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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以武犯文，勝者中共以暴辱士、閹士、滅士，三千年未有之烈之慘也。稽康受司馬氏之誅，猶允作絕響《廣陵散》，李大釗遭軍閥張作霖處 死，也允其絞刑之願，得一全屍。唯紅朝刑人，女共張志新，同志也，非異黨異類，僅言不合潮流，識難合聖意，竟割其喉滅其聲，姦其身污其體，再兇殘奪命。而 國家主席劉少奇，以一頂「中國赫魯曉夫」帽子，就可打倒，插叛徒、內奸、工賊三標簽，即被鬥死辱死虐死，體被滅，姓與名也消弭了。黨內殘殺同志，猶如虎似 狼，清除知識人及異議，就更心毒手狠，不改造為奴性妓性狗性者，誅其心、滅其性、奪其志，從開國至今，時鬆時緊，從未斷未絕。
文化洗劫，前所未有
批胡適運動，即砍五四新文化之旗，批胡風肅反，乃滅左翼作家之魂，開國立政，數百萬士族鄉紳，以土改、鎮反運動血洗，傳統文化繼承者被 滅，文化薪火被斷，東方文明之種遭絕。繼之反右運動再打擊消滅百萬以上知識份子，乃斷百年民主之脈，亙古未有文明之浩劫。爰及文革，劫遺的紅色學者與淺紅 知識人，再遭滅頂，清除得紅海洋一片，實白茫茫一片。何止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被毀，先秦諸子百家盡滅，經史子集被燒，除毛著馬著之外，一切書籍文字皆誣為反 動，顧炎武之亡國乃改姓，亡文化乃亡天下之歎，他在改朝的明末清初，猶見異族滿人不僅未滅漢族文化，且以落後遊牧文化服贋漢族農耕文化。而毛澤東舉馬列旗 幟滅中華文化，豈只亡民國之共和，猶顧炎武所說亡歷史亡文明亡天下也。毛氏之亂中華，確為史無前例！毛澤東王朝所行暴政不批，何以除惡，此愚民惡政不變， 何以返智，痞性氓性黨性不批，人性何以回歸？講民本、民生、民權，盡空談耳。我已耄耋，懷揣一本紅朝污史惡帳，不揭出真象，上愧祖宗下愧子孫矣。
近讀金雁、蘆笛兩位海內外學者揭示蘇俄真史真象文章，給我參照系，更啟我蒙昧，更知脫胎於蘇共之中共，遺傳基因皆有列寧主義，獨裁同 譜，專制同模，卻同中有異，歐洲之共與東亞之共，也確有別。有東正教之共與宋江山寨造反之共，未可等同。赫魯曉夫當過斯大林幫手，卻能揭斯大林之罪（蘇共 二十大作秘密報告），鄧小平做過毛澤東幫兇，還兩次被毛打倒，卻無勇氣批判毛。赫魯曉夫敢與歷史同懺悔，鄧小平只能政客手腕去敷衍歷史維持帝制帝業。近百 年中國的歷史悲劇，確如睿識者所識，由俄羅斯與日本兩大惡鄰導演。孫文革命的先投日作靠山，再上俄之賊船，最典型，也是中國今日歷史困境敗局之濫觴。
兒子黨勝過老子黨
但作為兒子黨的中共，儘管在六十年代以前，《人民日報》發社論還寫「列寧主義萬歲」文章，而毛主義與列寧主義卻很不同。列寧把經濟搞死 社會弄衰，布哈林等弄出個新經濟政策，列寧還大力支持。毛澤東的大躍進等三面紅旗，餓死四千萬人，劉少奇等以開放自留地自由市場等新經濟政策，也將社會搞 活，卻遭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掃蕩。以列寧對托洛斯基、毛澤東對劉少奇等政治對手，列寧尚能容納並未剪除。以列寧對高爾基和毛澤東對魯迅對比，高爾基這同路 人，扭著他為作家文人說情，後來還禮送高到意大利官費療養。毛澤東不僅把魯迅的傳人且屬左派作家的胡風下獄，還株連其一夥。而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羅稷 南問毛，魯迅不死今天可能會怎樣？毛的回答是：要麽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麽識大體不做聲。對待文人知識份子，蘇共仍未及中共做得那麼狠那麼絕呵！這是否 蘇聯那幾十年思想文化專制也給文化留有餘地，便有以後的三位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蕭洛霍夫與索爾仁尼琴，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毛澤東時代有王實味被砍頭， 胡風被下獄，御用筆桿鄧拓、田家英也逼得自殺，六十多年紅朝專制下只生長宣傳品不生長文學，沒諾貝爾文學獎也很必然。中共御用走卒卻造得出謠言去詆毀瑞典 皇家學院評委馬悅然受賄，豈非毛共劣於蘇共之又一證明嗎？
流氓本性，荼毒文明
