无所谓。
去毛化，其次就是去毛的经济制度化问题。在毛泽东时期，搞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种经济都是由权力支配，实际是统治经济或者权力经济。控制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毛泽东的经济制度就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控制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最严厉的方式，他们通过计划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控制人们的尊严，这种统治经济还通过户籍制度为城里和农村划定了生死线。改革开放之后就有一种经济变了，那就是把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不是破产了就是变换了形式，或者比重减少，非公有制经济早已经占三分之二的天下，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没有变，再加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权力方式没有变，毛泽东时代传统的统治经济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的权贵经济。农村的公有制成为领导干部强征土地的制度理由，城里的公有土地成为官员强制拆迁的制度理由。市场变了，权力没变，权力结构没变，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变成了权力对公有制的支配，变成了权力对公有制的瓜分，变成了对资源的掠夺和垄断，变成了对资源的任意挥霍和浪费，变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随意挤压，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员的收入不得已转移到国外、或者是在股票市场中成为权力者的盘中餐。专制经济制度的极权化就是在政治通吃的过程中同时通吃经济，这是毛泽东经济极权化的根本特征。
去毛化，第三就是去毛的文化专制极权化的问题。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排斥文化精英，尤其是第一流的天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同上，译者序，第12页）阿伦特当时对毛泽东的作法的反应就是：毛泽东对付反对派的方法就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塑造和改造人的思想，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同上，序言，第20页）通过反右运动，搞大鸣大放，对知识分子引蛇出洞，搞文化专制主义。毛泽东的这种作法，完全符合极权主义在文化方面的特征。在五十年代末，毛泽东自己也都承认就是要搞愚民政策，而且在六十年代，彻底取消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文化大革命”彻底搞了文化的命。
不但如此，这种文化专制更容易侵入人们的社会心理，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减弱，甚至还有强烈的回潮，至今不是还有人相信毛泽东个人的简朴生活吗？那就看看毛泽东身边的厨师给他都做了什么不就知道了吗？这方面的回忆录已经出来了。不是有人相信毛泽东没有腐败吗，那就看看毛泽东的稿费吧。不是说毛泽东有民主作风吗？那就看看十大元帅的结局吧？也许人们怀念毛泽东的心理因素，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进行解释。建国后的一系列文化专制，深深地钳制了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灵魂。这正是文化专制主义成功的地方，文化专制的成功造就了一大批愚昧的群众，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群众拒绝承认充满于现实中的偶然性。”（同上，第352页）被极权主义宣传支配的群体听任权力者任意污辱常识，污辱人们的经验，亩产万斤粮食在群众那里也变成唾手可得的事。孔庆东就是一个具有群众心理的文化人的典型代表。
如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图景，即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其大部分特征都是以技术为条件，从文字载体过渡到无线电，从无线电过渡到电视，这不是技术的增长，而是技术的飞跃。如果极权主义通过这一技术条件，控制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如今的网络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利用网络可以监视每一个人的生活，使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暴露在电子屏幕之下，使人们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人们通过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再一次回到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失去现代人的自由，没有个人自由，只有公共政治的自由。
奥威尔的《1984》是个恶梦，但并非不可能发生。人类的高超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它能够侵入人的大脑这一最后的圣殿，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侵入，姑且不谈洗脑、下意识诱导和药物控制这些可怕的潜势，现实是已经出现了羽翼丰满的极权主义单一中心的舆论制造系统。技术条件使得极权主义的宣传以扩大和加速度的方式迅速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以所谓的科学驱逐杂音。用阿伦特的观点来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但为了使宣传更有说服力，宣传必须以科学的名义做出。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国家对外宣传，对内灌输。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灌输有时也是宣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宣传与灌输都显得轻而易举。
去毛化是理论和实践必须做的迫切的重要工作，因为谁也不愿意生活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之中。就是那些怀念毛泽东的人，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呼唤的毛泽东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毛泽东，而是按着他们自己的要求重新构建的毛泽东。毛泽东真要来了，他们也是叶公好龙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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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02-19 06:45 作者:木然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586次
提出去毛化，可能有些人听起来就不舒服。即使不舒服，事实总不能视而不见。自1949年之后，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建设上，就一错再错。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犯的巨大错误。在外交上更没有让人骄傲的业绩，对外搞了闭关锁国。这些材料，就是官方的历史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自己都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什么，就是他心中的专制主义，现在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看的都是已经被苏联教条化的、专制化的教科书，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并没有真正去领悟，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专制化，专制化的偶像就是秦始皇，专制主义加上专制权力，那就是双重专制，就是极权与独裁。
去毛化，也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概念，很多人都提出去毛化的问题。去毛化如果是指修正毛泽东的错误，很多人也会接受。去毛化的“化”字是彻头彻尾的意思，不但要去毛，而且要化，要彻底清除，这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走上宪政民主的新路。毛泽东不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极权的权力方式，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是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和极权制度，“是不同类型的恐怖”。（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第20页）用阿伦特的话说就是：“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都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同上，第461页。）毛泽东不仅影响了一代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
去毛化，首先是去毛的政治制度化问题。我曾经写过一个稿子《告别毛泽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步骤》，现在看来，不但是必要步骤，而且是基本步骤。不是告别毛泽东，而是告别得要彻底。因为毛泽东实行的不是一般的专制，而是具有现代色彩的极权，他把专制用到了极致，是“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现代版本。极权制度是专制政体里最坏的政体，这种政体上到国家大事、小到他身边服务员的结婚生子、入党都由他本人来管，他集党、政、军、公安、社会权力于一身，这种极权制度使得人类所有的正常生活都受到破坏，他的指示传达不过夜，他八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让历经此事的所有人现在一提起来仍不寒而栗。毛泽东把恐惧用到了极致。
尽管历史不许假设，但假设又是理性的组成部分，假设也是人们进行思考的重要方法，那么我们还是要假设，如果当时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毛泽东不会一错再错，错了也会得到及时纠正。邓小平的话还是非常中肯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就不会发生，可惜毛泽东认识到了，却没有做到。毛泽东对民主法制的破坏，要远远超过斯大林，毛泽东破坏法制，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群众运动，靠的是人民日报的社会论，靠的是他的愚民政策。他蔑视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践踏人权，无视人的基本尊严，视生命如草芥，主张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都无所谓。
去毛化，其次就是去毛的经济制度化问题。在毛泽东时期，搞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种经济都是由权力支配，实际是统治经济或者权力经济。控制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毛泽东的经济制度就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控制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最严厉的方式，他们通过计划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控制人们的尊严，这种统治经济还通过户籍制度为城里和农村划定了生死线。改革开放之后就有一种经济变了，那就是把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不是破产了就是变换了形式，或者比重减少，非公有制经济早已经占三分之二的天下，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没有变，再加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权力方式没有变，毛泽东时代传统的统治经济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的权贵经济。农村的公有制成为领导干部强征土地的制度理由，城里的公有土地成为官员强制拆迁的制度理由。市场变了，权力没变，权力结构没变，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变成了权力对公有制的支配，变成了权力对公有制的瓜分，变成了对资源的掠夺和垄断，变成了对资源的任意挥霍和浪费，变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随意挤压，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员的收入不得已转移到国外、或者是在股票市场中成为权力者的盘中餐。专制经济制度的极权化就是在政治通吃的过程中同时通吃经济，这是毛泽东经济极权化的根本特征。
去毛化，第三就是去毛的文化专制极权化的问题。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排斥文化精英，尤其是第一流的天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同上，译者序，第12页）阿伦特当时对毛泽东的作法的反应就是：毛泽东对付反对派的方法就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塑造和改造人的思想，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同上，序言，第20页）通过反右运动，搞大鸣大放，对知识分子引蛇出洞，搞文化专制主义。毛泽东的这种作法，完全符合极权主义在文化方面的特征。在五十年代末，毛泽东自己也都承认就是要搞愚民政策，而且在六十年代，彻底取消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文化大革命”彻底搞了文化的命。
不但如此，这种文化专制更容易侵入人们的社会心理，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减弱，甚至还有强烈的回潮，至今不是还有人相信毛泽东个人的简朴生活吗？那就看看毛泽东身边的厨师给他都做了什么不就知道了吗？这方面的回忆录已经出来了。不是有人相信毛泽东没有腐败吗，那就看看毛泽东的稿费吧。不是说毛泽东有民主作风吗？那就看看十大元帅的结局吧？也许人们怀念毛泽东的心理因素，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进行解释。建国后的一系列文化专制，深深地钳制了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灵魂。这正是文化专制主义成功的地方，文化专制的成功造就了一大批愚昧的群众，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群众拒绝承认充满于现实中的偶然性。”（同上，第352页）被极权主义宣传支配的群体听任权力者任意污辱常识，污辱人们的经验，亩产万斤粮食在群众那里也变成唾手可得的事。孔庆东就是一个具有群众心理的文化人的典型代表。
如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图景，即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其大部分特征都是以技术为条件，从文字载体过渡到无线电，从无线电过渡到电视，这不是技术的增长，而是技术的飞跃。如果极权主义通过这一技术条件，控制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如今的网络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利用网络可以监视每一个人的生活，使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暴露在电子屏幕之下，使人们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人们通过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再一次回到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失去现代人的自由，没有个人自由，只有公共政治的自由。
奥威尔的《1984》是个恶梦，但并非不可能发生。人类的高超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它能够侵入人的大脑这一最后的圣殿，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侵入，姑且不谈洗脑、下意识诱导和药物控制这些可怕的潜势，现实是已经出现了羽翼丰满的极权主义单一中心的舆论制造系统。技术条件使得极权主义的宣传以扩大和加速度的方式迅速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以所谓的科学驱逐杂音。用阿伦特的观点来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但为了使宣传更有说服力，宣传必须以科学的名义做出。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国家对外宣传，对内灌输。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灌输有时也是宣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宣传与灌输都显得轻而易举。
去毛化是理论和实践必须做的迫切的重要工作，因为谁也不愿意生活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之中。就是那些怀念毛泽东的人，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呼唤的毛泽东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毛泽东，而是按着他们自己的要求重新构建的毛泽东。毛泽东真要来了，他们也是叶公好龙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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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紅”40年前已領教足，但中國有進步嗎？顏昌海
1966 年6 月24 日，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的四年級學生王容芬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並鄭重聲明自己從即日起退出共青團組織。她曾參加天安門的“ 8.18 ”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就是在這次紅色海洋的集會上，林彪的講話讓這位學德語的學生想到的卻是希特勒的講話錄音，她說兩者簡直沒什麼區別，從天安門廣場回來，她強烈地感到“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骯髒，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終決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裡話說出來，她給中共中央、給共青團中央、給團校、給“偉大領袖”寫信，貼上郵票寄出，然后買了四瓶敵敵畏喝下，她當時確是抱了必死的決心。可是等她醒來時，她已經躺在公安醫院，接著被送往監獄。
在關押了近10 年後，她在1978 年1 月被判處無期徒刑，3 年後被無罪釋放。王容芬透視紅衛兵猶如納粹運動，應該說，她可以被視為中國大陸最早洞悉“唱紅”真相的人之一。
為了那封信，她在獄中耗費了13 年的青春，進去時她是一個19 歲的花季少女，等到出來時她已經33 歲，牢獄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難磨滅的痕跡，她明顯比實際年齡要老得多。她後來成了研究馬克斯· 韋伯的專家，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她是幸運的，比起那些因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槍殺的遇羅克們，她畢竟活下來了，見證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 到了造神運動的隕滅。
在那個“紅海洋”的年代，能認識到“唱紅”危害並不惜用生命捍衛真理、正義的人遠遠不只是王容芬一個人，比如前面說到的遇羅克。不應該忘記的，還有劉文輝等思想先驅。
當19 歲的王容芬說出“文革”不過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時，30 歲 的上海青年劉文輝寫下了洋洋萬言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強奸民意”，“當權者人人自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 運動，宣揚窮兵黷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專政暴行，鎮壓知識份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猶過人之處，人人唯唯諾 諾不敢言，陷社會暗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毀，遍地飢餓赤身，窮山荒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幹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 高喊革命口號。武鬥傷民，抄家捕人，慘無人道……”。
他呼籲“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他和弟弟一起復寫了14 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別寄給北大、清華、復旦等14 所著名的大學。劉文輝當然知道自己這樣做意味著什麼，他將為此獻出生命，他對弟弟說，自己甘願做當代的譚嗣同、中國的普羅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簡單，如果不去撞槍口，“全讓毛澤東一人專制獨裁，為所欲為，中國遲早會退到封建舊社會去！”；“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自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末，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
1966 年11 月26 日，月黑風高之夜，劉文輝兄弟雙雙被捕。19678 年3 月9 日，劉文輝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直到1981 年宣告無罪。
即使在黑暗、殘酷的“文革”牢獄中，海外歸來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不願苟全性命，臨死前夕他慷慨直言25 分 鐘：“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 '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 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大陸知識份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如果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麼 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制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澤東的'順民'！” 4 天后，他被槍決。當時同獄的年輕政治犯劉文忠多年後寫下回憶錄《風雨人生路》，記錄了這位音樂家生前擲地有聲的這番話。……
如今，40 多年前翻滾的濁浪依然在歷史中喘息，生者的頭頂不是自由的藍天，死者的亡靈未得到安慰，徹底揭露“文革”不僅仍是一個大大的禁區，甚至強權迫使全民族遺忘“文革”。我們拒絕遺忘，更拒絕有選擇的遺忘。歷史不應該忘記，當遇羅克被槍殺後，高乾子弟（也就是現今人們常說的“紅色貴族”）們曾經歡欣鼓舞，他們毫不隱晦地說“主席還是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的” 。
很悲劇的是，當年的“紅海洋”人們還記憶猶新，40 年後的中國大陸，又興起一種“唱紅打黑”的狂潮。但有兩點不同，一是現在唱紅打黑的中堅們，正是當年被打成“黑幫”的後人們，二是唱紅不再是完全的政治目的，伴隨了更多的經濟目的。而招式卻與40 多年前幾乎完全一樣。比如有媒體報導，廈門女子唱紅歌，唱醒昏迷 210 日的植物人丈夫，為紅歌療法再獻新猷；兩名重慶的大學畢業生自籌 30 萬元，創建紅歌網；重慶奧體中心舉行中華紅歌會開幕式，來自全國各地 108 個合唱團登台演出。……
