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专题库:
“文化大革命”
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年艰难的调整，国民经济开始有了全面好转。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向全国人民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65年，工农业生产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国民经济经过5年时间的调整，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1966年是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全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工作、发展生产。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却不期而遇地突然来临了，带来了堪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声势异常浩大的政治运动，引发的导火索却是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批判一出戏剧的文章。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作者署名姚文元，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善打“棍子”的“左”派评论家，当时的职务是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姚文元在文章中点名批判的《海瑞罢官》的作者，却是大有名气的人物，他就是著名明史专家，民盟负责人，共产党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教授。吴晗写这个剧本，原本是为响应毛泽东提倡学习明朝名臣海瑞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剧本完稿于1960年末，1961年初在北京公演，颇得文化界好评。
姚文元敢于向吴晗叫板，来头自然是非同小可。1965年初，江青找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撰文。整个写作过程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修改9遍之多，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无所知。按照江青的意图，文章毫无根据地把剧中描述的海瑞“退田”、“平冤案”的事情，与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剧本鼓吹单干，为牛鬼蛇神鸣冤叫屈，配合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反映，是一株“毒草”。
文章蛮横无理地对一位著名学者和高级干部进行无限上纲的政治批判，涉及到1961年以来党内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全国为之震动。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清楚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背景，对批判《海瑞罢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抵制。《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报纸18天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各报纸才陆续转载，但开始还是当作学术讨论问题对待。
毛泽东本来就对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不满，曾多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样严重的问题。他之所以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就是认为中央工作发生了路线偏差。北京方面的反映，使毛泽东更加确认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包庇吴晗，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在1965年12月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加重了批“海剧”的政治份量，批判运动越搞越大。到1966年初，形成了涉及思想文化学术各个领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的政治批判运动。
为对当时的极“左”倾向予以适当限制，1966年2月，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鲜明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试图把这场批判运动限制在学术范围之中。
江青看到批判《海瑞罢官》受到抵制，在取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支持后，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由陈伯达、张春桥等炮制出了一份座谈纪要。《纪要》宣称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些政治责难不仅是指文艺界，更是针对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毛泽东对《纪要》修改了三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
1966年3月底，毛泽东严厉指责中宣部是“阎王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二月提纲》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警告说要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集中对彭真进行揭发批判。彭真和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因之被打倒。此前，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总参谋长罗瑞卿已先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致厄运。这4位分管党务、机要、宣传、军队的中央高级领导人出了事情，造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对吴晗的批判又扩大到和他同写“三家村札记”的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批判他们是“三家村”黑帮，调子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各地都揪出了一批“三家村”、“四家店”的所谓“黑线”人物。全党全国笼罩在一片“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气氛中。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揭发批判，决定审查他们所谓“反党集团”问题。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7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系统表达了“左”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会议重新设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实际是一个以江青为首的，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关。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论点。这些错误观点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后，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首次完整的论述。