毛澤東一生，認為無知無識的愚氓，尤其那些無業的流氓痞子，是他造反奪權最好的依靠對象，有文化懂歷史的知識份子，能識破他的伎倆，便 顛倒地要知識份子向無知的勞動者學習，要知識份子工農化。這是蘇共也沒有的口號。在延安，他攆知識份子下鄉有句名言：不下去，就不開飯！逼那些投奔所謂解 放區的文人知識份子放棄自己現代的先進文化，用落後農耕文化來愚昧自己。摧毀知識份子的自尊與自信，第一個識破他這一套陰謀，以「野百合花」寫雜感的王實 味，被他囚禁後殺了。順著毛的知識份子如羊路由等就去寫《兄妹開荒》，國立第六中學跑到延安去的賀敬之，就去編造《白毛女》，魯藝的教師公木等就去改信天 遊民謠為《東方紅》了。就這麼奴顏婢膝洗心革面成了紅色奴僕。毛澤東還以對聯戲弄知識份子：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柢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兩句 話以後成了知識份子文人寫小說拍電影自輕自賤自辱的經誡。後來更有典型的《劉三姐》以對秀才的醜化來醜化現代文化人。《青春之歌》裡，胡適的北大學生余永 澤寫成狹礙萎瑣的小人，再到文革中電影《決裂》嘲弄教授講馬尾巴的功能。到文革毛澤東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聖旨宣揚全國，甚至交白卷成英雄，文盲農民陳 永貴可提拔當全國副總理。毛澤東反智反文化反文明、開歷史倒車，比蘇聯走得更遠做得更絕。他造成文化毀滅罪孽、社會生態罪孽、道德倫理罪孽。文化革命結束 時，本來有赫魯曉夫批斯大林那樣對毛澤東的批判與清算，這是最好的時機，卻被復出的這些被打倒過的走資派、政客小人，用捨車保帥方法，把罪孽轉移到四人 幫，同時把文革前十七年的罪孽掩飾成路線正確，被鄧小平陳雲等煮成這一夾生飯。從這夾生飯育出的細菌與腐惡，便是今天貪官污吏的暴漲。史無前例的貪污犯向 外的大逃亡，借房地產拆遷借江河處處截流建電站與掏盡資源……什麼太子黨的搶班爭權，什麼唱紅歌烏有之鄉紅色網站，什麼紅色旅遊去朝聖血污歷史，什麼文革 樣板戲又稱紅色經典，無不是毛魂的借勢回歸！中國又陷入新的折騰漩渦，又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睡在天安門廣場那具毛的乾屍，也許半夜坐起來燃上香 煙，又笑起來，吟起數風流人物，又看今朝。
而啟開中國歷史新紀元，衝破毛澤東給中國製造的「鬼打牆」唯一的出路不是批毛嗎？只能寄望於醒覺的知識份子。今 天這時代，不是知識份子覺醒與奮鬥的時代嗎？茅于軾站出來還原毛為人的文章，只是序言，應有對六十多年歧視、侮辱、滅殺知識份子的歷史反彈和反抗呵！應有 被滅聲者的發聲，受辱者的尋回尊嚴。所謂民族的脊樑，首先是知識份子的腰杆挺直。我們看見茅于軾正挺起脊樑來批毛，應接下他的接力棒，把批毛進行到底！這 是知識份子避不開躲不掉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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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一九二五年就將知識份子列為消滅對象。幾十年實行仇視打擊政策，使一個獨立的知識群體不復存在。不根治「毛病」，無社會穩定可言。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從此站起來了，中國的知識份子也就從此趴了下去；知識份子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社會文化群體在中國再也不復存在。