這些招數，是非常可笑的。唱紅可輔助治療癌症、治療精神病、治療植物人，是一回事，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官方傳媒刻意去報導這些個案，是另一回事。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有些疑難雜症在唱紅的心理輔助下得到治療，不敢說不會有如此奇蹟，但是因此提煉出紅歌療法，並以此作為治病的良方，那隻能與邪教相提並論。創業者喜歡創建哪類網站，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是，如果設立紅歌網，目的是為了討好主政者，進而從公帑里分一杯羮，則其心可誅。
現在，江西有中國紅歌會，重慶有中華紅歌會，相信亞洲紅歌會、世界紅歌會的誕生，其時不遠矣。會員們愛上那練歌就上那，那怕像重慶的易如國先生那樣不奔母喪而要進京唱紅歌，那也是他們的自由。但網民早就揭露，這些媲美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串連的歌會，卻都耗費的是納稅人的稅銀！
比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指出：重慶累計唱紅10.4 萬次場，參與人數8000 萬，場地費服裝道具一人1500 元，共計2.1 億元，每人次誤工費、交通費加起來共計2700 億。如果全國唱紅會是幾萬億，為什麼不搞醫保？！而中央電視台卻說，唱紅歌完全是群眾自發的。西安市民反駁說：“各個單位、各個街道唱紅歌、跳紅舞，早晨起來打小鼓。完全是政府補貼和操縱的，任務下達的。”有上海市民說，“上海現在每個街道紅歌比賽，退休的老年人、有些是沒工作的，來了給你們30 塊錢，然後吃頓飯、給錢，這個錢它願意付的。單位也是一樣的，都是增加點獎金。搞這種宣傳有什麼用呢？沒用的！”
國 內網民對此議論紛紛，人民網《強國論壇》的網友說：“紅歌就是人民鮮血染紅的歌；拿百姓的血來歌功頌德？無恥！”，還有“紅歌唱了幾十年，越唱人民越可 憐；貧富分化差別大，看病就業買房難！”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方教授對此指出，這種“集體和強制性的狂歡”，被當局作為“馴服和動員民眾的精神力量”。而這些紅歌裡，隱含或張揚著“個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體主義同時壓制個人尊嚴和自由主義。
現在，唱紅反唱紅開始了激烈的衝突，已從網絡上口水戰、黑客戰，發展到現實世界的司法戰，發展到鐵幕後的高層權力戰。唱紅派發起公訴學者茅于軾，一班人在上海準備向市人大遞交公訴書時，竟與公安發生衝突，頗有大水沖了龍王廟的劇情。文化光環下的利益衝突，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密集。
針對在全國范圍內掀起的紅色風潮，包括唱紅歌、跳紅舞、播紅劇、背毛澤東詩、貼大紅標語、做巨幅黨旗、萬名黨員宣誓等等，國內民眾和海內外學者指出，又回到了文革瘋狂的時代，紅潮在全國耗資數万億，老百姓怨聲載道。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說，這些紅歌就像浸透著專制毒汁的“惡之花”。
所以，歸根結底，當前席捲中國大陸的“唱紅”，是毛澤東專制主義的迴光返照。毛澤東活著的時候，凡做官當乾部的，全都是毛派。不是毛澤東派也得裝成毛澤東派，否則官是肯定做不下去，人也未必活得下來。幸而“毛主席萬歲”未遂，如今，不當毛派也能活命，也能“貪而優則仕”。所以，以前的毛派必有贗品。但如今的毛澤東派，雖有品種之別，卻無真假之分。
當今毛派有兩種：
第一種，是思想、感情上的毛派。他 們認為毛澤東是“人民領袖”，毛澤東是“大救星”，毛澤東思想是真理，毛澤東路線很正確，毛澤東功勞特大，毛澤東雄才大略，毛澤東用兵如神，毛澤東無人能 敵，毛澤東東方不敗，毛澤東拯救中國，毛澤東打敗美帝，毛澤東抵制蘇修，毛澤東為人民服務，……；即便毛澤東發動文革也動機良好，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沒錯 （五類分子臭老九走資派就該往死裡鬥，鬥死了社會才會進步），毛澤東搞大躍進沒餓死幾個人（餓死了又如何，毛澤東照樣很偉大），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整的 都是敵人和壞蛋（非敵非壞者是別人亂整，跟毛澤東無關），毛澤東特別儉樸，毛澤東從不腐敗，毛澤東不亂搞女人，毛澤東不修別墅，……如此等等。他們還認為鄧小平不如毛澤東、今不如昔，當今中國所有嚴重問題都與“違背主席教導”、“復辟資本主義”有關，假如毛澤東死後繼續搞毛澤東那一套，則階級敵人必定玩完，革命人民必定升天，“三大差別”早已消除，第三世界十分牛氣，……如此等等。這種毛澤東派似乎是真正的毛澤東粉，因為他們不僅以毛澤東欺人、更以毛澤東自欺，自己吸毒成癮，還鼓勵親戚朋友一起吸，滿以為那就是世上最有營養的補品。—— 此種毛澤東派，大抵以平民百姓、失意文人、失勢政客為主，或來自於地位被邊緣化、心理有失落感、對現實極其不滿的下降群體。
第二種毛派，是權力、利益上的毛派。他們未必是毛澤東的真粉絲，未必不知道真實的毛澤東，但他們就是不批毛澤東、不反毛澤東，而且也不許別人批毛澤東、反毛澤東。他們還要封鎖、銷毀毛澤東的罪證，偽造、變造毛澤東的功績，若遇天時地利，甚至還要大張旗鼓復辟毛澤東思想原教旨主義。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對我們大有利益”，其心態與當年遇羅克被槍殺後，高乾子弟（“紅色貴族”）們曾經歡欣鼓舞，毫不隱晦地說“主席還是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的”一樣。比如說，他們可以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名正言順地煽動仇恨、強化敵意、籠絡民粹、孤立精英，以便混水摸魚、亂中取勝。毛澤東仍然是“旗子”和“刀子”。所以，他們不僅要維護好毛澤東的政治靈位，要粉飾不斷褪色的毛澤東光輝形像，更重要的是，還要重啟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等“一抓就靈”的專政工具，如此才能化毛澤東氏餘炎為政治實利。
中國有所謂“紅色貴族” ，血統是紅的，未必政見、政術也是紅的。因為“紅色貴族” 不是齊一性的整體，其中自然有好人也有壞人，有人品出眾、才華卓越者，也有心術不正、愚蠢弱智者，所以，“紅色貴族” 這種東西，除了比平民百姓有錢、有權之外，在是非觀、價值觀方面，在人性的美好與醜惡方面，與社會整體是基本同構的，沒有什麼特別可愛或可怕的地方，不過承父祖餘蔭，以作晉身之資，其餘不足論。
而至於弱勢的平民老百姓中的“毛派”，其實遠比“紅色貴族” 複雜，也遠比“紅色貴族” 難纏。那 些把毛澤東當成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的護身符的人（比如出租車司機等勞動人民），那些把毛澤東當成“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梁山好漢、當成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南 海觀世音的人（比如底層的維權民眾），此類“唱紅”者通常對社會是無害的，雖然他們偶爾“懷念毛主席”，卻並不真想回到毛澤東時代，尤其是不一定想回到民 不聊生餓殍遍野的1959 年和如火如荼無法無天的1966 年。他們只是以崇毛的名義發洩對現實社會種種不公不義的強烈不滿而已。但如果所有這些無害的毛派在某個旗號之下匯合到了一起，並在某個“當代毛澤東”的強力統帥之下，接下來的事情就會失控，就要變味。
種種跡象表明，當前確有某一小撮“毛派”打定了主意，既要搞血統主義，又要走“群眾路線”；既要得鄧小平改革的好處，又要像毛澤東一樣無法無天。這樣的毛派，就是毛派中的紅色貴族，或紅色貴族中的毛派。他上可通天，下可接地；可以一面籠絡紅色世族，一面煽惑弱勢民眾，從而把隱伏在這兩股勢力之中的惡勢力導引出來，且冶於一爐、集於一身、為我所用。這種人是最可怕的。他雖然是紅色貴族，但他不會以“我爸爸”、“我爺爺”自誇於人，反而會以“和人民在一起”自相標榜；他雖然“唱紅”，但不會真的把毛澤東當菩薩，只是用毛澤東這尊假菩薩去騙取底層社會的真香火。
這種人逼人背語錄、唱紅歌，大造輿論、大樹權威，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任用親信、鎮壓異議，整肅警察、治理貪官，馴服記者、抓捕律師，運動群眾、恐嚇官場，左手打黑幫、右手滅法制，……。這樣的紅色貴族，非毛派不敢為。打黑、肅貪、治警、親民，這些都是好事，但好事也必須用正當的手段、正確的方法循法治路線去做，才是真好事。否則，即使偶爾在法治之外做成一兩件“大快人心”之事，又豈是國家之幸人民之福？！
在意大利，“打黑”成績最優秀的政府是墨索里尼政府；在中國，剿匪、禁娼最徹底的政府是毛澤東政府；在朝鮮，把黑社會全加在一起也鬥不過偉大的金正日將軍一根小手指頭。在“唱紅”聲勢與“打黑”威風這兩方面，希特勒、斯大林時代的德蘇兩國已數一數二，一切民主國家都沒法與之相比。但要說黑，誰還能比希特勒、斯大林這夥人渣更黑！所以，人們寧可有條件地容忍某些適度存在的社會醜惡，卻不應允許出現一個比土匪黑社會加在一起還要醜惡兇殘千萬倍的專製鐵腕強盜政府。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公開表示，增強憂患意識，比只是唱歌頌輝煌更重要。據《羊城晚報》報導，6 月26 日上午，廣東省委辦公廳在陽光讀書廳舉辦了一次組織生活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張幗英和省委辦公廳的黨員一起參加了活動。在談話中，汪洋說，“既要看到長期執政形成的良好基礎，更要積極應對長期執政正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現在經濟是發展了，但確實還有些基層群眾的經濟權益沒有得到保障、政治權益沒有得到體現。”
汪洋最後一句說：就我們長期執政的需要看，增強憂患意識比只是歌頌輝煌更加重要。而《羊城晚報》標題特別將“ 增強憂患意識” 和“ 歌頌輝煌” 用紅黑字體顯示，以突顯這兩個詞，其含義不言而喻。
而重慶，“唱紅”已愈演愈烈。正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所指，重慶近兩年累計唱紅10.4 萬場次，有8000 萬人次參與。“場地費、服裝道具費平均一人1500 元，就共是2.1 億元，每人次誤工費、交通費加起來共計2700 億。如果全國唱紅會是幾萬億，為什麼這些錢不用來搞醫保？ ”確實，作為普通老百姓來說，實惠才是最重要的。至於“歌功頌德”，早在40 年前的文革中，國人就已領教夠了；但，中國有進步嗎？！
Friday, July 22, 2011
柳 江：為“毛家祠堂”（四）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四）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107/Article_20110703175333.shtml
——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下）
作者：柳江 文章來源：明鏡 點擊數：212 更新時間：7/3/2011 5:53:33 PM
（續前）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大會認定彭、黃、張、周結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深入揭發批判這個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反對三面紅旗的罪行。林彪作為17日才調上廬山的援軍，他批判彭德懷反對毛主席：“毛澤東是個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覺得他是個大英雄。兩雄不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據說譚啟龍因沒排上“俱樂部成員”，得以倖免。會後移師北京繼續批判，劉、朱、周都參與批判。
9月1日毛澤東把他這次上廬山前後寫的兩首七律《到韶山》《登廬山》寄給詩刊主編臧克家和副主編徐遲，同時附一封信。信中說：“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進攻，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毛澤東告訴詩刊，他的兩首詩，也是答復（全世界反動派）那些王八蛋的！毛的信和詩，經人民日報和全國報刊的轉載風傳，造成推動反右傾強大的階級鬥爭的聲浪，全黨打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300多萬人，受到開除黨籍、撤職、勞改的處分。
《二卷》只寫了繼續大躍進和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回避了1960年餓死人達到高峰。1960年5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河南省長吳芝甫不得不談到信陽：“今年浮腫病多，主要是信陽專區，旁的專區也有一點，不怎麼嚴重。信陽專區說病了十來萬人，正常死亡與浮腫病死亡也很難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陽專區可以增加好幾萬人。”4月份，中監委已經派李堅一行在調查信陽餓死百萬人的問題，對河南和信陽的情況，毛當然清楚，一向喜歡嚴厲批評人的他，只說：“我們中央、省這兩級做上層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點要點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對於餓死人竟然如此地置若罔聞，完全喪失人性。
1959-1960年，信陽、安徽、河南、廣西、貴州等地，已經發生人吃人，中國繼續保持高征糧，高出口。1960年10月，各地餓死人嚴重情況都紛紛報給中央。中監委和中組部工作組認定信陽地區餓死一百萬的事實。由周恩來主持起草《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中央十二條》），11月3日下發，農村首先開始反幹部“一平二調”的五風運動，同時開展“小秋收”活動。城市也組織大批人員上山下水，採集野生植物加工成代食品。最著名的有“小球藻”。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證明他是個從不認錯，殘酷無比的暴君，也致使他一手製造的大饑荒繼續升級，這是在和平年代對人類犯下的最大的罪行。《二卷》對大躍進之中的這場反右傾運動造成的更加嚴重後果，也只寫成是“黨在社會主義艱辛探索中發生的曲折。”
50年後，退休的新華社記者，《炎黃春秋》主編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墓碑》，他計算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使得全國總人口減少5333萬，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的兩部分人口。根據他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的調查，與中外學者提供的數字做了比較，他提出3600萬這個數字。但是還是遠遠低於親歷者提供的資料。
五，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繼續犯罪。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這場運動是他君權無邊，個人迷信發展到頂峰時候，大搞特稿的一場“清君側”，這場革命的本質就是動亂，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國家主席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新高峰，九大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以及毛澤東在運動中不斷下達的最高指示，都是毛利用民粹主義手段，消除異己，大搞權力鬥爭的證據。這個理論毒化了全國人民，成為成立造反組織，大搞奪權鬥爭，私設公堂和監獄，全國搞武鬥的依據。也是破環國家正常秩序，破壞法制的依據。文革十年究竟使得多少人死於非命，至今還沒有像大饑荒一樣的民間調查數位，官方檔案也未公開，所披露的只有葉劍英講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
1，《二卷》掩蓋毛澤東是文革首犯。
鄧小平對起草《決議》的寫作小組說過：“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二卷》修改者對鄧小平的話，吃得特別透。張啟華說“不要重在批評個人，包括毛澤東”。
劉少奇是毛澤東文革第一打倒的對象，薄一波向劉源透露：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伸著一根小手指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伸出一根小手指，就能把你打倒！”明明這個第一大冤案，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也是毛澤東批准的，《二卷》仍舊寫成是康生、江青、謝富治搞的。
2，《二卷》將“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當作兩個概念，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否定文革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都寫成是林彪、四人幫的錯誤，保護了毛澤東。文革十年中經濟、外貿、外交的發展，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劃分，《二卷》都做了肯定。因此張啟華說的“對文化大革命要徹底否定”，是沒有做到的。
不否定毛澤東，就一定否定不了文化大革命。
3，《二卷》對林彪領導的60年代前期的軍事工作，政治掛帥，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加以肯定。其實這正是林彪搞頂峰論，“一句頂一萬句”，神話毛澤東的開始。
關於林彪，《二卷》回避了毛澤東為什麼選擇他當親密戰友，革命接班人，並且將他寫入黨章、憲法，只寫林彪和江青的勾結。這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4，同樣對周恩來的批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都儘量減輕毛澤東的責任，也都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5，關於周恩來。周恩來是幫助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十分關鍵的人物，他是幾乎所有重要專案組的總組長，劉少奇“內奸、叛徒、工賊”的定性，也是他做的，獲得毛澤東的批准。推動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周的作用比較林彪更長久。有關周恩來應該承擔的文化大革命責任，《二卷》像保護毛澤東一樣，也進行掩飾，把他寫成糾正錯誤的功臣和受害者。中共至今把維護周恩來的聲譽當作是維護共產黨的聲譽不可或缺的，自欺欺人甚至超過了維護毛澤東。
6 ，粉碎“四人幫”突出李先念，對三個主要決策人、執行人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的作用都沒寫夠。
“歷史轉折”全力美化鄧小平，貶低華國鋒和胡耀邦
《二卷》“歷史轉折”一章，歷史的主導者華國鋒提前讓位給了鄧小平。
經歷過這場歷史轉折的人們，誰不知道推動和領導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是胡耀邦，他的主要支持者是華國鋒和葉劍英，《二卷》卻只寫鄧小平和陳雲兩個人，已經遭到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抗議。
《二卷》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一節，首段，醞釀——黨校‘三次路線大討論“；次段，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的思想交鋒；竟然連胡耀邦的名字都沒有。直到第三段真理標準討論在全國展開，胡耀邦的名字才排在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之後出現。而支持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党的主席華國鋒的名字一直看不見。歪曲歷史還有更甚的嗎？
為了把胡耀邦領導平反冤假錯案的功勞說成是鄧小平的，三十年來中共宣傳機構一直製造著一個誤區，就是把1977年開始的這件重大的撥亂反正的工作，推遲到1978年5月，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後。1977年8月12日，十一大在北京召開，党的主席華國鋒的政治報告的主旨，還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樣非常不利於解決文革中製造的大批冤假錯案。
胡耀邦回到黨校之後立即組成寫作班子，開始起草《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文章前後經過17次修改。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整整一個版，將近一萬字。讀者的來信和電報一個月來了一萬多封。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更加熱鬧，受迫害的老幹部，把大門圍了一層又一層。這些人手上都拿著10月7日的人民日報。當時的中組部部長郭玉峰也指著《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對他的下屬說：“通篇都是右派言論。”這就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步。一個星期之後，第二篇文章的清樣又放在胡耀邦的辦公桌上，那晚停電，胡耀邦點起兩支蠟燭，與楊逢春一起將文章逐句修改了一篇。11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把文章發表出來，題目是《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署名“本報評論員”，同時，還發表了五封讀者來信。
胡績偉任社長兼總編輯的人民日報，又把批評中組部部長郭玉峰的大字報彙編成冊，用報社黨委的名義上呈中央。幾天之後，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代替郭玉峰擔任中組部部長，同時兼黨校校長。12月15日，胡耀邦走進了中組部灰色的大樓。
1978年5月，胡耀邦親手創辦的理論刊物《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全國大討論。此時胡耀邦在中組部已經解決了堆積如山的積壓案件。國內一篇通訊曾報導安子文在自己女兒面前把自己和胡耀邦作過一番比較：“我當了20多年中央組織部部長、副部長，結果進了監獄；胡耀邦才當了一年中央組織部部長，卻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記者們也不客氣地評論：“胡耀邦在部長任內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10年副部長和10年部長加在一起做的事情還要多。”
胡績偉早就撰文揭露了製造宣傳誤區的伎倆。《二卷》依然繼續製造，這不是篡改歷史，又是什麼？
劉少奇臨死只留下九個字：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二卷》公然宣稱黨史姓黨！無視人民見證歷史的力量，只能是一部專司奴僕之職的偽劣之作。無論如何為中共大暴君毛澤東文過飾非，在人民的苦難和累累白骨面前，罪惡都要被一一清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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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四）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107/Article_20110703175333.shtml
——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下）
作者：柳江 文章來源：明鏡 點擊數：212 更新時間：7/3/2011 5:53:33 PM
（續前）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大會認定彭、黃、張、周結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深入揭發批判這個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反對三面紅旗的罪行。林彪作為17日才調上廬山的援軍，他批判彭德懷反對毛主席：“毛澤東是個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覺得他是個大英雄。兩雄不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據說譚啟龍因沒排上“俱樂部成員”，得以倖免。會後移師北京繼續批判，劉、朱、周都參與批判。
9月1日毛澤東把他這次上廬山前後寫的兩首七律《到韶山》《登廬山》寄給詩刊主編臧克家和副主編徐遲，同時附一封信。信中說：“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進攻，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毛澤東告訴詩刊，他的兩首詩，也是答復（全世界反動派）那些王八蛋的！毛的信和詩，經人民日報和全國報刊的轉載風傳，造成推動反右傾強大的階級鬥爭的聲浪，全黨打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300多萬人，受到開除黨籍、撤職、勞改的處分。