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措施。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于5月31日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掌握党报喉舌。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搞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5月25日，在康生等策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攻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张大字报。接着，《人民日报》又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消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效法北大聂元梓等人的造反榜样，掀起攻击学校领导和批斗教师的浪潮，学校工作秩序开始陷入混乱。
毛泽东对“乱”似乎是成竹在胸。6月间，他从杭州来到家乡湖南韶山滴水洞小住。期间他写了一首《七律》：
“正是神州多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天地，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诗言志。在这首对仗工整，韵律合节的律詩中，流露出了毛泽东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彻底扫荡修正主义的气魄与心境。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武汉，7月8日给在北京的江青写了一封信，更为直白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中央领导层并不清楚毛泽东“大乱大治”的运动意图。面对开始动乱的形势，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按照党领导运动的传统方法，援引毛泽东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的先例，决定派工作组到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有领导、有秩序进行运动的八条方针。工作组入校后，学校秩序逐渐稳定下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惟恐天下不乱，抓住工作组个别问题大肆渲染，诬为“镇压群众”、“反对革命”。
毛泽东于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听信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片面汇报，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起了阻碍运动的坏作用。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检讨，承担了责任。7月28日，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各大中学校又乱起来了。
毛泽东认为，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批判。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5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并且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显然说的就是党内有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了运动的打击对象、依靠力量、方式方法，主旨是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乱，彻底进行自下而上的，重点整走资派的“大革命”。这是又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常委由7人增到11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实际上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内定为接班人。这次中央全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毛泽东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天下大乱”的运动方针得到全会的正式确认。
毛泽东以个人权威，直接号召和领导群众开展这场“大革命”，把青少年学生作为“造反”的突击力量，发动起了红卫兵运动。他复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又在天安门上佩带红卫兵袖章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师生。中共中央发出停课闹革命和外地师生来京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通知，引发了传播动乱的全国“大串连”。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先后接见人次达1千1百万。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高举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冲到社会上进行“破四旧”，横扫一切他们认定的“封、资、修”的事物，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牛鬼蛇神”和“走资派”。
为扫除来自各方面的运动“阻力”，1966年10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发了旨在取消各地党委领导的《紧急指示》。由此，“炮打”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批斗，各级党委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的范围正式扩大到了工矿、农村，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卷入了这场大动乱，生产生活秩序陷入全面混乱，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简称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称中央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政治局从1927年5月中共五届一中全会开始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均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国家机构，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担任主要职务，一般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设立中央书记处；1966年8月，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时，又恢复了中央书记处。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一人，书记若干人，候补书记若干人。总书记、书记和候补书记由中央委员会直接选举产生。