這裡所說的知識份子是特指那些公共知識份子，特指那些既有專業知識和技能，又能自覺肩負社會責任，擔當社會道義，成為社會良心的那種不卑不亢、挺胸直 立於權力之外並能以自己的知識和技能監督和制約權力的個人和群體。公共知識份子不是那些僅有知識和技術的專家、學者，那些專家和學者他們完全有權選擇自己 的生活道路和學術道路，他們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他們可以「不問蒼生問鬼神」，只想為往聖繼絕學；他們可以只管拉車不問路，著書都謀 稻粱黍。這些學者和專家確有很多出類拔萃者，他們在自己的研習領域成績突出，令人拜服。只要他們不為虎作倀，不為權力張目；只要他們不幫兇，即便去幫閑， 在道德上也就不必苛責他們。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半瓶之醋，甚至淪為鄉愿和犬儒，那就另當別論了。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權力集團、知識份子、公民大眾，三者並立，互聯互制，形成一個持久緊密的三角形的社會結構。三角形邊長相等，如同各自角色平等； 三角形內角固定，如同各自力量均衡；這樣一個能「內控」也能「外抗」的超穩定結構和機制，可以反制或化解來自內部或外部的打擊，使其歸於無效。
知識份子在三者之間是一個居中卻有平衡機制的社會力量，當社會出現動盪時，他能起到穩定作用，不至於社會分裂乃至崩潰。如果知識份子軟弱無力，甚至力 量消失，那勢必造成兩種狀況或者專制惡魔獨霸天下，或者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從而社會秩序失範，造成天下大亂；即便改朝換代，也是湯換藥不換，舊貌並未變新 顏，歷史周期律依然循環。
知識份子作用不能像那灶王爺，不能只是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充當和事佬，上下俱歡顏。如此之犬儒和鄉愿，左右逢源，必定會在權力的誘惑或打壓之下，墮落成「寫作班」的筆杆，如以往的石一歌，或當今的五角黨，充當宣傳工具，淪為御用鷹犬。
知識份子應是思想的匕首，言論的刀槍，精神的高山，靈魂的模範，當權力為非作歹、倒行逆施時，要敢於揭露，勇於抵抗，喚起民眾共同發難。
在一個相對和諧而又需要變革的社會中，知識份子不但要搖旗吶喊，煽風點火，還應在火勢失控、毀及社會時，理性地、智慧地協調公民與公僕、權力與監督、 自由與規則、權利和義務，執法和公正、獨裁與民主、妥協與互利、雙贏與讓步、激情與理性、獨享與兼顧......等諸多關係，從而以最小的社會成本在進行 變革之後達到新的社會和諧，推動新的社會共識的形成。此時此刻的知識份子功莫大矣，是國民大眾的良師，是權力集團的諍友。
令人憂慮的是如今已經不復是「相對和諧而又需要變革」的年代，當代中國已經失去寶貴的可以進行「和平變革」的歷史機遇，已經墜入「很不和諧而又很不變革」的高危時期，卻極有可能引起難以意料的非常態的突發性的社會裂變。
之所以墜入高危，當然有很多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其中知識份子力量的消亡，使得權力集團、國民大眾、知識份子穩定的三足鼎立，變為權力集團和國民大眾二 者的正面對峙。更加危險的是，如今「官」「民」兩極相互敵對，絕不信任，一旦矛盾激化，勢必星火燎原，不可收拾。小則爆發無數極端性的群體事件，大則引發 動搖社會基礎的全民動亂。就如官民吵架，沒有知識份子從中判別、裁定、調解、講和，只會越吵越兇，甚至大打出手，兩敗俱傷。雖然調解本屬司法機構之職責， 可是當今中國司法不獨立，墮落為權力集團的幫兇，不為民眾所認可。而本應主持公道的媒體，也無公信可言，從央視到地方各級黨報，都不是自由言論的獨立媒 體，除南方報業尚能說一些真話、人話外，餘者皆為權力集團的喉舌、工具。
當今中國太缺少作為社會良心的公共知識份子，如法國的作家左拉、前蘇聯的科學家薩哈諾夫、美國的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緬甸的政治家昂山素姬──在中國幾無所見。
據報導二零零九年中國用於「維穩」的基金高達五千一百四十億元人民幣，超過了當年的國防預算！「維穩」費用除了用於失地之農民、強拆之戶主等上訪或 「鬧事」 的民眾之外，主要還是針對異見的知識份子，由此可知，權力集團對付國民大眾和知識份子甚於對付國外敵人，所以所需經費要超過軍費。
其實不論國內外，被中國權力集團認定的敵人，都是「被敵人」，都是假想敵。就如被他們認定的朋友一樣，如前蘇聯，如現朝鮮，都非真正朋友。相反，對 「被敵人」的倒是真朋友，而中國權力集團對這些真朋友卻始終不放心，始終充滿敵意。試問，現今世界各國還有哪個國家像「我的祖國」那樣對國外的真朋友如此 滿懷敵意的呢？朗朗最近在白宮不是代表了「我的祖國」激情地表演了「我的祖國」對美國朋友的敵意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 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但最敵友不分的、最媚敵仇友的，恰恰是毛澤東和他的權力集團，堪為世界第一。