《二卷》只寫了繼續大躍進和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回避了1960年餓死人達到高峰。1960年5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河南省長吳芝甫不得不談到信陽：“今年浮腫病多，主要是信陽專區，旁的專區也有一點，不怎麼嚴重。信陽專區說病了十來萬人，正常死亡與浮腫病死亡也很難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陽專區可以增加好幾萬人。”4月份，中監委已經派李堅一行在調查信陽餓死百萬人的問題，對河南和信陽的情況，毛當然清楚，一向喜歡嚴厲批評人的他，只說：“我們中央、省這兩級做上層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點要點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對於餓死人竟然如此地置若罔聞，完全喪失人性。
1959-1960年，信陽、安徽、河南、廣西、貴州等地，已經發生人吃人，中國繼續保持高征糧，高出口。1960年10月，各地餓死人嚴重情況都紛紛報給中央。中監委和中組部工作組認定信陽地區餓死一百萬的事實。由周恩來主持起草《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中央十二條》），11月3日下發，農村首先開始反幹部“一平二調”的五風運動，同時開展“小秋收”活動。城市也組織大批人員上山下水，採集野生植物加工成代食品。最著名的有“小球藻”。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證明他是個從不認錯，殘酷無比的暴君，也致使他一手製造的大饑荒繼續升級，這是在和平年代對人類犯下的最大的罪行。《二卷》對大躍進之中的這場反右傾運動造成的更加嚴重後果，也只寫成是“黨在社會主義艱辛探索中發生的曲折。”
50年後，退休的新華社記者，《炎黃春秋》主編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墓碑》，他計算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使得全國總人口減少5333萬，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的兩部分人口。根據他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的調查，與中外學者提供的數字做了比較，他提出3600萬這個數字。但是還是遠遠低於親歷者提供的資料。
五，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繼續犯罪。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這場運動是他君權無邊，個人迷信發展到頂峰時候，大搞特稿的一場“清君側”，這場革命的本質就是動亂，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國家主席劉少奇。作為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新高峰，九大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以及毛澤東在運動中不斷下達的最高指示，都是毛利用民粹主義手段，消除異己，大搞權力鬥爭的證據。這個理論毒化了全國人民，成為成立造反組織，大搞奪權鬥爭，私設公堂和監獄，全國搞武鬥的依據。也是破環國家正常秩序，破壞法制的依據。文革十年究竟使得多少人死於非命，至今還沒有像大饑荒一樣的民間調查數位，官方檔案也未公開，所披露的只有葉劍英講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
1，《二卷》掩蓋毛澤東是文革首犯。
鄧小平對起草《決議》的寫作小組說過：“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二卷》修改者對鄧小平的話，吃得特別透。張啟華說“不要重在批評個人，包括毛澤東”。
劉少奇是毛澤東文革第一打倒的對象，薄一波向劉源透露：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伸著一根小手指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伸出一根小手指，就能把你打倒！”明明這個第一大冤案，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也是毛澤東批准的，《二卷》仍舊寫成是康生、江青、謝富治搞的。
2，《二卷》將“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當作兩個概念，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否定文革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都寫成是林彪、四人幫的錯誤，保護了毛澤東。文革十年中經濟、外貿、外交的發展，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劃分，《二卷》都做了肯定。因此張啟華說的“對文化大革命要徹底否定”，是沒有做到的。
不否定毛澤東，就一定否定不了文化大革命。
3，《二卷》對林彪領導的60年代前期的軍事工作，政治掛帥，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加以肯定。其實這正是林彪搞頂峰論，“一句頂一萬句”，神話毛澤東的開始。
關於林彪，《二卷》回避了毛澤東為什麼選擇他當親密戰友，革命接班人，並且將他寫入黨章、憲法，只寫林彪和江青的勾結。這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4，同樣對周恩來的批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都儘量減輕毛澤東的責任，也都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5，關於周恩來。周恩來是幫助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十分關鍵的人物，他是幾乎所有重要專案組的總組長，劉少奇“內奸、叛徒、工賊”的定性，也是他做的，獲得毛澤東的批准。推動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周的作用比較林彪更長久。有關周恩來應該承擔的文化大革命責任，《二卷》像保護毛澤東一樣，也進行掩飾，把他寫成糾正錯誤的功臣和受害者。中共至今把維護周恩來的聲譽當作是維護共產黨的聲譽不可或缺的，自欺欺人甚至超過了維護毛澤東。
6 ，粉碎“四人幫”突出李先念，對三個主要決策人、執行人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的作用都沒寫夠。
“歷史轉折”全力美化鄧小平，貶低華國鋒和胡耀邦
《二卷》“歷史轉折”一章，歷史的主導者華國鋒提前讓位給了鄧小平。
經歷過這場歷史轉折的人們，誰不知道推動和領導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是胡耀邦，他的主要支持者是華國鋒和葉劍英，《二卷》卻只寫鄧小平和陳雲兩個人，已經遭到葉劍英的侄子葉選基的抗議。
《二卷》有關真理標準的討論一節，首段，醞釀——黨校‘三次路線大討論“；次段，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的思想交鋒；竟然連胡耀邦的名字都沒有。直到第三段真理標準討論在全國展開，胡耀邦的名字才排在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之後出現。而支持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党的主席華國鋒的名字一直看不見。歪曲歷史還有更甚的嗎？
為了把胡耀邦領導平反冤假錯案的功勞說成是鄧小平的，三十年來中共宣傳機構一直製造著一個誤區，就是把1977年開始的這件重大的撥亂反正的工作，推遲到1978年5月，真理標準大討論之後。1977年8月12日，十一大在北京召開，党的主席華國鋒的政治報告的主旨，還是闡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樣非常不利於解決文革中製造的大批冤假錯案。
胡耀邦回到黨校之後立即組成寫作班子，開始起草《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文章前後經過17次修改。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整整一個版，將近一萬字。讀者的來信和電報一個月來了一萬多封。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更加熱鬧，受迫害的老幹部，把大門圍了一層又一層。這些人手上都拿著10月7日的人民日報。當時的中組部部長郭玉峰也指著《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對他的下屬說：“通篇都是右派言論。”這就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第一步。一個星期之後，第二篇文章的清樣又放在胡耀邦的辦公桌上，那晚停電，胡耀邦點起兩支蠟燭，與楊逢春一起將文章逐句修改了一篇。11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把文章發表出來，題目是《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署名“本報評論員”，同時，還發表了五封讀者來信。
胡績偉任社長兼總編輯的人民日報，又把批評中組部部長郭玉峰的大字報彙編成冊，用報社黨委的名義上呈中央。幾天之後，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代替郭玉峰擔任中組部部長，同時兼黨校校長。12月15日，胡耀邦走進了中組部灰色的大樓。
1978年5月，胡耀邦親手創辦的理論刊物《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全國大討論。此時胡耀邦在中組部已經解決了堆積如山的積壓案件。國內一篇通訊曾報導安子文在自己女兒面前把自己和胡耀邦作過一番比較：“我當了20多年中央組織部部長、副部長，結果進了監獄；胡耀邦才當了一年中央組織部部長，卻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記者們也不客氣地評論：“胡耀邦在部長任內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10年副部長和10年部長加在一起做的事情還要多。”
胡績偉早就撰文揭露了製造宣傳誤區的伎倆。《二卷》依然繼續製造，這不是篡改歷史，又是什麼？
劉少奇臨死只留下九個字：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二卷》公然宣稱黨史姓黨！無視人民見證歷史的力量，只能是一部專司奴僕之職的偽劣之作。無論如何為中共大暴君毛澤東文過飾非，在人民的苦難和累累白骨面前，罪惡都要被一一清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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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江：為“毛家祠堂”（三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 - 和平與盛世 - udn城市: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三）
——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下）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106/Article_20110627230042.shtml
作者：柳江 文章來源：明鏡 點擊數：260 更新時間：6/27/2011 11:00:42 PM
四，《二卷》堅持“在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之下，《二卷》肯定了什麼？
1，反右必要論。
1957年毛澤東又發動和指揮了主要針對知識份子的“反右派鬥爭”，他個人的評價是“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1957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勝仗啊！一個肅反，一個反右。”《二卷》依照鄧小平的《決議》寫此章，肯定“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竟然與毛澤東自己的評價沒有多大出入。
2009年2月，郭道暉在《炎黃春秋》發表的一篇文章，也引起過全國性的轟動，他徹底批駁官方至今堅持的“反右必要論”。郭道暉寫道：“據中共中央公佈的資料，1957—58年共劃右派55萬2973人，1978年以後”改正“55萬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人。擴大化5759.1354倍，錯劃比率占99.99%.所謂”必要性“只占萬分之1.736.又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萬8470人，還有143萬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實際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萬，而是55萬的5.6倍！（參見ks.cn.yahoo.com 2007-10-03）”
1958年5月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講話時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為處置右派，毛澤東違憲設立了勞動教養制度。
反右派運動是毛澤東建國之後對言論自由最殘暴，規模最大的一場鎮壓，它最直接的後果，是消滅了中國有獨立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閹割了500萬知識份子批判社會的功能。使中國再沒有相對獨立的媒體和媒體人。它的巨大破壞性遠遠不限制於仕的階層，最直接孕育出的是大躍進。
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海內外學界和中共黨內民主力量都沒有被鄧小平的《決議》束縛，30年來，對反右派運動的深入批判和揭示出的真實資料，已經化作中國思想史上的巨大成果。對反右派運動性質的研究，徹底擺脫了中共黨的立場和視角，而是站在人民立場和憲政視角，把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看作是毛澤東代表的共產極權主義，對整風鳴放這場中共建國後第一次偉大的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
2，整風和反右運動，背景都是1956年2月蘇聯二十大
1957年的整風和反右運動，是目的完全不同的兩個運動。但是有著共同的背景，都是1956年2月蘇共的二十大。赫魯雪夫於2月24日夜至25日晨，召集蘇共代表，做了長達四個半小時《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令人震驚地揭露和批判了史達林個人崇拜、肅反擴大化，衛國戰爭前對德國進攻喪失警惕，在國內壓制民主和對南斯拉夫鐵托問題上的錯誤。重點揭露了史達林搞大鎮壓的黑幕，史達林的理論是：“社會主義越是勝利，敵人就越是增多。”史達林的方式是，要抓誰，就說誰是“人民公敵”，內務部就事先判好刑，交史達林批准。包括對軍官和將領。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對毛澤東和中共的震動絕不亞於對東歐各國。對中國知識份子則是一場思想啟蒙。
3月3日下午1時半，出席蘇共20大的中共代表團成員鄧小平和譚震林回到北京，毛澤東便召集劉少奇、周恩來聽取鄧小平的彙報。12日晚上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一改往常，情緒低沉憂慮，他說：“對赫魯雪夫的報告，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說它揭了蓋子，就是講，這個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史達林並不是一貫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它捅了漏子，就是講，赫魯雪夫做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是方法上，又有嚴重錯誤。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研究。”
4月5日作為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對史達林做了三七開。
4月下旬，吳冷西在新華社做的有關政策的長篇報告裏說：“喬木同志最近談了一下毛主席的心情。喬木同志說：”史達林時代統治的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殘暴的統治，如果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下去，是不會千秋萬世的，毛主席最近日思夜想，就是要設法使社會主義能夠千秋萬世‘。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提出新形勢下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向現代科學進軍”的任務和雙百方針。做出要調整黨群關係、黨政關係的姿態。
9月，八大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新黨章取消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改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現在中共官方出版的書籍中，有說這是八大彭德懷的提議，劉少奇復議，在黨章中劃掉了毛澤東思想；也有說是毛澤東自己的提議。但是事實證明毛澤東對此是非常生氣的。雖然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稱他為“偉大舵手”，也難化解毛心中的怨憤。
3，波蘭、匈牙利事件使得毛澤東在中國拿起刀子。
1956年6月波蘭發生波茲南市大罷工和遊行示威。10月23日匈牙利爆發20萬人的示威遊行，隨後演變為起義，納吉上臺，立刻宣佈退出華沙條約組織。
10月30日，毛澤東讓正在莫斯科的劉少奇向蘇共中央提議：一個是進攻方針，用蘇軍把反革命壓下；二是退的方針，蘇軍撤出匈牙利。11月4日蘇軍開進布達佩斯。
11月15日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做總結發言：對蘇共二十大，他說有兩把刀子，史達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史達林的錯誤是沒有處理好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東歐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他重提高崗事件，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有人裏通外國。最後他宣佈：準備明年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說明毛澤東對黨內要拿起被赫魯雪夫丟掉的刀子了。
郭道暉認為，毛澤東整風原旨在防腐保江山，和歷來政治運動一樣，要敲打不同意見者。也正如夏衍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級幹部討論《決議草案》時說的：1957年反右，當時就有人說，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怕的是黨內出赫魯雪夫（指在毛百年後作“秘密報告”。）
4，“引蛇出洞”的一幕。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做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人民日報沒有報導。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沒有公佈前，也不能引用。因為毛的講話常大改，毛欽定的特派員胡喬木也不敢指示人民日報報導。《光明日報》、《文匯報》做了突出的報導。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破例邀請黨外160名著名人士參加。10日召開新聞界座談會，毛澤東對常芝青（當今第一夫人劉永清的舅舅）說：“《光明日報》是民主黨派的報紙，你一個共產黨員在那裏當什麼總編輯。你撤出來，找一個民主人士去當總編輯。”胡喬木當場推薦新華書店總經理儲安平，說：“此人解放前在上海辦《觀察》，批國民黨批得很厲害，他當總編輯很合適。”毛澤東對儲和《觀察》早有耳聞，當場拍板。
4月10日毛澤東從杭州回來，把陳伯達、胡喬木、周揚、鄧拓、胡績偉召集到豐澤園菊香書屋的臥室裏開會。毛大發脾氣：“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總編輯鄧拓做了解釋，毛澤東依舊不依不饒，大罵鄧拓“占著毛坑不拉屎”，參加中央會議後不發消息，不寫社論，只能“增加板凳折舊費”，甚至說：“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接著，毛澤東說：“現在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究竟是什麼？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
這次會議被共產黨的這幾位大秀才稱為“床前訓話”。鄧拓被逼辭職，老毛還說他是假的。六月一日離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只有一個星期，他親自找吳冷西談話，要調吳到人民日報當總編輯。鄧拓明升暗降當了無實權的社長。一個星期後的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
以上是“引蛇出洞”驚心動魄的一幕。上任不過三個月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和《文匯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都被打成右派。
事後鄧拓曾經對胡績偉說過：“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胡績偉認為：“鄧拓不執行毛的陰謀故而遭忌。”針對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對共產黨的批評，整風立即改變為反右派運動。1957年的毛澤東不會再考慮什麼《甲申三百年祭》，警惕的也不是什麼“糖衣炮彈”，他一心要消滅資產階級了，不僅黨外人士，就是黨內知識份子，也絕不能有獨立的思想見解，只能唯上，以毛澤東的馬首是瞻，否則就死無葬身之地。
《二卷》是這樣堅持“反右必要論”的：“事實表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敵對勢力確實存在，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堅決予以還擊，藉以教育廣大黨員和人民是正確的和必要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人民中間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穩定了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放棄這種鬥爭，不在問題發生的範圍內鮮明地擊退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亂。在這方面，黨所取得的經驗是具有長遠意義的。”不知《二卷》的修改者們，這樣寫論述，你們自己相信嗎？你們是怎樣掂量96人與317萬的比重的？當你們確定“黨所取得的經驗是具有長遠意義的”，是指今天嗎？北大荒，夾邊溝，在你們的黨性中還能擠出一點點位置嗎？
《二卷》將毛澤東重大決策錯誤都寫成偉大勝利
毛澤東主政27年，與他不斷發動政治運動，搞階級鬥爭的治國方式相比較，政治、經濟決策的根本錯誤，是更為主要的，對國家民族造成的破壞也更為慘重。張啟華修改的《二卷》的主旨“成績寫夠，缺點寫透，評價公正。”遮掩的正是毛澤東政治、經濟決策的根本錯誤，以此來完成修史的使命。
一，“抗美援朝”是第一個，也是最重大的決策錯誤。
朝鮮戰爭發生已經60年，美國的檔案早已公開，前蘇聯檔案解密也有20年，中國學者對這場戰爭的研究成果已經被世界引用，《二卷》完全沿襲六十年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宣傳來寫這一章，不能不令人震驚。
著名的中蘇關係和韓戰史研究專家沈志華，以大量的檔案史料證明：“唯有中國人站出來這一招，這是毛澤東為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中國多數領導人反對出兵，主要是從軍事角度考慮的，而毛澤東力排眾議，一再主張出兵援朝，考慮的就是這個政治問題。”
“是毛澤東在危急時刻做出的中國出兵與美國孤軍作戰這一決定，才改變了史達林對中共和毛澤東的看法，並在事實上鞏固和發展了中蘇同盟的政治基礎。此後，史達林及時派出蘇聯空軍參戰，為中國提供了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並在涉及戰爭的一系列戰略問題上支持了中國的主張。”
而中國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則把冷戰引向了亞洲。“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在歐亞大陸連成了一片，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對抗便從大西洋擴展到太平洋——冷戰從此具有了全球意義。”
入朝作戰部隊190萬，後勤部隊數十萬
因此，毛澤東主導參加朝鮮戰爭，不止是讓經歷了戰亂頻仍的中國人民付出死亡和減員近一百萬人的慘重代價。而熱戰之後長久的冷戰，更使得中國長久背離世界文明的潮流，期盼和平、安康的中國人民，不得不遭受蘇聯模式的盤剝和極左的思想毒化，深陷於匱乏、貧困和愚昧的泥沼，付出了不堪回首的慘重的生命和財產的代價。
一，實行三大改造，選擇史達林經濟模式是第二個重大決策的錯誤。
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從現在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他已經迫使劉少奇放棄了對新民主主義的堅守。
為了解脫史達林“會遇到另一個讓他感到頭疼的亞洲的鐵托”的顧慮，10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受毛澤東的委託，向史達林報告中共中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