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区域中央局机关报。1933年创刊，周刊。主要在中央根据地发行。主要刊载中共中央决议、指示和中央领导人的文章。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曾在该刊连载。该刊在指导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支援战争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受到中共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②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东中央局编印的刊物。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理论性秘密机关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主编由李达担任。内容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关于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刊载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材料，介绍俄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同时也刊载部分翻译的列宁的重要著作。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最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刊，至1941年5月停刊。共出134期。以登载中共关于中华民族解放的主张、政策、文件和论文为主。②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1946年2月22日创刊于北平。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主办，社长是钱俊瑞。该报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内战的种种反动行径为主要内容。对华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有较大的影响。同年5月29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共出37期。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公开出版的综合性刊物。周刊。社长潘梓年，主编许涤新。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从12月25日二卷十二期起在重庆出版。曾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先后直接领导。1946年6月3日八卷五期起改在上海出版。1947年3月2日第十四卷第九期出版后即被国民党政府强迫停刊。停刊前，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领导下，于1947年1月30日又创办香港版《群众》周刊，共出三卷143期。1949年10月20日自动停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有《红旗日报》和《红色中华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日战争和第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先后有《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1947年3月《解放日报》停刊。1948年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局；两个中央局的机关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从这年6月15日起，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版了《人民日报》作为华北局的机关报。1949年2月《人民日报》迁至北京出版。194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改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8月1日在法国巴黎创刊。由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负责编写并自己刻印。其主要内容是宣传共产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批驳当时勤工俭学人员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加强对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23年底终刊，共出13期。
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上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爱国的、进步的报纸之一。上海解放后，《文汇报》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成为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以宣传党的各项文教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报纸。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内容广泛涉及全国、上海的重大政治、经济动态和各条战线的新人新事，侧重反映文教科技领域的新成就，新情况、新问题。综合性与独特性相结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开展文艺问题、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讨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筹办的刊物。1946年4月在上海创刊，以报道政治新闻为主要内容。夏衍、周建人、姚溱等负责编辑。邹韬奋、郭沫若、茅盾、胡绳等为主要撰稿人。辟有新闻、通讯、特写、时事述评、小品杂文等栏目，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黑暗政治，反映民主进步人士的意见及群众的呼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介绍解放区的情况。1946年7月被迫停刊。
（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保释就医。1989年9月病故。
（ 1904— 1997）四川广安人。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参加中共八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6至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维护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69至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经过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休以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1898—1969），湖南宁乡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1969年11月12日病逝。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其恢复名誉。
（1893—1976），湖南湘潭人。1914年至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任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进而，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逐步确立了以其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936年12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自此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此后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至1952年，领导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 "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1963至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超出了他的预计和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三个世界"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1976年9月9日逝世。