知識份子這一重要的社會力量的消亡，是在一九四九年「天翻地覆慨而慷」之後開始的，是權力集團對知識份子長期殘酷鎮壓的結果。思想改造、洗腦交心、批 判俞平伯、聲討《武訓傳》、反胡適、反胡風、反右派，直至文革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新政權發動的涉及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幾乎無一不是仇視知識份 子的，如此有 計劃、有步驟、有組織、有綱領地，並長達數十年的之久地迫害知識份子，直至整個地消滅知識份子的獨立群體，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也堪為世界第一。
早在一九二五年毛澤東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原稿中就已經把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列為應予消滅的革命對象，被毛澤東視為「極端反革命派」和 「半反革命派」，一九二八年毛澤東在湘贛邊區清洗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則不發，這也說明毛澤東對知識份子一直存有戒心。毛澤東力 主清查「ＡＢ團」，李文林等不少知識份子出身的紅軍將領慘遭殺害。一九四二年在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大批滿懷革命激情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 中的百分之八十都遭到肅整，王實味在這次運動中被殺害。以上這些血腥歷史，在李銳、高華等人的著作和王來棣的論文中都有揭示。四九年之後以消滅知識份子為 目的歷次政治運動，不過是歷年以來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敵意的繼續和發展，只是更陰險、更兇殘、更具規模。
毛澤東曾賦詩：「一唱雄雞天下白」，白甚麼？一是共產黨「天下」的「一窮二白」之白，這是毛澤東說過的；二是農業合作社的「一張白紙」之白， 這也是毛澤東說過的。可對知識分子來說，這「白」是「白色恐怖」之白！毛澤東五八年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有番講話中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 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說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 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毛澤東說此番話時，其蠻橫之神情，其陰損之內心溢於言表。尤其是說完之後的大笑，更是讓人毛骨悚 然。那些和毛澤東辯論過的民主人士，如果他們當時也在場恭聽聖諭，毛澤東對白色恐怖如此赤裸裸的表露，怎不讓他們驚悸萬分？果然文革中席捲全國的更大規模 的白色恐怖終於到來。
凡是由體制、政權這一方所發動的恐怖活動全世界都稱之為白色恐怖，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時期的白色恐怖，從來就沒有甚麼紅色恐怖，可「文革」中偏偏將白色 恐怖美其名曰紅色恐怖，就如明明是陰謀，偏偏說是陽謀一樣。披上紅色的外衣，便可以將兇殘成為合法；戴上革命的冠冕，就能使屠殺成為正當。於是在「文革」 中便 公開地、大量地消滅知識份子，或槍斃、或坐牢；有的知識份子或驚恐而自殺，或被迫而自裁......天津作家林希是全國最年輕的胡風分子，他有篇自白，說 他從被打成胡風分子一直到「文革」這麼多年，幾死者數矣：幾乎被嚇死、被氣死、被累死、被凍死、被餓死、被病死、被鬥死、被打死、被逼死......均因 萬幸而得免，雖九死而終獲一生，但全國「九死」而不能「一生」的知識份子究竟有多少呢？遠遠不止「四萬六千個儒」吧！「文革」距今已四十多年，尚無一份知 識份子死亡的準確 數字和完整名單，這是「我的祖國」的高等機密，秘而不宣。人在中國是不算人的，生命是得不到尊重的，知識份子的命運也如此。