1951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的第一個互助合作決議（草案），由中共中央批發下達。毛澤東對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秘書長杜潤生說：“新民主主義是個橋，咱們要過河拆橋。”
毛澤東讓資本主義絕種。
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規定用十五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完成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資本主義絕種。
毛澤東用會議和中央文件，層層批判鄧子恢是右傾機會主義，是“小腳女人”。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用憲法將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固定下來。因此，不是十年，而是三年就基本建成了史達林模式。
這三年的沉重代價，上文有述，不再贅言。
三，一直對知識份子實行思想改造政策，對中國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萬劫不復，至今難以復興。
毛澤東一生仇視知識份子，把知識份子看成是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的毛，建國之後對待知識份子繼續採用延安整風的思想改造政策。這個政策貫徹在抗美援朝、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合作化激烈的政治運動中，也就演化為一場接一場殘酷的思想改造運動。
《二卷》把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和相關聯的全國規模的院校調整，寫成是一次學習運動，民間對這場運動揭露的資料十分豐富。就是這場運動根本破壞了中國現代學術建制，整體向蘇聯教育體制轉型，重點培養社會主義工業化急需的工業人才和師資人才，合併院校，消滅了教會大學、私立大學，高校接受教育部領導，一律實行黨委領導制，成為政府部門。各院校都壓縮學科，嚴格分成文科、理科、工科和農林醫科，學科之間沒有綜合，專業之間也缺乏滲透和交融。各學科必須接受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哲學的指導，高等院校一律設立共同理論課，佔用相當的課時。國外極受到重視的社會學，政治學，竟然被毛澤東親自砍掉。一大批學科帶頭人和著名教授都成為接受思想改造物件，他們教授的學科內容有的全部被推翻，只能用翻譯蘇聯的教學大綱授課。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
1952年開始，發生的是一場對中國教育、文化和科學產生巨大破壞性的變革，配合文藝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服務工農兵運動，使得建國之後的教育、文化水準大大遜於國民黨時代。致使中國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水準，全社會的文化水準，與世界水準越落越遠。《二卷》總體肯定這場變革的積極成果，對於貫徹幾十年的群眾鬥爭，“人人過關”，只是作為及時糾正的缺點，輕輕點到為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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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下）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106/Article_20110627230042.shtml
作者：柳江 文章來源：明鏡 點擊數：260 更新時間：6/27/2011 11:00:42 PM
四，《二卷》堅持“在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之下，《二卷》肯定了什麼？
1，反右必要論。
1957年毛澤東又發動和指揮了主要針對知識份子的“反右派鬥爭”，他個人的評價是“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1957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勝仗啊！一個肅反，一個反右。”《二卷》依照鄧小平的《決議》寫此章，肯定“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竟然與毛澤東自己的評價沒有多大出入。
2009年2月，郭道暉在《炎黃春秋》發表的一篇文章，也引起過全國性的轟動，他徹底批駁官方至今堅持的“反右必要論”。郭道暉寫道：“據中共中央公佈的資料，1957—58年共劃右派55萬2973人，1978年以後”改正“55萬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人。擴大化5759.1354倍，錯劃比率占99.99%.所謂”必要性“只占萬分之1.736.又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萬8470人，還有143萬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實際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萬，而是55萬的5.6倍！（參見ks.cn.yahoo.com 2007-10-03）”
1958年5月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講話時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為處置右派，毛澤東違憲設立了勞動教養制度。
反右派運動是毛澤東建國之後對言論自由最殘暴，規模最大的一場鎮壓，它最直接的後果，是消滅了中國有獨立政治綱領的民主黨派，閹割了500萬知識份子批判社會的功能。使中國再沒有相對獨立的媒體和媒體人。它的巨大破壞性遠遠不限制於仕的階層，最直接孕育出的是大躍進。
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海內外學界和中共黨內民主力量都沒有被鄧小平的《決議》束縛，30年來，對反右派運動的深入批判和揭示出的真實資料，已經化作中國思想史上的巨大成果。對反右派運動性質的研究，徹底擺脫了中共黨的立場和視角，而是站在人民立場和憲政視角，把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看作是毛澤東代表的共產極權主義，對整風鳴放這場中共建國後第一次偉大的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
2，整風和反右運動，背景都是1956年2月蘇聯二十大
1957年的整風和反右運動，是目的完全不同的兩個運動。但是有著共同的背景，都是1956年2月蘇共的二十大。赫魯雪夫於2月24日夜至25日晨，召集蘇共代表，做了長達四個半小時《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令人震驚地揭露和批判了史達林個人崇拜、肅反擴大化，衛國戰爭前對德國進攻喪失警惕，在國內壓制民主和對南斯拉夫鐵托問題上的錯誤。重點揭露了史達林搞大鎮壓的黑幕，史達林的理論是：“社會主義越是勝利，敵人就越是增多。”史達林的方式是，要抓誰，就說誰是“人民公敵”，內務部就事先判好刑，交史達林批准。包括對軍官和將領。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對毛澤東和中共的震動絕不亞於對東歐各國。對中國知識份子則是一場思想啟蒙。
3月3日下午1時半，出席蘇共20大的中共代表團成員鄧小平和譚震林回到北京，毛澤東便召集劉少奇、周恩來聽取鄧小平的彙報。12日晚上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一改往常，情緒低沉憂慮，他說：“對赫魯雪夫的報告，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說它揭了蓋子，就是講，這個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史達林並不是一貫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它捅了漏子，就是講，赫魯雪夫做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是方法上，又有嚴重錯誤。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研究。”
4月5日作為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對史達林做了三七開。
4月下旬，吳冷西在新華社做的有關政策的長篇報告裏說：“喬木同志最近談了一下毛主席的心情。喬木同志說：”史達林時代統治的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殘暴的統治，如果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下去，是不會千秋萬世的，毛主席最近日思夜想，就是要設法使社會主義能夠千秋萬世‘。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做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提出新形勢下對知識份子的政策，“向現代科學進軍”的任務和雙百方針。做出要調整黨群關係、黨政關係的姿態。
9月，八大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新黨章取消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改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現在中共官方出版的書籍中，有說這是八大彭德懷的提議，劉少奇復議，在黨章中劃掉了毛澤東思想；也有說是毛澤東自己的提議。但是事實證明毛澤東對此是非常生氣的。雖然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稱他為“偉大舵手”，也難化解毛心中的怨憤。
3，波蘭、匈牙利事件使得毛澤東在中國拿起刀子。
1956年6月波蘭發生波茲南市大罷工和遊行示威。10月23日匈牙利爆發20萬人的示威遊行，隨後演變為起義，納吉上臺，立刻宣佈退出華沙條約組織。
10月30日，毛澤東讓正在莫斯科的劉少奇向蘇共中央提議：一個是進攻方針，用蘇軍把反革命壓下；二是退的方針，蘇軍撤出匈牙利。11月4日蘇軍開進布達佩斯。
11月15日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做總結發言：對蘇共二十大，他說有兩把刀子，史達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史達林的錯誤是沒有處理好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東歐國家的基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他重提高崗事件，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有人裏通外國。最後他宣佈：準備明年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說明毛澤東對黨內要拿起被赫魯雪夫丟掉的刀子了。
郭道暉認為，毛澤東整風原旨在防腐保江山，和歷來政治運動一樣，要敲打不同意見者。也正如夏衍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級幹部討論《決議草案》時說的：1957年反右，當時就有人說，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怕的是黨內出赫魯雪夫（指在毛百年後作“秘密報告”。）
4，“引蛇出洞”的一幕。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做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人民日報沒有報導。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沒有公佈前，也不能引用。因為毛的講話常大改，毛欽定的特派員胡喬木也不敢指示人民日報報導。《光明日報》、《文匯報》做了突出的報導。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破例邀請黨外160名著名人士參加。10日召開新聞界座談會，毛澤東對常芝青（當今第一夫人劉永清的舅舅）說：“《光明日報》是民主黨派的報紙，你一個共產黨員在那裏當什麼總編輯。你撤出來，找一個民主人士去當總編輯。”胡喬木當場推薦新華書店總經理儲安平，說：“此人解放前在上海辦《觀察》，批國民黨批得很厲害，他當總編輯很合適。”毛澤東對儲和《觀察》早有耳聞，當場拍板。
4月10日毛澤東從杭州回來，把陳伯達、胡喬木、周揚、鄧拓、胡績偉召集到豐澤園菊香書屋的臥室裏開會。毛大發脾氣：“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去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總編輯鄧拓做了解釋，毛澤東依舊不依不饒，大罵鄧拓“占著毛坑不拉屎”，參加中央會議後不發消息，不寫社論，只能“增加板凳折舊費”，甚至說：“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接著，毛澤東說：“現在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究竟是什麼？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
這次會議被共產黨的這幾位大秀才稱為“床前訓話”。鄧拓被逼辭職，老毛還說他是假的。六月一日離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只有一個星期，他親自找吳冷西談話，要調吳到人民日報當總編輯。鄧拓明升暗降當了無實權的社長。一個星期後的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
以上是“引蛇出洞”驚心動魄的一幕。上任不過三個月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和《文匯報》的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都被打成右派。
事後鄧拓曾經對胡績偉說過：“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胡績偉認為：“鄧拓不執行毛的陰謀故而遭忌。”針對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對共產黨的批評，整風立即改變為反右派運動。1957年的毛澤東不會再考慮什麼《甲申三百年祭》，警惕的也不是什麼“糖衣炮彈”，他一心要消滅資產階級了，不僅黨外人士，就是黨內知識份子，也絕不能有獨立的思想見解，只能唯上，以毛澤東的馬首是瞻，否則就死無葬身之地。
《二卷》是這樣堅持“反右必要論”的：“事實表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領導的敵對勢力確實存在，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堅決予以還擊，藉以教育廣大黨員和人民是正確的和必要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人民中間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穩定了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放棄這種鬥爭，不在問題發生的範圍內鮮明地擊退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就會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亂。在這方面，黨所取得的經驗是具有長遠意義的。”不知《二卷》的修改者們，這樣寫論述，你們自己相信嗎？你們是怎樣掂量96人與317萬的比重的？當你們確定“黨所取得的經驗是具有長遠意義的”，是指今天嗎？北大荒，夾邊溝，在你們的黨性中還能擠出一點點位置嗎？
《二卷》將毛澤東重大決策錯誤都寫成偉大勝利
毛澤東主政27年，與他不斷發動政治運動，搞階級鬥爭的治國方式相比較，政治、經濟決策的根本錯誤，是更為主要的，對國家民族造成的破壞也更為慘重。張啟華修改的《二卷》的主旨“成績寫夠，缺點寫透，評價公正。”遮掩的正是毛澤東政治、經濟決策的根本錯誤，以此來完成修史的使命。
一，“抗美援朝”是第一個，也是最重大的決策錯誤。
朝鮮戰爭發生已經60年，美國的檔案早已公開，前蘇聯檔案解密也有20年，中國學者對這場戰爭的研究成果已經被世界引用，《二卷》完全沿襲六十年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宣傳來寫這一章，不能不令人震驚。
著名的中蘇關係和韓戰史研究專家沈志華，以大量的檔案史料證明：“唯有中國人站出來這一招，這是毛澤東為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中國多數領導人反對出兵，主要是從軍事角度考慮的，而毛澤東力排眾議，一再主張出兵援朝，考慮的就是這個政治問題。”
“是毛澤東在危急時刻做出的中國出兵與美國孤軍作戰這一決定，才改變了史達林對中共和毛澤東的看法，並在事實上鞏固和發展了中蘇同盟的政治基礎。此後，史達林及時派出蘇聯空軍參戰，為中國提供了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並在涉及戰爭的一系列戰略問題上支持了中國的主張。”
而中國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則把冷戰引向了亞洲。“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在歐亞大陸連成了一片，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對抗便從大西洋擴展到太平洋——冷戰從此具有了全球意義。”
入朝作戰部隊190萬，後勤部隊數十萬
因此，毛澤東主導參加朝鮮戰爭，不止是讓經歷了戰亂頻仍的中國人民付出死亡和減員近一百萬人的慘重代價。而熱戰之後長久的冷戰，更使得中國長久背離世界文明的潮流，期盼和平、安康的中國人民，不得不遭受蘇聯模式的盤剝和極左的思想毒化，深陷於匱乏、貧困和愚昧的泥沼，付出了不堪回首的慘重的生命和財產的代價。
一，實行三大改造，選擇史達林經濟模式是第二個重大決策的錯誤。
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從現在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後才過渡到社會主義。”他已經迫使劉少奇放棄了對新民主主義的堅守。
為了解脫史達林“會遇到另一個讓他感到頭疼的亞洲的鐵托”的顧慮，10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受毛澤東的委託，向史達林報告中共中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
1951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的第一個互助合作決議（草案），由中共中央批發下達。毛澤東對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秘書長杜潤生說：“新民主主義是個橋，咱們要過河拆橋。”
毛澤東讓資本主義絕種。
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規定用十五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完成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資本主義絕種。
毛澤東用會議和中央文件，層層批判鄧子恢是右傾機會主義，是“小腳女人”。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用憲法將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固定下來。因此，不是十年，而是三年就基本建成了史達林模式。
這三年的沉重代價，上文有述，不再贅言。
三，一直對知識份子實行思想改造政策，對中國教育、科學、文化的破壞，萬劫不復，至今難以復興。
毛澤東一生仇視知識份子，把知識份子看成是附在資產階級這張皮上的毛，建國之後對待知識份子繼續採用延安整風的思想改造政策。這個政策貫徹在抗美援朝、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合作化激烈的政治運動中，也就演化為一場接一場殘酷的思想改造運動。
《二卷》把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和相關聯的全國規模的院校調整，寫成是一次學習運動，民間對這場運動揭露的資料十分豐富。就是這場運動根本破壞了中國現代學術建制，整體向蘇聯教育體制轉型，重點培養社會主義工業化急需的工業人才和師資人才，合併院校，消滅了教會大學、私立大學，高校接受教育部領導，一律實行黨委領導制，成為政府部門。各院校都壓縮學科，嚴格分成文科、理科、工科和農林醫科，學科之間沒有綜合，專業之間也缺乏滲透和交融。各學科必須接受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哲學的指導，高等院校一律設立共同理論課，佔用相當的課時。國外極受到重視的社會學，政治學，竟然被毛澤東親自砍掉。一大批學科帶頭人和著名教授都成為接受思想改造物件，他們教授的學科內容有的全部被推翻，只能用翻譯蘇聯的教學大綱授課。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
1952年開始，發生的是一場對中國教育、文化和科學產生巨大破壞性的變革，配合文藝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服務工農兵運動，使得建國之後的教育、文化水準大大遜於國民黨時代。致使中國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水準，全社會的文化水準，與世界水準越落越遠。《二卷》總體肯定這場變革的積極成果，對於貫徹幾十年的群眾鬥爭，“人人過關”，只是作為及時糾正的缺點，輕輕點到為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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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江：為“毛家祠堂”（二）2~2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 - 和平與盛世 - udn城市: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二）2~2
劉、張被斃4天之後，天津市委給毛澤東等打來《關於在三反、五期間維持正常的經濟生活》的報告：“自三反內外交流、城鄉交流停滯，對天津經濟已發生重大影響。批發商業較前減少一半；銀行不貸款銀根很緊；私人不賣貨，也無心賣貨；工業生產開始下降；稅收顯著減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經叫苦。如不採取措施，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時間過長，則元氣損傷過大。三反後，恢復將遇到更多的困難，生產、稅收會受更多的影響。”五反“一查封，資本家的代理人躺倒不幹，工人要求復工開業，但是沒有原料，沒有資金，機器破爛，困難很多，只好由財政局墊發工資。”
《二卷》雖然也極為簡略寫出“1952年全年，全國大中城市私營工商業歇業數超出開業數11791戶。三四月間，出現新中國成立後又一次失業高峰。”但是回避了大量冤假錯案的產生，運動基本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志在展開，執行毛意志的人，都可以“無法無天”，都可以不按照程式，不注重證據，隨便懷疑人，侮辱人，先從精神上把人打垮，甚至讓人家破人亡。1951年，1952年，中國真是處處血雨腥風，公審處決的槍聲響遍各地，自殺變成常態，監獄爆滿。著名愛國企業家盧作孚運動一開始就絕望自殺，民族資產階級開始一步步走向滅頂之災。
著名愛國企業家盧作孚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
三，被隱瞞的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
《二卷》忽略不計的政治運動比比皆是，對1955年發動的，持續三大改造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過程中的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卻是刻意隱瞞。
1，毛澤東三大改造中指示二次鎮反。
毛澤東急風暴雨形式的三大改造運動，實際是對私有財產的強勢剝奪，有“三面架機槍，大路走一方”之勢。當時就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是不願意。尤其農民，剛經過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過上了兩三年好日子，就要把土地交給集體，不甘心，不情願，反抗鬥爭不斷出現。農民殺豬、宰羊，不積肥，不積極備耕。因為糧食緊張，1953年12月全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1954年又實行棉花統購統銷。全國城鎮實行票證供應。農民世世代代依賴的糧棉自由交易市場被取締。全國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