(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1936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1952年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1974年11月29日逝世。
(1902—1997)，山西省曲沃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6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59年6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9年7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97年4月26日逝世。
（1907—1998），四川潼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入上海大学学习。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98年9月14日逝世。
(1917—2005) ，山东巨野人。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是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2005年4月21日病亡。
（1898—1976），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6年12月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1976年1月8日逝世。
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指责性称谓。1961年到1962年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创造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按劳划片，包工、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得到邓子恢，邓小平等支持。1962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工作会议指责邓子恢是支持农民闹单干，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刮单干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单干风又进行了批判，并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以后，在一些地区便出现了大反包产到户和"单干风"的运动，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地富反坏右，是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人的合称，即"黑五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70年代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地富反坏右是运动的主要打倒对象。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随后为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另据新华社报道，1984年11月，全国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摘帽的工作完成。属于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人，也予以纠正。
翻案风是对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以后甄别平反工作的指责。主要针对三件事：一是1962年6月，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篇申诉信，要求组织作出切实结论的做法，被说成是"翻案"；二是在1962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康生把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指控为"反党文艺"，为高岗"翻案"；三是中央扩大会议后，不少受过错误批评和处分的干部、群众纷纷向上级写信进行申诉，要求复查。这种情况也被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闹翻案"。由于开展了对所谓"翻案风"的批判，中共中央关于对受到批评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这一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但不久红卫兵组织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但参加红卫兵的多数青少年是真诚地追随领袖和中央而走上"革命造反"道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不免被利用。经过实践教育，绝大多数人逐渐由狂热而疑惑、觉醒，不少人走上同林彪、江青集团斗争的道路，紧跟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毕竟是少数。
四个现代化在一定时期内被中共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提法是"实现国家工业化"。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步设想。"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此后"四个现代化"建设顺利展开，并取得巨大成就。
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在彻底打碎旧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的、人民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对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阶级、敌对分子实行的专政。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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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13, 2012
Wednesday, February 8, 2012
刘晓东：〝五星红旗〞不能算作一面国旗
刘晓东：〝五星红旗〞不能算作一面国旗
【新唐人2012年2月9日讯】 三妹，我知道单单这个题目就会招来一片骂声。不过我还要进一步告诉读者，我讨厌这个令人倒胃的五星红旗不是一天两 天了。自从一九八九年中共的枪声使我终于警醒后，自从那时我有了我自己的独立思想后，我就开始讨厌这个所谓的国旗了。我讨厌它，啐弃它已经整整十六年了。
在此我还要说明的是，我讨厌它不仅仅是因为中共镇压六四民主运动对学生开枪，我讨厌它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共推行一党专政，残酷压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我讨厌它更是出于它的旗面设计所引发的一种视觉感官反应。由于这种感官反应才引发出我为什么讨厌它的思想。
在我看来，五星红旗的旗面设计所表达的意义并不能代表国家，它不能算作一面国旗，充其量它只能算作一面党旗。五星红旗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在红旗下长大〞的这一代或两代人都应该非常清楚。