毛澤東關於「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坑了四萬六千個儒」的講話還只是在黨內的講話從未向社會公開，可是同年就有雲南大學的黨委書記李書成將一份黨內文 件改頭換面並署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報》發表，說雲南大學百分之九十的知識分子都反對共產黨，因此他公開提出「應當消滅知識分子」。（見李岫：《歲月、 命運、人──李廣田傳》）這說出了毛澤東內心深處的咬牙切齒之聲。
經營了數十年，知識份子果然消滅了。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在《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中說：「甚麼北大、清華？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那個）綠林大學 的。」何謂「綠林」？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強盜也，毛澤東自比秦始皇，又自比土匪強盜，他真的戰勝了北大、清華所代表的書生。請拭目以觀今日之北大和清 華，從師到生，有幾個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呢？知識份子確實徹底地被消滅了！
因此近六十年以來，在正常的社會裡所應見的權力集團、知識份子、公民大眾，三者並立，互聯互制，所形成的持久緊密的三角形的社會結構，在當代從未中國 出現過。毛澤東為首的權力集團對待知識份子只是利用和改造，絕不允許自由和獨立。毛澤東多次以「皮」與「毛」比作權力集團和知識份子的關係，所謂「皮 之不存，毛將焉附」，認為知識份子不具獨立性，也不應有獨立性，必需依附權力集團，強權力集團效忠。
毛澤東把兩者的關係蠻橫地顛倒了。在一個合法的憲政政制的社會裡，權力集團才是附「皮」之「毛」，而知識分子和國民大眾才是權力集團所依之「皮」。也 就是說，你毛澤東才真正是「毛」，廣大的國民大眾和知識份子才是毛等這一小撮「毛」所依附之「皮」。可是以「毛」為首的權力集團從來就沒有「權為民所賦」 的法理理念，從不考慮他們權力的來源和合法性。他們總是以「毛」當令箭，踐踏撕碎所依之「皮」。可是「毛」一旦無所以附，勢必就成了「一地雞毛」，一塌糊 塗， 因此才造成目前高危的亂世局面，才造成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大「毛」病。
中國要走出高危險區，中國要能夠長治久安，亟待解決的事情很多，我不多言。吾以為徹底扭轉毛澤東在知識份子問題上的錯誤，肅清流毒，根治「毛病」，也 是要務之一。如此，才能重新樹立知識份子應有的社會地位，在權力集團、國民大眾中間發揮其「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作用，才能使中國社會既能健康 前進，又能和諧穩定。
做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既不幸也有幸。不幸的一是傷痕累累，犧牲多多，使得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史成了一部災難史、血淚史。不幸的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從沒像現 在這樣的墮落過、無為過，有的雖是被迫的，有的絕對是自願的。有幸的一是，歷史畢竟翻過了新的一頁，知識份子在血污中逐漸站起，在啟蒙大眾的同時，又警醒 了自己。
有幸的是年輕的一代的知識份子成長起來了，他們少世故敢擔當敢說更敢幹，他們有很多事情可做，有很多重擔可肩，有很多志向可立，有很多責任可為......真是任重而道遠，讓我們共同努力，曙光在前，春天不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