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1955年4月21日，國務院召開第九次全體會議，聽取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關於《公安部1954年工作的簡要總結和1955年工作要點的報告》。隨後公安部給中共中央打了專門報告說：“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不僅沒有緩和和減弱，而且是更加緊張和更加複雜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眾對農業合作化的不滿和工作中出現的缺點，造謠惑眾，製造騷亂和反革命暴亂；資產階級中堅決反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進行報復破壞活動；一部分反動富農破壞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各項中心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的報告，在批語中指出：“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安全”，必須“動員全黨和全體人民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爭，嚴厲鎮壓一切敢於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著重反對該捕不捕、該判不判、重罪輕判和該殺不殺的右傾情緒”。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
1955年-1957年，各省（市）年年都有向中央報告並獲得批准的鎮壓反革命計畫，包括捕人、殺人具體資料。所謂“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抵制、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
鎮壓並沒有消除反抗。因為虛報農業生產合作社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非法關押手段，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各地普遍發生搶糧事件。有的是多達幾千人參加的暴亂。參加者幾乎都是農民。1957年2月22日，安徽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喊出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暴亂者打死2個民警，搶奪槍支彈藥，兩縣派武裝公安聯合鎮壓，一次就打死49人。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後，農民收入大量減少，吃不飽飯，為了生存，農村偷盜事件也十分普遍。
2，反右派運動中，把右與反、壞生硬掛鈎。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要求公安機關“嚴密注意敵情動向，尤其要注意農村敵情動向，使右派分子在工農群眾中徹底孤立起來”。公安部於8月底9月初在北京召開全國公安廳、局長座談會，認為在“整風”運動中“客觀上形成了右派分子與反革命相呼應、海外敵人與國內敵人相呼應的局面”。其特點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搞宣傳、搞組織、搞武裝活動，地主富農分子煽動農民鬧事、退社，搞反攻倒算。”會議要求“進一步再給殘餘反革命勢力一次有力打擊”，制定了堅決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勞教一批，批鬥戴帽子一批”等14項措施。毛澤東批准公安部計畫，會後不到三個月時間，全國逮捕的人數大大超過1956年全年的總和，僅被判處管制的人數就有120萬人之多。
3，大躍進使得第二次鎮反進入高潮。
1958年，按照毛澤東批准的公安工作計畫要點，為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發展不受干擾，鎮壓反革命運動再起高潮，各地一律用以下四種辦法嚴格控制社會：
其一，要求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逮捕起來，把應該拘留的人拘留起來”，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達捕人的計畫和指標，要求對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暫時沒有反抗、抵制而將來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潛在犯罪的人，統統關進看守所、拘留所、勞教隊、集訓隊，不讓他們有反抗的機會。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機關一家的事，黨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產大隊領導人都有權決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組織勞改隊。
其二，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解釋及處理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把“政治騙子、投敵叛變分子、流氓分子、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分子”定為“壞分子”。從此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就增加了“壞”這頂帽子。對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主、富農帽子不合適，就戴“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其三，人民公社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要把社員死死控制起來，由幹部嚴格管理。從事農業生產、大煉鋼鐵、興修水利的各種勞動場所，都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共食堂普及後，社員家裏鍋碗盆勺被沒收，或拿去煉鐵，稍有反抗行為，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也有被逼急了鋌而走險進行犯罪活動的。僅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安徽省就發生食堂投毒案46起。另外發生9起兇殺案件，其中一次社員餓極了，到食堂搶飯吃，遭到阻攔，殺死公共食堂管理員、炊事員共15人。
其四，就是全國廣設收容審查站。1958年到1960年底，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4次通知和1次電話會議，要求全國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收容遣送惡法一直執行到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被打死才被取締。
《二卷》寫了少許三大改造以來尖銳的社會矛盾，但是對毛澤東批准，公安部執行的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刻意隱瞞，隻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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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張被斃4天之後，天津市委給毛澤東等打來《關於在三反、五期間維持正常的經濟生活》的報告：“自三反內外交流、城鄉交流停滯，對天津經濟已發生重大影響。批發商業較前減少一半；銀行不貸款銀根很緊；私人不賣貨，也無心賣貨；工業生產開始下降；稅收顯著減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經叫苦。如不採取措施，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時間過長，則元氣損傷過大。三反後，恢復將遇到更多的困難，生產、稅收會受更多的影響。”五反“一查封，資本家的代理人躺倒不幹，工人要求復工開業，但是沒有原料，沒有資金，機器破爛，困難很多，只好由財政局墊發工資。”
《二卷》雖然也極為簡略寫出“1952年全年，全國大中城市私營工商業歇業數超出開業數11791戶。三四月間，出現新中國成立後又一次失業高峰。”但是回避了大量冤假錯案的產生，運動基本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志在展開，執行毛意志的人，都可以“無法無天”，都可以不按照程式，不注重證據，隨便懷疑人，侮辱人，先從精神上把人打垮，甚至讓人家破人亡。1951年，1952年，中國真是處處血雨腥風，公審處決的槍聲響遍各地，自殺變成常態，監獄爆滿。著名愛國企業家盧作孚運動一開始就絕望自殺，民族資產階級開始一步步走向滅頂之災。
著名愛國企業家盧作孚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
三，被隱瞞的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
《二卷》忽略不計的政治運動比比皆是，對1955年發動的，持續三大改造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過程中的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卻是刻意隱瞞。
1，毛澤東三大改造中指示二次鎮反。
毛澤東急風暴雨形式的三大改造運動，實際是對私有財產的強勢剝奪，有“三面架機槍，大路走一方”之勢。當時就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是不願意。尤其農民，剛經過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過上了兩三年好日子，就要把土地交給集體，不甘心，不情願，反抗鬥爭不斷出現。農民殺豬、宰羊，不積肥，不積極備耕。因為糧食緊張，1953年12月全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1954年又實行棉花統購統銷。全國城鎮實行票證供應。農民世世代代依賴的糧棉自由交易市場被取締。全國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
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1955年4月21日，國務院召開第九次全體會議，聽取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關於《公安部1954年工作的簡要總結和1955年工作要點的報告》。隨後公安部給中共中央打了專門報告說：“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不僅沒有緩和和減弱，而且是更加緊張和更加複雜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眾對農業合作化的不滿和工作中出現的缺點，造謠惑眾，製造騷亂和反革命暴亂；資產階級中堅決反抗社會主義改造的分子進行報復破壞活動；一部分反動富農破壞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各項中心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的報告，在批語中指出：“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安全”，必須“動員全黨和全體人民加強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的鬥爭，嚴厲鎮壓一切敢於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著重反對該捕不捕、該判不判、重罪輕判和該殺不殺的右傾情緒”。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
1955年-1957年，各省（市）年年都有向中央報告並獲得批准的鎮壓反革命計畫，包括捕人、殺人具體資料。所謂“反革命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抵制、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
鎮壓並沒有消除反抗。因為虛報農業生產合作社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非法關押手段，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各地普遍發生搶糧事件。有的是多達幾千人參加的暴亂。參加者幾乎都是農民。1957年2月22日，安徽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喊出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暴亂者打死2個民警，搶奪槍支彈藥，兩縣派武裝公安聯合鎮壓，一次就打死49人。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後，農民收入大量減少，吃不飽飯，為了生存，農村偷盜事件也十分普遍。
2，反右派運動中，把右與反、壞生硬掛鈎。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要求公安機關“嚴密注意敵情動向，尤其要注意農村敵情動向，使右派分子在工農群眾中徹底孤立起來”。公安部於8月底9月初在北京召開全國公安廳、局長座談會，認為在“整風”運動中“客觀上形成了右派分子與反革命相呼應、海外敵人與國內敵人相呼應的局面”。其特點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搞宣傳、搞組織、搞武裝活動，地主富農分子煽動農民鬧事、退社，搞反攻倒算。”會議要求“進一步再給殘餘反革命勢力一次有力打擊”，制定了堅決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勞教一批，批鬥戴帽子一批”等14項措施。毛澤東批准公安部計畫，會後不到三個月時間，全國逮捕的人數大大超過1956年全年的總和，僅被判處管制的人數就有120萬人之多。
3，大躍進使得第二次鎮反進入高潮。
1958年，按照毛澤東批准的公安工作計畫要點，為了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發展不受干擾，鎮壓反革命運動再起高潮，各地一律用以下四種辦法嚴格控制社會：
其一，要求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逮捕起來，把應該拘留的人拘留起來”，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層層下達捕人的計畫和指標，要求對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暫時沒有反抗、抵制而將來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潛在犯罪的人，統統關進看守所、拘留所、勞教隊、集訓隊，不讓他們有反抗的機會。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機關一家的事，黨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產大隊領導人都有權決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組織勞改隊。
其二，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解釋及處理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把“政治騙子、投敵叛變分子、流氓分子、品質極端惡劣的蛻化變質分子”定為“壞分子”。從此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就增加了“壞”這頂帽子。對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主、富農帽子不合適，就戴“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其三，人民公社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要把社員死死控制起來，由幹部嚴格管理。從事農業生產、大煉鋼鐵、興修水利的各種勞動場所，都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共食堂普及後，社員家裏鍋碗盆勺被沒收，或拿去煉鐵，稍有反抗行為，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也有被逼急了鋌而走險進行犯罪活動的。僅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安徽省就發生食堂投毒案46起。另外發生9起兇殺案件，其中一次社員餓極了，到食堂搶飯吃，遭到阻攔，殺死公共食堂管理員、炊事員共15人。
其四，就是全國廣設收容審查站。1958年到1960年底，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4次通知和1次電話會議，要求全國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收容遣送惡法一直執行到2003年，大學生孫志剛被打死才被取締。
《二卷》寫了少許三大改造以來尖銳的社會矛盾，但是對毛澤東批准，公安部執行的全國第二次鎮壓反革命運動，刻意隱瞞，隻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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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江：為“毛家祠堂”（二）2~1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 - 和平與盛世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二）2~1
——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下）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106/Article_20110622231807.shtml
作者：柳江 文章來源：明鏡 點擊數：121 更新時間：6/22/2011 11:18:07 PM
花費巨額民脂民膏編出的《二卷》，就是一部偽史。當前不止一位中共黨內的史學家、法學家、政治學家和眾多幹部、黨員，都在認真批判這部偽史，只是因為當前空前緊控的政治形勢，使得他們的研究成果不便於公開發表。《二卷》從廟堂掃進垃圾堆，假以時日，是被歷史註定了的。
花費巨額民脂民膏編出的《二卷》，就是一部偽史
90年只確定四代領袖是無視歷史
《二卷》依照建國六十年的宣傳口徑，在正文之前，只選取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四幅彩色照片。建黨90年如果只確定這四個領袖，是無視中共建黨的歷史。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0年，不是1921年。
根據前蘇聯解密檔案，1920年蘇共派27歲維經斯基和妻子，攜帶金盧布來中國幫助建黨。他奉命到了北京找到李大釗談建黨之事。李說：“這個問題太大，你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陳獨秀）談。”
中共黨史研究室1997年開始出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920——1925卷，第一集31頁，是維經斯基1920年8月12日從上海寫給蘇共中央的彙報：“我在這兒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鮮局並列），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3個部，即出版部、宣傳部、組織部。”建黨時的領導核心是：書記陳獨秀，出版部長汪原放，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維經斯基是共產國際的當然代表。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十天之後，1920年的8月22日，在上海又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成為黨刊，還辦了黨刊《共產黨》，公開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這一年，在上海漁陽裏辦了黨校，對外名為“外國語學校”，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劉少奇等都在黨校學習。黨校還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同志到蘇聯去學習。因為湖南的毛澤東沒有趕上進黨校，後來這段歷史就一直被埋沒。
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也有一份寫於1921年初的材料，材料開頭寫明：“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領導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同志。”
二，參加一大時毛澤東還沒有加入中共。
1920年建黨之後，1921年安排了一大。三個主要的建黨人，陳獨秀、李大釗和維經斯基都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一直錯誤確定一大是中共建黨的標誌，是因為毛澤東參加了一大。當時毛澤東還不是黨員，是CY（團員）；中共宣傳部長李達對他說：“既然來了，就參加吧。回去以後再參加CP（中共）。”李達因為講了這個事實，文革中被殘酷批鬥，停醫、停藥至死。
三，一大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一大代表為13人，共產國際代表2人。所謂“七一”，是因為戰時無法核實，由毛澤東欽定的時間。
四，中共黨史上擔任過總書記、主席的有13人：
陳獨秀（一大當選為中央局書記。二大、三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四大、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陳獨秀
瞿秋白（1927年八七會議陳獨秀（缺席）被免職，瞿秋白被指定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他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向忠發（1928年7月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1931年年6月22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叛變，6月24日被國民政府槍決於龍華。）
王明（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王明擔任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0月王明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7年11月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
秦邦憲（博古）（1931年9月-1935年1月，為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5年遵義會議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
張聞天（遵義會議-1943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1938年8月，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中國共產黨應以毛澤東為首解決團結問題。張聞天衷心擁護，即向毛澤東“讓位”，但仍舊是名義上的總書記。）
毛澤東（1943年3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從七屆一中全會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
華國鋒（1976年10月- 1981年6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十一屆六中全會辭去主席職務。）
胡耀邦（1981年6月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6年1月生活會上被迫辭職。）
趙紫陽（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代理總書記。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堅持修改“4·26社論”，反對戒嚴和武力鎮壓，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
江澤民（1989年6月-2002年11月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胡錦濤（2002年11月—今，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五，《二卷》包括的歷史時期，與江澤民、胡錦濤無關。《二卷》在四張彩色領袖像之後，還選擇了29年的47幀歷史照片，竟然看不到擔任過黨的最高職務的華國鋒和起了重大歷史作用的胡耀邦，連個黑白影像都不給。
隱惡揚善肯定歷次政治運動
建國之後，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的歷史，是一個接一個重大決策錯誤的歷史，也是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接一場政治運動的歷史，據統計，文革之前的大小政治運動一共有47個，文革十年包含的政治運動也在十個以上。毛澤東對歷次的政治運動都有大量的批示記錄在案，這些政治運動都不同程度令國家和人民遭受到嚴重的傷害和和無法比擬的慘重損失。共同特徵是一律採取急風暴雨的形式，搞階級鬥爭，搞刑訊逼供，搞嚴重擴大化，製造出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二卷》對文革前所有的政治運動基本肯定，有的只寫了稍有不足和缺陷，有的乾脆略去，以此模糊或掩蓋毛澤東的錯誤和責任。篇幅所限，本文只擇三，四。