我小时候，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说：〝国旗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红色代表革命。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阶级都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三十多年我都没长自己的脑子想一想，国旗的这个解释意味着什么？它的表面设计又象征着什么？
感谢我有警醒的时候，也感谢我曾有二十五年服装设计的兴趣和经验，使我很能理解颜色，图案，造型，尺寸大小如何给人造成视觉效果。
首先，五星红旗的铺天盖地满面旗红就不是向人展示和平和安定，它向人展示的是暴力流血和革命。而那颗高高在上的大星告示人们，这个暴力的代表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那四颗小星星给人的视觉反映是，卑躬屈膝，俯首称臣。谁是主子，谁是奴才，在这面旗子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在我这个已琢磨它讨厌了它十六年的人看来，这面国旗只表现了中共的一党为尊，一党专制。它丝毫没有表现平等自由的普世价值，它也丝毫没有表现人民至上的民众思想。
我 曾跟我的父亲谈过我对国旗的反感。他说：〝原设计的问题更大呢！原设计让那颗大星放出数道金光，金光遍射整个旗帜。当时有人从美学上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 数道金光不美观。所以最后去掉了那些金光，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父亲又玩笑地补充说：〝不管怎么说，那提意见的人是需要勇气的。要多大胆儿才能把共产党 的光芒去掉？！〞
当我跟我先生说到国旗时，他说：〝还有一个政党像中共这么无耻的吗？！它把自己放在国旗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真是无耻之极！这也好，让全世界都看看，五星红旗如何真实展现了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农民造反心态和帝王意识。〞
我的朋友餐馆老板Bill告诉我他的故事。
一 天一群举着中国小国旗的人到Bill的餐馆吃饭。他问他们，〝这个国旗代表你了吗？这面国旗告诉你，你是奴才，你知道吗？你给我指指你在这面旗子上的哪 里？你只要仔细想想，仔细看看这旗，你就不难看出，这面旗只代表共产党。它不代表咱们中国，它也不代表咱们中国人民。〞Bill随后指着餐馆里挂着的美国 国旗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美国国旗，她是不是代表整个国家和人民？看看这些星星，这些条条，她不但代表我们，还告诉我们，美国是怎样独立的，怎样成为今 天这个有五十个州的国家的。她不但代表我们整个国家和人民，她还展现给我们美国自由独立，民主建国的光荣历史。所以她是民主，和平和自由的象征。〞 Bill说得那些顾客哑口无言，没有对词。当时旁边一位吃饭的中国女孩在客人意见簿上写下了：〝Bill loves China。〞
我听完Bill的故事后，深有感触地对他说，〝Bill，只有像你这样真正爱国的人才能有这种独立思想唤起的气愤和悲哀。〞
五星红旗对我唤起的不是俗套所说的心潮澎湃，而是和Bill一样的气愤和悲哀。你说，我能不讨厌它吗？！
原标题：我讨厌五星红旗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十四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Tuesday, November 15, 2011
毛魔入地獄，「拜鬼」又重來
爭鳴雜誌第408期:
毛魔入地獄，「拜鬼」又重來
──二○一一年九月九日雜感
（大陸）嚴家偉
亂世拜「毛鬼」純是鬧劇
中國農曆九月九日是重陽節，而公曆的九月九日原本不是「節」，而今卻好像成了個「節」。在剛過去的九月九號這一天，中國一些地方演出了鬧劇、醜劇。據海外媒體報道：北京、上海、重慶、福建、甘肅、廣東、河北、黑龍江、江蘇、山西、陝西、山東、四川等地雖然規模不大但都出現了「拜鬼」的鬧劇（一般幾十至幾百人）。更莫明其妙的是南陽一些人竟前往土家山搞所謂「保衛毛主席紀念館」的活動。而韶山「毛主席廣場」更驚現數十人一起跪拜毛塑像的愚昧醜惡現象。不過筆者認為也不能排除，這是不是一群玩世不恭者，把「正面文章反面作」，以這種近乎漫畫、誇張的手法將「造神」與「拜鬼」的醜態「撕破」來給人們看。尤其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山西太原市迎澤公園裡，幾百人聚會紀念毛，齊聲朗誦毛詩詞，齊舉右手向死人毛像宣誓：堅決捍衛毛思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然後高唱《國際歌》。誰不知中國哪還有什麼「社會主義」？已經是活見鬼了。卻驚動了當局招來大批警察，將主持人抓走，罪名是「組織非法集會」。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此前北京陶然亭公園大批訪民唱紅歌，舉毛像也以同樣罪名被抓。
憶當年「九‧九」忍笑裝泣
我至今還清晰記得一九七六年九月九號這一天。我當時是四川省第四監獄所謂的「反革命犯」刑滿「就業員」，被安排從事「醫務勞動」，即給病人發藥，打針等。那天下午一個姓張自稱是老紅軍的獄吏，把我叫去他家給他靜脈注射葡萄糖液。我小心翼翼地注射完畢後，該獄吏半躺在床上養神。同時叫我給他打開收音機。那年頭這玩藝是身份的象徵。老百姓買不起也不敢擁有，怕說你收聽了「敵台」，要判刑乃至殺頭的。我於是又小心的將收音機打開。誰知聽到的是一派哀樂，接著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下面有重要消息發佈……」，一連說了幾遍後，「重要消息」終於出來了。當播音員用幾乎是哭腔播出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已於今日零時Ｘ分在北京逝世」一句時，我真恨不得放聲大笑一番。但作為一個有多年「運動」經驗的「老演員」，我立刻把臉上的表情「調整」為悲傷痛苦之狀，並為自己能如此快捷地進入「角色」而暗暗得意。
哪裡知道「強中更有強中手」，那位自封的老紅軍幹部，一下子「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哎呀，我的媽也，這怎麼得了呀！不得了啦，我也不想活了呀……」並伴以頓足捶胸，雖然沒見他一滴眼淚，但其聲之悽楚，其狀之慘然，真是比「如喪考妣」還更勝一籌。相形見拙的我，這時反倒有點手足無措了。我在表演上輸給了他還不要緊，麻煩的是把他在門外和鄰居大娘拉家常的夫人給驚動了，她連忙進屋，一見她丈夫「悲慘」之狀，便問「怎麼搞的？你把針打錯了呀」！人家的政治覺悟真是高，馬上就聯想到是「階級敵人」可能幹壞事。我想辯誣，卻一時不知該怎麼說才好，哪敢說「毛澤東死了他在哭」，你說萬歲爺死了那還了得？我只好沉默。誰知這一來更引起她的誤解，以為我真的是幹了壞事，無話可說。於是她走來一把抓住我的衣領大聲呵斥「你這個壞傢夥究竟幹的什麼壞事，把我家老頭子整成這模樣了，不老實交代，我饒不了你」！我進退失據，忽然急中生智，於是也來個即興表演，我也邊作痛哭狀，邊喊道「哎呀！不得了啦，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離開我們走了呀，這怎麼得了啊！」……我自以為聰明、善於表演，誰知激起了張夫人的「革命義憤」，順手就給我一巴掌，破口大罵道「放你的狗屁，你這個死右派，反革命狗膽包天，還敢咒罵我們的紅太陽」！一邊罵一邊就去抓什麼東西，大概還要對我採取進一步的「革命行動」。就在這萬分危急之際，我的「大救星」終於出現了，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女子，匆匆從外面跑進屋來說，「中隊部請張叔叔馬上去開重要緊急會」，所謂張叔就是我給他打針的那個「老幹部」，接著這個女子又把這位正在對我大發革命雌威的夫人拉到房門口，附在她耳邊悄悄耳語，邊說還邊用眼睛神秘兮兮地望著我，好像怕我這個「階級敵人」竊聽到了什麼情報似的。說完話那女子便匆匆走了，看樣子還要去通知別的人。這時「老幹部」也停止了「哭泣」（確切地說是表演），站起身來對我說「去吧，去吧，這裡沒有你的事了」！這一場精彩的活報劇才終於落幕了，我慶幸自己的演技，還可以吧，總算又逃過了一劫。我提著診療箱從他家裡走出來，外面的高音喇叭也開始廣播了。那陣陣的哀樂再次傳入我耳中，聽到後心裡感到特別舒坦、痛快。我雖然並不擅長唱歌，也真想高歌一曲，但那敢呢？因為無形無影的「大導演」，分配我扮演的是一個不許有歡樂、當然更不能唱歌的角色。
今日「拜鬼」同樣是人格分裂