一，與“抗美援朝”同時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這個政治運動的命令，只比毛澤東下令東北邊防軍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待命出征朝鮮戰爭的命令晚兩天。這場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同時進行的三大運動之一，《二卷》目錄中根本找不到。不但沒有一章，甚至沒有一節，有關小標題是隱藏在一小節的文字之中的，令人不可思議地竟然還沒有數字。
《毛澤東選集》五卷38頁注釋：“鎮壓反革命工作，分為外、中、內三層，清理‘外層’，是指查隱藏在社會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層’是指清查隱藏在我軍政機關內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內層’，是指清查隱藏在我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全國幾億人，如此篦梳子一樣篦，鎮反運動到底殺、關、管了多少人？
1954年，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做的《開國大鎮反》的報告裏，公佈的數字是“捕”262萬餘，“殺”71萬2千，“關”129萬，“管”120萬，“放”38萬。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記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親口所言：“鎮壓反革命，殺100萬，極有必要！”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下簡稱《文稿》）第二冊，有大量毛澤東對全國各省市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批示，他不停給各地下指標。就像戰爭年代一道接一道的督戰令。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大量毛澤東對各種政治運動的批示。
“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兩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
“天津準備於今年一年內殺一千五百人（已經殺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畫，我們就有了主動。”
“北京市人口二百萬，已捕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
陳毅在上海因為沒有完成指標，遭到毛澤東非常嚴厲的批評，第二天就殺了1000人。
1951年3月20日，《對鄧小平關於清查處理西南軍政機關不純問題報告》的批復和複電，毛澤東寫道：“西南軍政委員會直屬財經機關九千余人中清理反動分子的經驗，早幾天我已經通報你們了，請你們根據此項經驗，著手佈置清理自己的軍事機關，財經機關、政法機關、和文教機關，先做重點佈置，取得經驗，再行推廣，盡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在毛澤東對中央各大局頭頭腦腦的眾多報告的批示中，滿眼可見：“應當放手殺幾批”，“應殺者均殺之，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制者均管制。”“反革命分子應當再逮捕幾批，到捕乾淨時為止。”“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
毛身兼黨和國家兩個主席，党權、行政權干預司法，可謂登峰造極。毛澤東的批示在《二卷》裏都沒有，只有糾正“輕敵思想”，“全黨動員，全民動員”和輝煌成績。
二，被《二卷》肯定的“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10月底，全國大規模的群眾性鎮反運動基本結束，12月1日“三反”、“五反”運動便開始了。這是《二卷》評價極高的一場政治運動，占了一節。
毛澤東對於這場運動下的指示太多了，《文稿》第二冊、第三冊，有一百五、六十篇。1951年10月3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反貪污浪費指示中指出，這“是全黨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要求全黨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進北京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提出掌權後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對毛澤東“殷鑒”最深的，是打下北京之後李自成的迅速覆滅。
1951年12月8日，毛澤東給華東局、福建省委，並告各中央局，轉分局、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及志願軍黨委，通發了“中央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貪污分子、浪費分子、官僚主義分子當然大多數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即是反革命分子），他們的罪名是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但這個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鬥爭，一樣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並且一樣的要查明情況。心中有數（犯貪污的占全體工作人員的百分之幾，輕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幾），精密地掌握這一鬥爭。”
毛澤東批示“深山密林，必有老虎”，把問題看得十分嚴重，和“鎮反”一樣，他親自給各地、各系統下指標。1952年1月22日，毛澤東給譚政、陳毅二同志，並告各中央局，大軍區，志願軍：“必須以全力進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編，全軍不許有一人例外。”“尤其注意打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軍區你們請出的老虎都太少。像華東中南西南三大軍區系統估計至少有大老虎二百個以上，華東中南可能更多，千萬不要讓他們溜走了。望各大軍區提出一個估計數字告我為盼（中央一級估計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
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的指標一再變化，如同“芝麻開花節節高”。五天之後：“二月份全軍發動打大老虎，至少應打二千隻到三千隻。二月份不整編，全力做三反。”十天之後：“估計中央一級十二萬人中就有四百隻大老虎，東北全境黨政機關及企業的工作人員中可能不止五百隻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幾倍於此數。”2月4日給譚政：“廣東軍區系統包括海防和各軍在內，至少有幾百隻乃至上千隻大中小老虎，而你們只分配該軍區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這是完全不適當的。你們對各省壓力太小，遷就他們的右傾思想，特別對廣東是如此，望注意改正。”同日：“東北局二月二日來電說‘東北地區的老虎估計不會少於二千隻’。這裏未說明老虎的大中小。如果包括大中小老虎，則數字太低，東北當有大中小老虎兩萬隻以上。華北縣以上即有大中小老虎一萬多，如包括區鄉，亦當在二萬隻以上。如東北所稱二千只是大老虎，則比華北的一千二百隻大老虎高得多。總之虎數增多，證明認識進步，信心增高，勁頭增大。”次日：“像山東這樣的大省，有黨、政、軍、民、學五個方面，有幾十個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區和縣城，一千萬以上的大中小老虎，應當不是幾百隻而是幾千隻，不是一二千隻，而是三四千隻。其中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計，應當不是幾十隻而是幾百隻。我提議分局立即召開一次打虎會議，規定打虎數目，限期完成任務。
上海市委和華東局因為捉不到貪污的“大老虎”，竟然發明了“思想老虎”。著名思想家的顧准就是被定成“思想老虎”被打倒的。
毛澤東指示一百萬正在打仗的志願軍，也要抓出幾萬隻老虎。1952年2月16日志願軍黨委轉來三十九軍黨委的電報：“今日五時三十分敵人向我全線陣地猛烈炮轟，出動戰車四十餘量，有大舉進攻模樣，為此，已令一一五師、一一七師暫停打虎，全力動員作戰，粉碎敵人的進攻。”毛澤東只能批示：“處置很對”。
毛澤東親自決定槍斃大老虎劉青山、張子善。當時劉青山參加中國農民代表團正出國訪問，而且當選為一國際組織的執行委員。一下飛機即遭逮捕，1952年2月10日執刑槍決。毛澤東講：“殺了他們就是救了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啊！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可是坊間傳說劉、張的巨額贓款，大多是弄來搞了“機關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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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下）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106/Article_20110622231807.shtml
作者：柳江 文章來源：明鏡 點擊數：121 更新時間：6/22/2011 11:18:07 PM
花費巨額民脂民膏編出的《二卷》，就是一部偽史。當前不止一位中共黨內的史學家、法學家、政治學家和眾多幹部、黨員，都在認真批判這部偽史，只是因為當前空前緊控的政治形勢，使得他們的研究成果不便於公開發表。《二卷》從廟堂掃進垃圾堆，假以時日，是被歷史註定了的。
花費巨額民脂民膏編出的《二卷》，就是一部偽史
90年只確定四代領袖是無視歷史
《二卷》依照建國六十年的宣傳口徑，在正文之前，只選取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四幅彩色照片。建黨90年如果只確定這四個領袖，是無視中共建黨的歷史。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0年，不是1921年。
根據前蘇聯解密檔案，1920年蘇共派27歲維經斯基和妻子，攜帶金盧布來中國幫助建黨。他奉命到了北京找到李大釗談建黨之事。李說：“這個問題太大，你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陳獨秀）談。”
中共黨史研究室1997年開始出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920——1925卷，第一集31頁，是維經斯基1920年8月12日從上海寫給蘇共中央的彙報：“我在這兒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鮮局並列），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3個部，即出版部、宣傳部、組織部。”建黨時的領導核心是：書記陳獨秀，出版部長汪原放，宣傳部長李達，組織部長張國燾，維經斯基是共產國際的當然代表。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十天之後，1920年的8月22日，在上海又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新青年》成為黨刊，還辦了黨刊《共產黨》，公開打出了共產黨的旗號。這一年，在上海漁陽裏辦了黨校，對外名為“外國語學校”，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劉少奇等都在黨校學習。黨校還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同志到蘇聯去學習。因為湖南的毛澤東沒有趕上進黨校，後來這段歷史就一直被埋沒。
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也有一份寫於1921年初的材料，材料開頭寫明：“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領導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同志。”
二，參加一大時毛澤東還沒有加入中共。
1920年建黨之後，1921年安排了一大。三個主要的建黨人，陳獨秀、李大釗和維經斯基都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一直錯誤確定一大是中共建黨的標誌，是因為毛澤東參加了一大。當時毛澤東還不是黨員，是CY（團員）；中共宣傳部長李達對他說：“既然來了，就參加吧。回去以後再參加CP（中共）。”李達因為講了這個事實，文革中被殘酷批鬥，停醫、停藥至死。
三，一大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一大代表為13人，共產國際代表2人。所謂“七一”，是因為戰時無法核實，由毛澤東欽定的時間。
四，中共黨史上擔任過總書記、主席的有13人：
陳獨秀（一大當選為中央局書記。二大、三大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四大、五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陳獨秀
瞿秋白（1927年八七會議陳獨秀（缺席）被免職，瞿秋白被指定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他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向忠發（1928年7月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1931年年6月22日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叛變，6月24日被國民政府槍決於龍華。）
王明（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撤銷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員，王明擔任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0月王明去蘇聯，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7年11月由蘇聯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免去王明的書記職務。）
秦邦憲（博古）（1931年9月-1935年1月，為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5年遵義會議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
張聞天（遵義會議-1943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1938年8月，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中國共產黨應以毛澤東為首解決團結問題。張聞天衷心擁護，即向毛澤東“讓位”，但仍舊是名義上的總書記。）
毛澤東（1943年3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從七屆一中全會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
華國鋒（1976年10月- 1981年6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十一屆六中全會辭去主席職務。）
胡耀邦（1981年6月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6年1月生活會上被迫辭職。）
趙紫陽（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代理總書記。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堅持修改“4·26社論”，反對戒嚴和武力鎮壓，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
江澤民（1989年6月-2002年11月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胡錦濤（2002年11月—今，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五，《二卷》包括的歷史時期，與江澤民、胡錦濤無關。《二卷》在四張彩色領袖像之後，還選擇了29年的47幀歷史照片，竟然看不到擔任過黨的最高職務的華國鋒和起了重大歷史作用的胡耀邦，連個黑白影像都不給。
隱惡揚善肯定歷次政治運動
建國之後，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的歷史，是一個接一個重大決策錯誤的歷史，也是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接一場政治運動的歷史，據統計，文革之前的大小政治運動一共有47個，文革十年包含的政治運動也在十個以上。毛澤東對歷次的政治運動都有大量的批示記錄在案，這些政治運動都不同程度令國家和人民遭受到嚴重的傷害和和無法比擬的慘重損失。共同特徵是一律採取急風暴雨的形式，搞階級鬥爭，搞刑訊逼供，搞嚴重擴大化，製造出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二卷》對文革前所有的政治運動基本肯定，有的只寫了稍有不足和缺陷，有的乾脆略去，以此模糊或掩蓋毛澤東的錯誤和責任。篇幅所限，本文只擇三，四。
一，與“抗美援朝”同時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這個政治運動的命令，只比毛澤東下令東北邊防軍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待命出征朝鮮戰爭的命令晚兩天。這場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同時進行的三大運動之一，《二卷》目錄中根本找不到。不但沒有一章，甚至沒有一節，有關小標題是隱藏在一小節的文字之中的，令人不可思議地竟然還沒有數字。
《毛澤東選集》五卷38頁注釋：“鎮壓反革命工作，分為外、中、內三層，清理‘外層’，是指查隱藏在社會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層’是指清查隱藏在我軍政機關內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內層’，是指清查隱藏在我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全國幾億人，如此篦梳子一樣篦，鎮反運動到底殺、關、管了多少人？
1954年，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做的《開國大鎮反》的報告裏，公佈的數字是“捕”262萬餘，“殺”71萬2千，“關”129萬，“管”120萬，“放”38萬。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記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親口所言：“鎮壓反革命，殺100萬，極有必要！”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下簡稱《文稿》）第二冊，有大量毛澤東對全國各省市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批示，他不停給各地下指標。就像戰爭年代一道接一道的督戰令。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大量毛澤東對各種政治運動的批示。
“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兩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
“天津準備於今年一年內殺一千五百人（已經殺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殺五百人完成這個計畫，我們就有了主動。”
“北京市人口二百萬，已捕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
陳毅在上海因為沒有完成指標，遭到毛澤東非常嚴厲的批評，第二天就殺了1000人。
1951年3月20日，《對鄧小平關於清查處理西南軍政機關不純問題報告》的批復和複電，毛澤東寫道：“西南軍政委員會直屬財經機關九千余人中清理反動分子的經驗，早幾天我已經通報你們了，請你們根據此項經驗，著手佈置清理自己的軍事機關，財經機關、政法機關、和文教機關，先做重點佈置，取得經驗，再行推廣，盡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在毛澤東對中央各大局頭頭腦腦的眾多報告的批示中，滿眼可見：“應當放手殺幾批”，“應殺者均殺之，應判徒刑者均判徒刑。應管制者均管制。”“反革命分子應當再逮捕幾批，到捕乾淨時為止。”“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
毛身兼黨和國家兩個主席，党權、行政權干預司法，可謂登峰造極。毛澤東的批示在《二卷》裏都沒有，只有糾正“輕敵思想”，“全黨動員，全民動員”和輝煌成績。
二，被《二卷》肯定的“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10月底，全國大規模的群眾性鎮反運動基本結束，12月1日“三反”、“五反”運動便開始了。這是《二卷》評價極高的一場政治運動，占了一節。
毛澤東對於這場運動下的指示太多了，《文稿》第二冊、第三冊，有一百五、六十篇。1951年10月3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反貪污浪費指示中指出，這“是全黨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要求全黨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進北京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提出掌權後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對毛澤東“殷鑒”最深的，是打下北京之後李自成的迅速覆滅。
1951年12月8日，毛澤東給華東局、福建省委，並告各中央局，轉分局、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及志願軍黨委，通發了“中央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貪污分子、浪費分子、官僚主義分子當然大多數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即是反革命分子），他們的罪名是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但這個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鬥爭，一樣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並且一樣的要查明情況。心中有數（犯貪污的占全體工作人員的百分之幾，輕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幾），精密地掌握這一鬥爭。”
毛澤東批示“深山密林，必有老虎”，把問題看得十分嚴重，和“鎮反”一樣，他親自給各地、各系統下指標。1952年1月22日，毛澤東給譚政、陳毅二同志，並告各中央局，大軍區，志願軍：“必須以全力進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編，全軍不許有一人例外。”“尤其注意打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軍區你們請出的老虎都太少。像華東中南西南三大軍區系統估計至少有大老虎二百個以上，華東中南可能更多，千萬不要讓他們溜走了。望各大軍區提出一個估計數字告我為盼（中央一級估計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
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的指標一再變化，如同“芝麻開花節節高”。五天之後：“二月份全軍發動打大老虎，至少應打二千隻到三千隻。二月份不整編，全力做三反。”十天之後：“估計中央一級十二萬人中就有四百隻大老虎，東北全境黨政機關及企業的工作人員中可能不止五百隻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幾倍於此數。”2月4日給譚政：“廣東軍區系統包括海防和各軍在內，至少有幾百隻乃至上千隻大中小老虎，而你們只分配該軍區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這是完全不適當的。你們對各省壓力太小，遷就他們的右傾思想，特別對廣東是如此，望注意改正。”同日：“東北局二月二日來電說‘東北地區的老虎估計不會少於二千隻’。這裏未說明老虎的大中小。如果包括大中小老虎，則數字太低，東北當有大中小老虎兩萬隻以上。華北縣以上即有大中小老虎一萬多，如包括區鄉，亦當在二萬隻以上。如東北所稱二千只是大老虎，則比華北的一千二百隻大老虎高得多。總之虎數增多，證明認識進步，信心增高，勁頭增大。”次日：“像山東這樣的大省，有黨、政、軍、民、學五個方面，有幾十個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區和縣城，一千萬以上的大中小老虎，應當不是幾百隻而是幾千隻，不是一二千隻，而是三四千隻。其中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計，應當不是幾十隻而是幾百隻。我提議分局立即召開一次打虎會議，規定打虎數目，限期完成任務。
上海市委和華東局因為捉不到貪污的“大老虎”，竟然發明了“思想老虎”。著名思想家的顧准就是被定成“思想老虎”被打倒的。
毛澤東指示一百萬正在打仗的志願軍，也要抓出幾萬隻老虎。1952年2月16日志願軍黨委轉來三十九軍黨委的電報：“今日五時三十分敵人向我全線陣地猛烈炮轟，出動戰車四十餘量，有大舉進攻模樣，為此，已令一一五師、一一七師暫停打虎，全力動員作戰，粉碎敵人的進攻。”毛澤東只能批示：“處置很對”。
毛澤東親自決定槍斃大老虎劉青山、張子善。當時劉青山參加中國農民代表團正出國訪問，而且當選為一國際組織的執行委員。一下飛機即遭逮捕，1952年2月10日執刑槍決。毛澤東講：“殺了他們就是救了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啊！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可是坊間傳說劉、張的巨額贓款，大多是弄來搞了“機關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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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上) 1~2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 - 和平與盛世 - udn城市: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 1~2
中共黨內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四千高幹大討論
1979年，鄧小平決定要像40年代的毛澤東一樣，搞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建國以來的歷史事件，做一個總結。他有兩個目的。一，統一全黨對毛澤東的評價，從而用黨的決議，確立他是毛澤東接班人不可動搖的黨內地位。二，打倒華國鋒。
10月，開始醞釀並組織隊伍，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由鄧力群負責。
1980年2月，起草組寫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稿》。，鄧小平看後，不滿意。3月19日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談話，提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稿子改了好多次，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後來鄧力群整理成十一次，編進《鄧小平文選》的有九次。（《鄧小平文選》二卷291—310頁）。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中旬，中央辦公廳組織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實際參加的人數有5600多人，其中有1548名中央黨校學員。
郭道暉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次討論形成了黨內思想解放的第二次高潮。文革之後，老幹部們傷痕未愈，對毛澤東建國後27年各個時期的錯誤和罪行，身處其境，進行了黨內清算。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4期郭道暉（著名法學家，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朱鎔基入黨介紹人。）的文章《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曾經引發社會轟動。四、五千高級幹部和“草案”的主要觀點，實際是和鄧小平的指示發生激烈的爭論。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再指示：歷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草案》評議焦點有三：
一，回避了建國17年出現的路線錯誤，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個結論，完全違背客觀實際，大家表示不同意。
二，認為“毛澤東思想只包括正確思想，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已形成科學的體系”。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遭到很多人反對。而且《草案》把毛澤東的錯誤寫成是“黨的錯誤”，參加會議的，幾乎都是文革的倖存者，歷次政治運動的倖存者，當然不能接受。
中宣部副部長兼廣播局黨組書記張香山說：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
三，關於毛澤東個人功過評價，成為大會熱點。
毛澤東前秘書，電力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李銳做了關於廬山會議的兩萬字發言，獲得胡喬木的支持，讓他寫成書發表。
政協副主席李維漢在發言中列舉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錯誤的十大方面；他還指出：歷史上毛未犯過右傾錯誤，主要是左傾片面性。毛澤東把文革與打倒蔣介石並列起來，值得深思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主席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分子）。
鐵道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李頡伯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
張香山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
文聯副主席夏衍發言中對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無過”提出質疑。他主要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但後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夏衍公開指出毛澤東建國前也有過失。
張愛萍將軍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言必稱秦始皇。
遭受過毛澤東殘酷迫害的經濟學家孫冶方說，毛主席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
朱德秘書陳友群談到，1950年中宣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面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
廬山毛批彭德懷，在政治局會上不等朱老總講完，毛澤東就把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了四個字：“隔靴抓癢”，阻止了朱總的發言。回北京後又組織高幹批朱總，迫他寫檢討，一直發到縣團級。從此以後，實際上剝奪了朱德的工作權利。
當討論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浩劫”時，譚震林副委員長拍案而起，激動而沉痛地說：“什麼‘空前’浩劫！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蘇區和其他地方的肅反，就錯殺了紅軍幹部和戰士幾萬人，難道不是浩劫？！”
談到高饒事件，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說，事前毛主席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絕不能反；並自己承擔責任。後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
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說，他兄弟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同他爭論，他拿起雞毛撣子要打他。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寫朱元璋只是“聖德有虧”。
筆者以為，用“毛家祠堂”比喻建制之後，毛澤東在黨內長期大搞權力鬥爭和個人專制，“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再恰當不過。文革是毛澤東搞“毛家祠堂”的頂峰。
專制不去，祠堂永存。而傳遞香火的歷代大族長，首要的功能還是要維護毫無政治合法性的“毛氏祠堂”的存在。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鄧小平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更動，會議連續開了九次，對華國鋒提出嚴厲批評。一直支持華國鋒工作，提出“英明領袖”的葉劍英，講話時激動得不禁熱淚長流。會議做出決定，華不當主席，換成胡耀邦。
胡喬木、鄧小平關於毛澤東之爭
1981年2月上旬，準備提交給六中全會討論的決議稿子搞出來了，胡耀邦看後認為這種思路不行，報告鄧小平，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組織一個班子來起草一個決議稿子，鄧小平說：“好嘛，兩個攤子，各搞各的嘛。”3月初，胡耀邦拿出一份鉛印的《口頭彙報提綱（草稿）》，決議的題目改為《關於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被鄧小平當場否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成為一份為罪惡累累的“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歷史文件。據說不僅幾千名高級幹部，就連也不贊成胡耀邦修改方案的《決議》起草小組組長胡喬木，也不同意鄧小平對毛做三七開的評價。在起草過程中，這位“不可一日無君”，長期跟隨毛澤東，“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批評過老鄧的党的第一理論家，與成為中共新的大族長的鄧小平，也發生了激烈爭執。
胡喬木與其夫人
胡喬木認為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十七年毛領導我們幹的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民粹主義，他主張應該把毛在“文革”中迫害老同志作為教訓寫入決議。鄧小平堅持只能說毛功大於過。“過”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寫錯誤，要宜粗不宜細，只能這樣。他十五、六次發表指示，召見起草小組（包括單獨找胡喬木、鄧力群），越說越嚴厲，最後發脾氣：“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決議》寧可不做！”
胡喬木親筆寫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節之後，稱“病”了。比他更左的鄧力群接任了起草小組組長。4000人討論草案，據說只有胡喬木起草那一節沒怎麼改動，其他各節進行了反復修改。但是無論怎麼改，《決議》的核心都是評毛，只能遵照鄧小平的三七開。就連“徹底否定的文革”，也只是荒唐地定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毛的彌天罪惡仍舊被掩蓋。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這樣成為了阻礙全黨思想解放最大的“凡是”，作用與《四項基本原則》旗鼓相當。
《決議》通過之後，胡喬木“秉筆直書”寫了十六條保留意見上交（後又收回）。除了堅持他自己對毛的評價，還堅持毛領導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犯了“左”的錯誤。雖然以後胡喬木又跟著鄧小平“清汙”、批周揚，反“人道主義”和“異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胡耀邦，不遺餘力，但他一生仍舊留下了可圈可點之處。1989年1月，他訪美之前請鮑彤到他家，徵求鮑對他書面準備的回答美國記者提問的意見，談話中，胡喬木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一定要從憲法裏刪去。”鮑彤沒有回答，因為此前鮑彤就聽趙紫陽講過胡喬木有這種看法。胡喬木送鮑彤上車後，又敲敲車窗，囑咐：“我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話，不要對其他人講。”這大概是這位一生有“左王”之稱的中共理論家道德文章的一大亮點，另一個亮點，當然是他的“十六條”。
歷史經過了三十年，今天道德文章遠遠不如胡喬木的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竟然繼續搬著這篇鄧記文過飾非的“決議”，繼續為“毛家祠堂”塗脂抹粉。他們做的，都是今天最高政治的需要。無論江澤民，還是胡錦濤，無論習近平，還是李克強，他們的執政合法性都來源於“毛家祠堂”，來源於暴君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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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內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四千高幹大討論
1979年，鄧小平決定要像40年代的毛澤東一樣，搞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建國以來的歷史事件，做一個總結。他有兩個目的。一，統一全黨對毛澤東的評價，從而用黨的決議，確立他是毛澤東接班人不可動搖的黨內地位。二，打倒華國鋒。
10月，開始醞釀並組織隊伍，起草工作由胡喬木負責。起草小組的組織、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聯繫、交流，由鄧力群負責。
1980年2月，起草組寫出了一份《決議提綱草稿》。，鄧小平看後，不滿意。3月19日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等談話，提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是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稿子改了好多次，鄧小平發表意見有十五、六次，後來鄧力群整理成十一次，編進《鄧小平文選》的有九次。（《鄧小平文選》二卷291—310頁）。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1980年10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稿）》。中旬，中央辦公廳組織黨內四千高級幹部（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大討論。實際參加的人數有5600多人，其中有1548名中央黨校學員。
郭道暉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這次討論形成了黨內思想解放的第二次高潮。文革之後，老幹部們傷痕未愈，對毛澤東建國後27年各個時期的錯誤和罪行，身處其境，進行了黨內清算。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4期郭道暉（著名法學家，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朱鎔基入黨介紹人。）的文章《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曾經引發社會轟動。四、五千高級幹部和“草案”的主要觀點，實際是和鄧小平的指示發生激烈的爭論。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再指示：歷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
《草案》評議焦點有三：
一，回避了建國17年出現的路線錯誤，提出“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這個結論，完全違背客觀實際，大家表示不同意。
二，認為“毛澤東思想只包括正確思想，錯誤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已形成科學的體系”。這在邏輯上是不通的，遭到很多人反對。而且《草案》把毛澤東的錯誤寫成是“黨的錯誤”，參加會議的，幾乎都是文革的倖存者，歷次政治運動的倖存者，當然不能接受。
中宣部副部長兼廣播局黨組書記張香山說：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
三，關於毛澤東個人功過評價，成為大會熱點。
毛澤東前秘書，電力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李銳做了關於廬山會議的兩萬字發言，獲得胡喬木的支持，讓他寫成書發表。
政協副主席李維漢在發言中列舉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錯誤的十大方面；他還指出：歷史上毛未犯過右傾錯誤，主要是左傾片面性。毛澤東把文革與打倒蔣介石並列起來，值得深思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主席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分子）。
鐵道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李頡伯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
張香山說，我們也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寧批伯恩斯坦的右傾修正主義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
文聯副主席夏衍發言中對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無過”提出質疑。他主要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但後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夏衍公開指出毛澤東建國前也有過失。
張愛萍將軍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言必稱秦始皇。
遭受過毛澤東殘酷迫害的經濟學家孫冶方說，毛主席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
朱德秘書陳友群談到，1950年中宣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面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
廬山毛批彭德懷，在政治局會上不等朱老總講完，毛澤東就把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了四個字：“隔靴抓癢”，阻止了朱總的發言。回北京後又組織高幹批朱總，迫他寫檢討，一直發到縣團級。從此以後，實際上剝奪了朱德的工作權利。
當討論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浩劫”時，譚震林副委員長拍案而起，激動而沉痛地說：“什麼‘空前’浩劫！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蘇區和其他地方的肅反，就錯殺了紅軍幹部和戰士幾萬人，難道不是浩劫？！”
談到高饒事件，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說，事前毛主席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絕不能反；並自己承擔責任。後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
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說，他兄弟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同他爭論，他拿起雞毛撣子要打他。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寫朱元璋只是“聖德有虧”。
筆者以為，用“毛家祠堂”比喻建制之後，毛澤東在黨內長期大搞權力鬥爭和個人專制，“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再恰當不過。文革是毛澤東搞“毛家祠堂”的頂峰。
專制不去，祠堂永存。而傳遞香火的歷代大族長，首要的功能還是要維護毫無政治合法性的“毛氏祠堂”的存在。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鄧小平決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最高層的人事更動，會議連續開了九次，對華國鋒提出嚴厲批評。一直支持華國鋒工作，提出“英明領袖”的葉劍英，講話時激動得不禁熱淚長流。會議做出決定，華不當主席，換成胡耀邦。
胡喬木、鄧小平關於毛澤東之爭
1981年2月上旬，準備提交給六中全會討論的決議稿子搞出來了，胡耀邦看後認為這種思路不行，報告鄧小平，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組織一個班子來起草一個決議稿子，鄧小平說：“好嘛，兩個攤子，各搞各的嘛。”3月初，胡耀邦拿出一份鉛印的《口頭彙報提綱（草稿）》，決議的題目改為《關於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被鄧小平當場否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成為一份為罪惡累累的“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歷史文件。據說不僅幾千名高級幹部，就連也不贊成胡耀邦修改方案的《決議》起草小組組長胡喬木，也不同意鄧小平對毛做三七開的評價。在起草過程中，這位“不可一日無君”，長期跟隨毛澤東，“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批評過老鄧的党的第一理論家，與成為中共新的大族長的鄧小平，也發生了激烈爭執。
胡喬木與其夫人
胡喬木認為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十七年毛領導我們幹的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而是民粹主義，他主張應該把毛在“文革”中迫害老同志作為教訓寫入決議。鄧小平堅持只能說毛功大於過。“過”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犯的錯誤。寫錯誤，要宜粗不宜細，只能這樣。他十五、六次發表指示，召見起草小組（包括單獨找胡喬木、鄧力群），越說越嚴厲，最後發脾氣：“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決議》寧可不做！”
胡喬木親筆寫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節之後，稱“病”了。比他更左的鄧力群接任了起草小組組長。4000人討論草案，據說只有胡喬木起草那一節沒怎麼改動，其他各節進行了反復修改。但是無論怎麼改，《決議》的核心都是評毛，只能遵照鄧小平的三七開。就連“徹底否定的文革”，也只是荒唐地定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毛的彌天罪惡仍舊被掩蓋。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這樣成為了阻礙全黨思想解放最大的“凡是”，作用與《四項基本原則》旗鼓相當。
《決議》通過之後，胡喬木“秉筆直書”寫了十六條保留意見上交（後又收回）。除了堅持他自己對毛的評價，還堅持毛領導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犯了“左”的錯誤。雖然以後胡喬木又跟著鄧小平“清汙”、批周揚，反“人道主義”和“異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胡耀邦，不遺餘力，但他一生仍舊留下了可圈可點之處。1989年1月，他訪美之前請鮑彤到他家，徵求鮑對他書面準備的回答美國記者提問的意見，談話中，胡喬木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一定要從憲法裏刪去。”鮑彤沒有回答，因為此前鮑彤就聽趙紫陽講過胡喬木有這種看法。胡喬木送鮑彤上車後，又敲敲車窗，囑咐：“我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話，不要對其他人講。”這大概是這位一生有“左王”之稱的中共理論家道德文章的一大亮點，另一個亮點，當然是他的“十六條”。
歷史經過了三十年，今天道德文章遠遠不如胡喬木的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竟然繼續搬著這篇鄧記文過飾非的“決議”，繼續為“毛家祠堂”塗脂抹粉。他們做的，都是今天最高政治的需要。無論江澤民，還是胡錦濤，無論習近平，還是李克強，他們的執政合法性都來源於“毛家祠堂”，來源於暴君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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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江：—評中共黨史第二卷
柳 江：為“毛家祠堂”文過飾非的愚民文本（上）1~1
——評中共黨史第二卷（1949-1978）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106/Article_20110619120641.shtml
作者：柳江
《新 史記》第二期／歷史經過了三十年，今天，道德文章遠遠不如胡喬木的中共的“黨史專家”們，竟然繼續搬著這篇鄧記文過飾非的“決議”，繼續為“毛家祠堂”塗 脂抹粉。他們做的，都是今天最高政治的需要。無論江澤民，還是胡錦濤，無論習近平，還是李克強，他們的執政合法性都來源於“毛家祠堂”，來源於暴君毛澤東.