三十多年過去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老毛已被拋入了被遺忘的角落。然而近年來隨著某些政客為了投機取巧，想在「十八大」上卡位「入常」，搬出了老毛這具僵屍，搞什麼「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甚至自創什麼「重慶共識」來「拯救世界」，好像他才是馬列毛紅教的正宗傳人，以此作為他「上位」的敲門磚。也有些「過了氣」的官僚政客，因為在「改革開放」中自己未成為贏家，在分贓中沒有切到「大蛋糕」，不免氣不打一處來，於是也搬出老毛當「鍾馗」來打「修正主義」之鬼。其目的無非要在既得利益重新分配時，多撈到幾份「績優股」，以實現利益均霑之目的。更有那民間的弱勢一族，一切權利都被剝奪，而且動輒得咎，動輒被定為「非法」，於是萬般無奈，便也拉起毛太祖這張死虎皮聊作大旗揮舞，當鎧甲、盾牌使用。當然還有人是要利用這具僵屍來開發所謂的「偉人經濟」，挖掘他作為「搖錢樹」的商業價值。這在毛的家鄉韶山或井岡山之類的地方，更是「錢」途無量──這幾種因素湊合、糾結在一起，便在中國出現了一股被稱為「毛澤東熱」，實則是以死人壓活人，以死人騙活人，以死人嚇唬活人的「拜鬼熱」。
時光雖然流逝了幾十年，從文革「造神」，到眼下「拜鬼」，中國大陸仍然是一個大家相互欺騙，人格分裂的社會。當年那個「老幹部」張獄吏，心裡何嘗有什麼真正的悲傷，卻偏要作痛哭狀，無非就是要裝成「黨性強」、「覺悟高」的樣兒，以得到提拔重用。而本人聽見毛死了，心裡比大熱天吃冰其淋還舒服，臉上也要裝作「哭相」，以求自保。雖然情況不相同，但都是人格分裂，欺人自欺。今天那些「拜鬼」教徒們，同樣是各懷鬼胎，各有打算，或想升官，或想撈錢，或想拿毛澤東當「擋箭牌」，或想用毛做「敲門磚」。情況各有不同，騙人都是一樣。所以大陸的什麼「毛澤東熱」說穿了就是一場裝神弄鬼，用鬼騙人的鬼把戲而已。何足道哉？一笑置之可矣！
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了毛死後的當晚，我「寫」成的一首律詩。當時哪敢寫出，只能刻在心裡。今天就把它寫在這裡，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九月九日感懷》
權霸淫威集一身，
到頭抱恨暗歸陰。
十年文革成「佳話」，
半世「武功」留罵名。
宰殺焚書由自我，
接班繼位靠何人？
一朝樹倒猢猻散，
不過區區一暴君。
二○一一年九月十八日
毛魔入地獄，「拜鬼」又重來
──二○一一年九月九日雜感
（大陸）嚴家偉
亂世拜「毛鬼」純是鬧劇
中國農曆九月九日是重陽節，而公曆的九月九日原本不是「節」，而今卻好像成了個「節」。在剛過去的九月九號這一天，中國一些地方演出了鬧劇、醜劇。據海外媒體報道：北京、上海、重慶、福建、甘肅、廣東、河北、黑龍江、江蘇、山西、陝西、山東、四川等地雖然規模不大但都出現了「拜鬼」的鬧劇（一般幾十至幾百人）。更莫明其妙的是南陽一些人竟前往土家山搞所謂「保衛毛主席紀念館」的活動。而韶山「毛主席廣場」更驚現數十人一起跪拜毛塑像的愚昧醜惡現象。不過筆者認為也不能排除，這是不是一群玩世不恭者，把「正面文章反面作」，以這種近乎漫畫、誇張的手法將「造神」與「拜鬼」的醜態「撕破」來給人們看。尤其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山西太原市迎澤公園裡，幾百人聚會紀念毛，齊聲朗誦毛詩詞，齊舉右手向死人毛像宣誓：堅決捍衛毛思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然後高唱《國際歌》。誰不知中國哪還有什麼「社會主義」？已經是活見鬼了。卻驚動了當局招來大批警察，將主持人抓走，罪名是「組織非法集會」。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此前北京陶然亭公園大批訪民唱紅歌，舉毛像也以同樣罪名被抓。
憶當年「九‧九」忍笑裝泣
我至今還清晰記得一九七六年九月九號這一天。我當時是四川省第四監獄所謂的「反革命犯」刑滿「就業員」，被安排從事「醫務勞動」，即給病人發藥，打針等。那天下午一個姓張自稱是老紅軍的獄吏，把我叫去他家給他靜脈注射葡萄糖液。我小心翼翼地注射完畢後，該獄吏半躺在床上養神。同時叫我給他打開收音機。那年頭這玩藝是身份的象徵。老百姓買不起也不敢擁有，怕說你收聽了「敵台」，要判刑乃至殺頭的。我於是又小心的將收音機打開。誰知聽到的是一派哀樂，接著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下面有重要消息發佈……」，一連說了幾遍後，「重要消息」終於出來了。當播音員用幾乎是哭腔播出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已於今日零時Ｘ分在北京逝世」一句時，我真恨不得放聲大笑一番。但作為一個有多年「運動」經驗的「老演員」，我立刻把臉上的表情「調整」為悲傷痛苦之狀，並為自己能如此快捷地進入「角色」而暗暗得意。
哪裡知道「強中更有強中手」，那位自封的老紅軍幹部，一下子「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哎呀，我的媽也，這怎麼得了呀！不得了啦，我也不想活了呀……」並伴以頓足捶胸，雖然沒見他一滴眼淚，但其聲之悽楚，其狀之慘然，真是比「如喪考妣」還更勝一籌。相形見拙的我，這時反倒有點手足無措了。我在表演上輸給了他還不要緊，麻煩的是把他在門外和鄰居大娘拉家常的夫人給驚動了，她連忙進屋，一見她丈夫「悲慘」之狀，便問「怎麼搞的？你把針打錯了呀」！人家的政治覺悟真是高，馬上就聯想到是「階級敵人」可能幹壞事。我想辯誣，卻一時不知該怎麼說才好，哪敢說「毛澤東死了他在哭」，你說萬歲爺死了那還了得？我只好沉默。誰知這一來更引起她的誤解，以為我真的是幹了壞事，無話可說。於是她走來一把抓住我的衣領大聲呵斥「你這個壞傢夥究竟幹的什麼壞事，把我家老頭子整成這模樣了，不老實交代，我饒不了你」！我進退失據，忽然急中生智，於是也來個即興表演，我也邊作痛哭狀，邊喊道「哎呀！不得了啦，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離開我們走了呀，這怎麼得了啊！」……我自以為聰明、善於表演，誰知激起了張夫人的「革命義憤」，順手就給我一巴掌，破口大罵道「放你的狗屁，你這個死右派，反革命狗膽包天，還敢咒罵我們的紅太陽」！一邊罵一邊就去抓什麼東西，大概還要對我採取進一步的「革命行動」。就在這萬分危急之際，我的「大救星」終於出現了，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女子，匆匆從外面跑進屋來說，「中隊部請張叔叔馬上去開重要緊急會」，所謂張叔就是我給他打針的那個「老幹部」，接著這個女子又把這位正在對我大發革命雌威的夫人拉到房門口，附在她耳邊悄悄耳語，邊說還邊用眼睛神秘兮兮地望著我，好像怕我這個「階級敵人」竊聽到了什麼情報似的。說完話那女子便匆匆走了，看樣子還要去通知別的人。這時「老幹部」也停止了「哭泣」（確切地說是表演），站起身來對我說「去吧，去吧，這裡沒有你的事了」！這一場精彩的活報劇才終於落幕了，我慶幸自己的演技，還可以吧，總算又逃過了一劫。我提著診療箱從他家裡走出來，外面的高音喇叭也開始廣播了。那陣陣的哀樂再次傳入我耳中，聽到後心裡感到特別舒坦、痛快。我雖然並不擅長唱歌，也真想高歌一曲，但那敢呢？因為無形無影的「大導演」，分配我扮演的是一個不許有歡樂、當然更不能唱歌的角色。
今日「拜鬼」同樣是人格分裂
三十多年過去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老毛已被拋入了被遺忘的角落。然而近年來隨著某些政客為了投機取巧，想在「十八大」上卡位「入常」，搬出了老毛這具僵屍，搞什麼「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甚至自創什麼「重慶共識」來「拯救世界」，好像他才是馬列毛紅教的正宗傳人，以此作為他「上位」的敲門磚。也有些「過了氣」的官僚政客，因為在「改革開放」中自己未成為贏家，在分贓中沒有切到「大蛋糕」，不免氣不打一處來，於是也搬出老毛當「鍾馗」來打「修正主義」之鬼。其目的無非要在既得利益重新分配時，多撈到幾份「績優股」，以實現利益均霑之目的。更有那民間的弱勢一族，一切權利都被剝奪，而且動輒得咎，動輒被定為「非法」，於是萬般無奈，便也拉起毛太祖這張死虎皮聊作大旗揮舞，當鎧甲、盾牌使用。當然還有人是要利用這具僵屍來開發所謂的「偉人經濟」，挖掘他作為「搖錢樹」的商業價值。這在毛的家鄉韶山或井岡山之類的地方，更是「錢」途無量──這幾種因素湊合、糾結在一起，便在中國出現了一股被稱為「毛澤東熱」，實則是以死人壓活人，以死人騙活人，以死人嚇唬活人的「拜鬼熱」。
時光雖然流逝了幾十年，從文革「造神」，到眼下「拜鬼」，中國大陸仍然是一個大家相互欺騙，人格分裂的社會。當年那個「老幹部」張獄吏，心裡何嘗有什麼真正的悲傷，卻偏要作痛哭狀，無非就是要裝成「黨性強」、「覺悟高」的樣兒，以得到提拔重用。而本人聽見毛死了，心裡比大熱天吃冰其淋還舒服，臉上也要裝作「哭相」，以求自保。雖然情況不相同，但都是人格分裂，欺人自欺。今天那些「拜鬼」教徒們，同樣是各懷鬼胎，各有打算，或想升官，或想撈錢，或想拿毛澤東當「擋箭牌」，或想用毛做「敲門磚」。情況各有不同，騙人都是一樣。所以大陸的什麼「毛澤東熱」說穿了就是一場裝神弄鬼，用鬼騙人的鬼把戲而已。何足道哉？一笑置之可矣！
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了毛死後的當晚，我「寫」成的一首律詩。當時哪敢寫出，只能刻在心裡。今天就把它寫在這裡，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九月九日感懷》
權霸淫威集一身，
到頭抱恨暗歸陰。
十年文革成「佳話」，
半世「武功」留罵名。
宰殺焚書由自我，
接班繼位靠何人？
一朝樹倒猢猻散，
不過區區一暴君。
二○一一年九月十八日