為迎接中共党慶九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簡稱《二卷》）於今年1月11日由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201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召開了首次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總書記胡錦濤會見與會代表，常委、書記處書記習近平發表講話，特別提出要“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為這卷黨史的推出做了極不尋常的政治鋪墊。
《二卷》出版之後，中共官媒立即造勢，發表了海量的解讀文章，中共黨史研究室的前後主要領導，傾巢而出，分頭接受全國重要媒體的採訪。中共中央直屬部門率先用黨費購買《二卷》，分發給黨員。1月14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新聞出版總署聯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座談會。2月20日中組部、中宣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六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在黨員、幹部、群眾和青少年中開展中共黨史學習教育的通知》，目的要在全國掀起學習黨史的熱潮。4月21日重慶舉行“學黨史、強黨性”《二卷》專題導讀報告會，100多個市級機關的2000余名幹部參會學習。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最後一位組織《二卷》修改的曲青山接受採訪時說：“近些年，在境外，包括港澳出現了大量關於歪曲黨史的出版物，這種出版物有個特點：兩頭在內，出版在外。就是作者在大陸，出版在外，讀者大量在國內。這給國內的黨史學習教育帶來混亂。”“黨史二卷的基本結論是在實踐中不斷形成的全黨最大的共識。”人民網以《黨史第二卷問世糾正對新中國最初29年誤導偏見》為題發文，功利性表達直截了當。
由此可見，《二卷》乃是江澤民、胡錦濤前後兩屆中央，為修建党大業，為統一全黨思想，聯手搞出的天字一號的思想理論工程，當然，胡的色彩遠遠重于前任。
胡繩、龔育之組織編撰的初稿被否
1991年，為建黨七十周年獻禮，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21-1949）》，和以胡繩個人名義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後者對以往黨史研究的內容僅局限於民主革命武裝鬥爭時期有了第一次突破，發行了700多萬冊。
《二卷》編寫提上日程是1994年9月，在胡繩領導主持之下，由參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編寫的龔育之、石仲泉組織編寫書稿。1995年初，編寫組提出新中國的黨史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分為中、下卷。經室委會研究同意，上報中央，獲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只用四年，1998年底中卷初稿完成，由龔育之、石仲泉統改，胡繩定稿。1999年在一定範圍內徵求意見。高達90%的意見都認為書稿編寫得不錯。只有10%，針對對毛澤東的評價，發生激烈爭執，一種意見認為中卷對毛的錯誤還是不敢寫，仍然為尊者諱；另一種意見認為《中卷》把毛個人的錯誤寫得過於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
胡繩定稿的《中共黨史1949-1978》中卷被否
2000年，初稿上報中央，未獲批准。組織修改的負責人張啟華說：“最初書稿寫錯誤較多、較細，中央審查沒有通過。”黨中央站在10%的哪一邊就十分清楚了。
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說得更具體：“龔育之的黨史把党的這段歷史寫成一個錯誤接著一個錯誤，好像建國後就是從錯誤走向錯誤的歷史。”
張啟華編史有兩大秘笈
2003年1月調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擔任副主任的張啟華，自2003年2月至2009年10月退休，負責組織被中央否定的龔育之、石仲泉統改，胡繩定稿的《中卷》初稿的修改。修稿當中，決定將中、下卷改為二、三卷，上卷再版更名《一卷》，便於隨歷史延伸下去。2009年的5月和8月，中共黨史研究室將《二卷》送審稿先後送給胡錦濤、江澤民審閱，都獲得肯定，胡、江都做出批示。因此，張啟華成為《二卷》出版的大功臣。
張啟華大學專業是歷史檔案，到中央黨校進修過馬列毛哲學，搞黨史屬於半路出家，而且在兩個“左家莊”——《紅旗》編輯部和鄧力群嫡系部門《當代中國研究所》歷練多年，2003年初調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被傳“鄧力群派來個親信”，張啟華曾講了一句話：“我和力群同志也有分歧。”來為自己辯白。
今年1月13日，張啟華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她說：“我們寫這段歷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個是要跟《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保持一致，再一個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精神保持一致。”看來，這兩個“與中央保持一致”就是張啟華編史獲得通過的秘笈。
張啟華當年還是胡錦濤欽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建設工程的兩個課題——《中共黨史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和《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首席專家。2008年5月5日她在《北京日報》發表文章《談國史研究的黨性和立場問題》，引用了曾慶紅對《二卷》批示中的一句話，她說：“我們要自覺從提高党的領導水準和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政治高度來認識和做好國史、黨史工作。正如曾慶紅同志給中央黨史研究室一份批示中講過的一句話：”黨史姓黨‘，國史也一樣，也必須姓黨。“這篇文章遭到網上評論帖子的猛烈圍攻。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中國自古就有“秉筆直書”的史學傳統。張啟華的兩個“與中央保持一致”，毀掉了（但願只是雪藏）胡繩、龔育之等一批黨內德高望重的理論家寫就的一部好的黨 史，製造出的不過是“黨史編纂學”（何方語）的又一個文本，遭遇黨內外眾多人士的拒絕和批評是理所當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一位著名學術權威，公開 拒絕領取黨費購買的《二卷》。中共中央某部老幹部的組織生活會上，一位老理論家公然抗議“用黨費購買垃圾圖書”，全場無人發表不同意見。南通一位84歲的高校老宣傳部長丁弘直接給張啟華寫公開信，稱“你們以毛的是為是，以毛的非為非。”“你們黑白顛倒著寫，為了尊毛、護毛”，“你們是盡心竭力地忽悠著，儘量說明毛的偉大和黨的一貫正確。灰暗的地方儘量抹去。你們自己也知道，這個《史》是壽命不久的。”著名的“文革人物”，90歲的聶元梓直接寫信給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二卷》主要編輯，指出有關她的內容嚴重失實，所用是文革逼供信和大字報的材料，要求予以答復並更正。
《二卷》後記列了109個參與編寫和審讀者的名字，其中一部分是參加龔育之黨史編寫的專家，他們紛紛否認和張記《二卷》的關係，他們編寫的章節與現在出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對自己的名字上《二卷》後記，只感到氣憤。
怎能把毛27年和毛後兩年混為一談？
胡繩、龔育之90年代編史，提出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劃界，明顯具有時代局限的痕跡。但是今天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人民網，要“糾正對新中國最初29年誤導偏見”，卻是魚目混珠，睜眼說瞎話。毛澤東主政的27年，和華國鋒結束文革，重用胡耀邦撥亂反正的兩年，是不容混淆的兩個階段的歷史。
毛澤東的27年，是他拋棄“共同綱領”，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27年，是一個錯誤接一個錯誤，一個罪行接一個罪行，甚至是用一個動亂否定另一個動亂的27年。 而華國鋒主政的二年零三個月，是結束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大刀闊斧改正毛澤東錯誤的兩年（抓捕“四人幫”、平反冤假錯案、恢復鄧小平工作、真理標準討論，強 調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動教育科學文化工作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進展），正如鮑彤所言：“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否定。”華國鋒主政的兩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全面鋪就的兩年。2008年8月 華國鋒逝世，中央修正了對他的結論，此後大量史實揭示出來，證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這兩年寫成是華國鋒搞“兩個凡是”，阻撓變革的 兩年，是不符合事實的。是鄧小平出於奪取最高權力，別有用心的貶低。本來有大好機會遵照事實寫這兩年的歷史，但是《二卷》做的極差，篡改歷史，功勞都記在 鄧小平頭上。
1977年胡耀邦編史否定路線鬥爭
1977年8月12日華 國鋒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提出：“要認真組織力量研究黨史，學習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經驗。”其目的是與當時編輯 出版《毛澤東選集》五卷是一致的，都是為了“闡明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當時編寫黨史和總結“三次路線鬥爭”的任務，首先由胡耀邦領 導剛剛複校的中共中央黨校承擔起來了。
1977年9月21日、22日在中央黨校有關會議上，胡耀邦說：“葉帥曾找我談過，希望幾年內能搞出一本黨史教材。”，胡耀邦有編寫一部40萬字黨史的願望。首先讓黨史黨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專題研究小組。胡耀邦提出了特別要求：“還要搞一個東西。就是向全國、全世界解答，為什麼中國黨的兩條路線的鬥爭那麼多。”
胡耀邦有編寫一部40萬字黨史的願望
1977年12月2日，討論黨史教學方案，胡耀邦說：“我看你們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胡耀邦指的是抄十一大報告.胡耀邦說：“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檔，哪個同志講話，還要看實踐嘛。黨史顛倒的東西多了，我們不能這樣講。”
胡耀邦提議，由哲學教研部主任、《理論動態》負責人吳江牽頭，與搞黨史的同志一道，一個月搞出新方案。
1978年1月20日，“三次路線鬥爭”提綱初稿出來，此時，中央已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同時兼管中央黨校，胡耀邦提出：稿子先不上報中央，作為草稿先印發給第一期學員800多人內部討論，徵求意見。
中央黨校開展了一場全校範圍的“三次路線鬥爭”大討論。這場大討論的成果有：1，把第九次路線鬥爭——劉少奇的問題，與第十次、第十一次林彪、“四人幫”的問題從性質上區分開了，抹去了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扣在劉少奇頭上“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帽子。2，突破了毛澤東對“文革”三七開的定性，討論涉及到毛澤東和林彪、“四人幫”的關係。3，涉及到對毛澤東的全面評價。4，否定了“三次路線鬥爭”的命題。這次大討論既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前奏，也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4千人大討論的先聲。
5月，《光明日報》總編輯，也是剛從中央黨校高級幹部班畢業的楊西光，在眾多來稿中，發現了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他與胡耀邦在黨校成立理論班子合作，對該文進行大幅度修改，加上“唯一”一詞，形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胡耀邦兩次審閱定稿，於1978年5月10日首發於黨校刊物《理論動態》，次日在《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掀起了席捲全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6月20日、24日，胡喬木連續兩次到家裏找胡耀邦，說：“你不能再這樣寫，這樣黨就分裂了。”
1980年2-4月，人民日報和胡喬木為劉少奇平反的社論爭吵兩個月。胡喬木口授社論的題目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胡績偉建議改為《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胡耀邦支持人民日報的修改意見。遭到胡喬木的拒絕，胡喬木說他傳達的是鄧小平的意見，題目和內容一個字也不能改。
胡耀邦1977年就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汪東興的阻撓被突破，鄧小平的阻撓突破不了，反右運動只能改正，不能平反，還留下極小一批不能改正的右派尾巴。高饒案也不能解決。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佈後，中共中央決定編寫新的黨史。而且將編史任務從中央黨校轉給中央黨史研究室。一卷建國之前27年，十年完成，二卷建國之後29年，十六年完成。胡耀邦親自領導下樹立的寫史的實事求是的客觀標準，遭到了破壞，到《二卷》修改已經蕩然無存。
黨內思想解放兩次被阻止
1977年、1978年 胡耀邦領導和發動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都獲得華國鋒的支持，這直接帶來黨內兩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理論務虛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因為鄧小平訪問東南亞和華國鋒發揚民主使得會議失控，鄧小平回國之後，北京市委林乎加已經為天安門四五運 動平反，胡績偉主持的人民日報，在天安門事件平反前夕發表社論：《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使得鄧小平不得不放棄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 繼續革命理論”的發言稿。讓胡耀邦為他另組班子，起草新的報告，新報告吸取了中央工作會議湧現出的所有新觀點，包括：一，胡耀邦在中組部著手平反的一系列 大案要案。二，胡耀邦領導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三，人民要求為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平反的強烈呼聲。鄧小平從中央工作會議上獲取豐厚的思想資源，扯起了思想解放的旗幟。依靠在三中全會閉幕式上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從而奪取了黨的最高權力。謙和、寬容的華國鋒為“兩個凡是”、“英明領袖”向大會作了檢查。
此後，遵照葉劍英的建議，在華國鋒同意之下，1979年1月18日，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邀請中央和北京理論宣傳單位160多人參加，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胡耀邦發表引言，使得真理標準的討論進入第二階段。
務虛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兩個凡是”問題上分清是非。會議基本上弄清了“兩個凡是”的出籠經過。實際上涉及到建國以來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的各個方面。
周揚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他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毛澤東同志，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問題才能解決。隨著，‘兩個凡是’的問題也不必爭論就可以得到解決。”
會議的發言已不回避公開指名道姓地評論毛澤東。批評了他各個時期的錯誤。歷史學家黎澍說：“新的社會制度一產生他就想超越經濟自然發展階段，這樣也就帶來了嚴重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主義搞成了貧窮的社會主義，還說貧窮能更快進入共產主義。”經濟學家許滌新批評：從“三大改造”、“大躍進”、“反右傾”、‘四清’，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都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論發展下來的結果“。
國際問題專家宦鄉直接批評“九評”，他是第一個觸動這個禁區的人。他說：“九評”在思想上乃至國際背景上毫無疑問是“文化大革命”促成因素之一。“反修”由外而內，反到自己頭上來了。“左”得不能再“左”。
批判毛澤東，毫無疑問也都觸及了鄧小平，因為很多事他是跟著毛澤東一起幹的，他也是直接經手人。
會議對康生的揭發批判最多，並表示出極大的憤慨情緒。提出“整人惡俗”不除，“康生現象”不絕。理論務虛會議上的發言通過簡報，流傳到社會，引起震動非常大。來京上訪事件也非常之多。2月8日左右，胡耀邦將外地（上海、浙江、山西等）發生一些群眾騷動的材料印發給會議人員參看。
三中全會之前公開支持“大字報運動”和“西單民主牆”的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之後，僅一個來月，就來了一個180°大轉彎，1979年1月6日，他說：“‘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從來沒有起過積極作用。”要求司法部門從重處理。2月17日，中共中央宣佈撤銷《公安六條》。《公安六條》是1967年1月，為加強對敵人的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正常進行，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秩序而公佈的，首設“惡攻罪”。
春節之後，第二階段的理論務虛會議於3月下旬開始，參加者擴大到500人。鄧小平重新啟用胡喬木為他起草報告。3月29日提出“民主化是第五個現代化”，反對“鄧小平獨裁”的29歲的北京市公園服務管理處工人魏京生被捕，後以“公開煽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議上做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並讓大家討論。《四項基本原則》的具體四條，是鄧小平甩開5人起草小組，親自口授的。討論中，大家發表意見不多，和第一階段完全兩樣。
之 後，胡耀邦說：“大會不開了，我也不講話了。我明天就去宣佈。”中共黨史上一次大規模的理論工作會議，就這樣結束了。胡耀邦留下的遺產是思想解放，而鄧小 平留下的遺產是用“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這“四個凡是”成為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繩索和大棒。“整人惡俗”的“康生現象”，由“鄧小平現象” 以及“胡喬木、鄧力群現象”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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