毛澤東乃腐敗源頭 （大陸）保 羅
爭鳴雜誌第404期:
毛澤東乃腐敗源頭
（大陸）保 羅
現今中國大陸一些老百姓懷念毛澤東，主要因為那個時候的基層官員廉潔奉公、黨風民風和社會風氣直觀較好，一度被國際組織評過「最廉潔」。而中國社會今天的腐敗泛濫，致使原本擁護中共及改革開放者都產生了信心危機，於是就有了懷舊情感。似乎毛時代就明鏡高懸、弊絕風清似的。事實上，中共是一個暗箱操作的黑道組織，歷練出了一流的造假水平，外界幾乎看不到真相。中共不能在陽光下生存，從核心開始擴散的腐爛，恰恰源於始皇毛澤東。建黨九十年來，中共最為成功的，是把謊言宣傳成真理，居然每每激動人心。
即使不算井岡山與延安時期的虐殺，直接或間接死於一九四九年後毛共專政的冤魂，國際史學界公認不下八千萬。秦始皇算什麼？毛澤東才是腐敗的「千古一帝」。以中共自己的史料，僅舉三例看他的貪腐與糜爛。
大饑荒與毛澤東的奢靡
瘋狂大躍進導致大饑荒，活活餓死四千多萬老百姓，比中國有文字記載的兩千多年來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還多，並創人類和平時期死人的歷史記錄。人民呼饑號寒的時候毛澤東迷上了西式大餐，據中共紅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版的《毛澤東遺物事典》記載，以及當事人回憶錄──被宣傳為三年饑荒時期「不吃肉」、與人民「患難與共」的毛澤東，僅西菜菜譜就包括七大系列：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類、羊肉類、牛肉類、湯類──日常品種超百，其中有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鐵扒大蝦、烤蝦圭、咖喱大蝦、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烤馬駿、煎羊肝、牛扒、咖喱牛肉、伏太牛肉……。「主席一支煙」（四川什邡雪茄），竟是「百姓萬人糧」……；餓殍遍野之際，各地還要為毛澤東修建豪華別墅（史稱六十一座行宮）。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標準之高古今中外罕見（當時外交部總務司長等人觀摩後說，有些地方的裝修標準在釣魚台國賓館之上）。彭德懷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提到：「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搞什麼名堂？」鄧小平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說：「一九五八年以後，到處給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蓋房子，造成很壞的影響，很大的浪費。」
全民赤貧與毛澤東的巨富
據中共江西省委史料──
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澤東親自審核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五百七十多萬（相當於現在的三億多），是當時的中國首富。一九七六年毛的存款更高達七千六百多萬元（《黨史文苑》二○○四年第五期《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在「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有政治人物在位時發表有關公共政策的文字，均視為公共作品而不能收取個人稿費。西方政治家的稿費收入大都來自下台之後公開發表的文字。而毛的極權地位使其著作發行量成為全球之冠，僅《毛主席語錄》的累積發行量就高達五十億冊，一度超過長盛不衰的《聖經》。事實上毛的文化只有初中水平，其文章大多為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康生等人代寫（毛澤東屢次當眾坦承：「靠喬木，有飯吃」），百分之九十以上「毛著」文章出自秘書們的手筆，游擊戰「十六字訣」係朱德首創，而毛只是做了宣傳就貪天之功；《老三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持久戰》、《沁園春‧雪》等等名篇，毛只是冠名發表而已，但稿費卻被他獨吞。甚至「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也是蔣介石原創。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改革稿酬制度的請示報告》──廢除了印數稿費制度而只採用字數稿酬。後來，全國報刊、出版以及所有創作均取消了稿費制度，全國唯有毛澤東一個人獨享稿費特權，而且是壟斷發行的印數稿費。當時每個家庭擁有多套《毛選》，大多不是個人而是由國家或單位花錢購買發放的；其著作不斷再版，聲稱「手不沾錢」的毛澤東帶頭違規、假公濟私。在老百姓赤貧的毛澤東時代，毛給江青、張玉鳳、護士吳某、汪東興、賀子珍的單筆賞錢動輒數萬（總額上百萬）。榮升將軍以後的毛孫毛新宇卻稱：「爺爺一生艱苦樸素，穿過的兩件睡衣打著五十九個和六十七個補丁。」
全民禁慾與毛澤東的濫慾
中共黨史載，彭德懷曾斥責毛澤東「後宮佳麗、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團的目的是「選妃」。一位中南海文工團的女琴師說：毛澤東沒品味，一見著漂亮女人就拉上床，他的任何辦公地都有「密室」，且對女性從來不尊重，包括自己的妻子，是個見異思遷的淫君……。楊開慧帶著三個兒子為他身陷囹圄的時候，他卻在井岡山上與賀子珍偷歡；長征逃亡途中，負傷十七處的賀子珍仍懷孕三次。而賀子珍赴蘇聯養病期間，他又與江青勾搭。同江青婚後又一直「暗渡陳倉」。晚年篤信道家「房中術」，癡迷於「採陰補陽」來延年益壽。他蹂躪過的知名美女超百、不名佳人無數，佳麗品種像他的食譜一樣豐富，直到臨死也本性如故。最後的「通房大丫頭」張玉鳳至今享受省部級待遇。與此同時，眾多老百姓卻因雞毛蒜皮的「作風問題」下了地獄。
事實證明，毛澤東不但是大貪官與謊言大師，還是大「剽客」與大「嫖客」。早在延安時期就硬著頸項：「說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什麼我不能夠？」（《炎黃春秋》二○○九年第三期，《楊尚昆一九八六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
以暴力謊言確保腐而不敗
在道貌岸然教導別人如何如何的同時，毛澤東卻把貪婪與淫慾發揮到了極致，舉國之力供他於神壇，而他卻欺騙了全國人民。今天的貪官與「毛主席」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
毛澤東的「偉大」，在於他自身腐敗而又要求所有的人必須清廉，他居然做到了；自身腐化貪婪而老百姓合法脫貧的權利都被剝奪。獨佔勝利者的道德優勢與話語權，開國領袖的威信足以感召善良並壓制異己，毛澤東作為成功的農民革命帝王，他一個人站起來而別人都趴下了。即便如此，全國人民還要狂熱崇拜一個甚於希特拉、斯大林的腐敗暴君，其神化與魔化，為世所罕見。
隨著個人威權統治的結束，中共的腐敗通過「改革開放」的「走私」而擴散或膨脹開來。後續的領導人沒有毛澤東的絕對權威與魔力，上行下效的貪官濫權致人心失範，行政體制內部已然失控，導致國家機器的系統性腐敗與全社會的墮落。而中共以「立黨為公」與「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倒行逆施，從「家天下」、「元老亂政」發展到今天的「官有制經濟」，其獨裁本質只是粉飾了現代鉛華的權貴股份制分贓政權。集權集腐，當初毛澤東獨享貪腐甜蜜，今天的特權階級共享腐敗福利，上下左右算是扯平了──駕馭腐敗，成為控制或利用貪官的手段與治國之道，也是「堅持黨的領導」之唯一有效保障；而腐敗成為福利，又是維繫官員「對黨忠誠」的必然代價，罪孽便與官階等高了。
樹根荼毒，全株盈惡。毛澤東的遺產就是政治腐敗，並為中共淪為最大經濟犯罪集團奠定了制度及思想組織基礎。中國的崛起只是貪官權貴的崛起，黨富民窮、官富民窮──「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大搖大擺──中共只能通過暴力、謊言與金錢來確保腐而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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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乃腐敗源頭
（大陸）保 羅
現今中國大陸一些老百姓懷念毛澤東，主要因為那個時候的基層官員廉潔奉公、黨風民風和社會風氣直觀較好，一度被國際組織評過「最廉潔」。而中國社會今天的腐敗泛濫，致使原本擁護中共及改革開放者都產生了信心危機，於是就有了懷舊情感。似乎毛時代就明鏡高懸、弊絕風清似的。事實上，中共是一個暗箱操作的黑道組織，歷練出了一流的造假水平，外界幾乎看不到真相。中共不能在陽光下生存，從核心開始擴散的腐爛，恰恰源於始皇毛澤東。建黨九十年來，中共最為成功的，是把謊言宣傳成真理，居然每每激動人心。
即使不算井岡山與延安時期的虐殺，直接或間接死於一九四九年後毛共專政的冤魂，國際史學界公認不下八千萬。秦始皇算什麼？毛澤東才是腐敗的「千古一帝」。以中共自己的史料，僅舉三例看他的貪腐與糜爛。
大饑荒與毛澤東的奢靡
瘋狂大躍進導致大饑荒，活活餓死四千多萬老百姓，比中國有文字記載的兩千多年來因自然災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還多，並創人類和平時期死人的歷史記錄。人民呼饑號寒的時候毛澤東迷上了西式大餐，據中共紅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版的《毛澤東遺物事典》記載，以及當事人回憶錄──被宣傳為三年饑荒時期「不吃肉」、與人民「患難與共」的毛澤東，僅西菜菜譜就包括七大系列：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類、羊肉類、牛肉類、湯類──日常品種超百，其中有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鐵扒大蝦、烤蝦圭、咖喱大蝦、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烤馬駿、煎羊肝、牛扒、咖喱牛肉、伏太牛肉……。「主席一支煙」（四川什邡雪茄），竟是「百姓萬人糧」……；餓殍遍野之際，各地還要為毛澤東修建豪華別墅（史稱六十一座行宮）。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標準之高古今中外罕見（當時外交部總務司長等人觀摩後說，有些地方的裝修標準在釣魚台國賓館之上）。彭德懷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提到：「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搞什麼名堂？」鄧小平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也說：「一九五八年以後，到處給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蓋房子，造成很壞的影響，很大的浪費。」
全民赤貧與毛澤東的巨富
據中共江西省委史料──
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澤東親自審核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五百七十多萬（相當於現在的三億多），是當時的中國首富。一九七六年毛的存款更高達七千六百多萬元（《黨史文苑》二○○四年第五期《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在「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有政治人物在位時發表有關公共政策的文字，均視為公共作品而不能收取個人稿費。西方政治家的稿費收入大都來自下台之後公開發表的文字。而毛的極權地位使其著作發行量成為全球之冠，僅《毛主席語錄》的累積發行量就高達五十億冊，一度超過長盛不衰的《聖經》。事實上毛的文化只有初中水平，其文章大多為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康生等人代寫（毛澤東屢次當眾坦承：「靠喬木，有飯吃」），百分之九十以上「毛著」文章出自秘書們的手筆，游擊戰「十六字訣」係朱德首創，而毛只是做了宣傳就貪天之功；《老三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持久戰》、《沁園春‧雪》等等名篇，毛只是冠名發表而已，但稿費卻被他獨吞。甚至「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也是蔣介石原創。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改革稿酬制度的請示報告》──廢除了印數稿費制度而只採用字數稿酬。後來，全國報刊、出版以及所有創作均取消了稿費制度，全國唯有毛澤東一個人獨享稿費特權，而且是壟斷發行的印數稿費。當時每個家庭擁有多套《毛選》，大多不是個人而是由國家或單位花錢購買發放的；其著作不斷再版，聲稱「手不沾錢」的毛澤東帶頭違規、假公濟私。在老百姓赤貧的毛澤東時代，毛給江青、張玉鳳、護士吳某、汪東興、賀子珍的單筆賞錢動輒數萬（總額上百萬）。榮升將軍以後的毛孫毛新宇卻稱：「爺爺一生艱苦樸素，穿過的兩件睡衣打著五十九個和六十七個補丁。」
全民禁慾與毛澤東的濫慾
中共黨史載，彭德懷曾斥責毛澤東「後宮佳麗、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團的目的是「選妃」。一位中南海文工團的女琴師說：毛澤東沒品味，一見著漂亮女人就拉上床，他的任何辦公地都有「密室」，且對女性從來不尊重，包括自己的妻子，是個見異思遷的淫君……。楊開慧帶著三個兒子為他身陷囹圄的時候，他卻在井岡山上與賀子珍偷歡；長征逃亡途中，負傷十七處的賀子珍仍懷孕三次。而賀子珍赴蘇聯養病期間，他又與江青勾搭。同江青婚後又一直「暗渡陳倉」。晚年篤信道家「房中術」，癡迷於「採陰補陽」來延年益壽。他蹂躪過的知名美女超百、不名佳人無數，佳麗品種像他的食譜一樣豐富，直到臨死也本性如故。最後的「通房大丫頭」張玉鳳至今享受省部級待遇。與此同時，眾多老百姓卻因雞毛蒜皮的「作風問題」下了地獄。
事實證明，毛澤東不但是大貪官與謊言大師，還是大「剽客」與大「嫖客」。早在延安時期就硬著頸項：「說我無非是吃喝嫖賭，孫中山能夠，為什麼我不能夠？」（《炎黃春秋》二○○九年第三期，《楊尚昆一九八六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
以暴力謊言確保腐而不敗
在道貌岸然教導別人如何如何的同時，毛澤東卻把貪婪與淫慾發揮到了極致，舉國之力供他於神壇，而他卻欺騙了全國人民。今天的貪官與「毛主席」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
毛澤東的「偉大」，在於他自身腐敗而又要求所有的人必須清廉，他居然做到了；自身腐化貪婪而老百姓合法脫貧的權利都被剝奪。獨佔勝利者的道德優勢與話語權，開國領袖的威信足以感召善良並壓制異己，毛澤東作為成功的農民革命帝王，他一個人站起來而別人都趴下了。即便如此，全國人民還要狂熱崇拜一個甚於希特拉、斯大林的腐敗暴君，其神化與魔化，為世所罕見。
隨著個人威權統治的結束，中共的腐敗通過「改革開放」的「走私」而擴散或膨脹開來。後續的領導人沒有毛澤東的絕對權威與魔力，上行下效的貪官濫權致人心失範，行政體制內部已然失控，導致國家機器的系統性腐敗與全社會的墮落。而中共以「立黨為公」與「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倒行逆施，從「家天下」、「元老亂政」發展到今天的「官有制經濟」，其獨裁本質只是粉飾了現代鉛華的權貴股份制分贓政權。集權集腐，當初毛澤東獨享貪腐甜蜜，今天的特權階級共享腐敗福利，上下左右算是扯平了──駕馭腐敗，成為控制或利用貪官的手段與治國之道，也是「堅持黨的領導」之唯一有效保障；而腐敗成為福利，又是維繫官員「對黨忠誠」的必然代價，罪孽便與官階等高了。
樹根荼毒，全株盈惡。毛澤東的遺產就是政治腐敗，並為中共淪為最大經濟犯罪集團奠定了制度及思想組織基礎。中國的崛起只是貪官權貴的崛起，黨富民窮、官富民窮──「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大搖大擺──中共只能通過暴力、謊言與金錢來確保腐而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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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November 9, 2011
老高的博客 -《毛澤東的煉獄》
老高的博客 - 萬維讀者網博客:
大躍進年代一首“民歌”唱道︰“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北京攝影師杜斌卻說︰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亡靈，會同意對黨史、對毛澤東的這種妙筆生花嗎？在他們眼中，中共描繪的“天堂”，帶領他們通向天堂的“金橋”，分明就是“煉獄”！
◆高伐林
被毛澤東稱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迎來了自己的九十大壽。歌頌九十年的豐功偉績、英勇事跡，成為中國官方媒體的主旋律。但是，在旅居 北京的攝影家、作家杜斌眼中，中共黨史是另一番景象。因為他知道，有成萬上億的人已經無法發出聲音，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 代初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亡靈。當年有首“民歌”描繪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杜斌對我說︰他們如果在世，會同意對黨史、對毛澤東的 這些妙筆生花嗎？在他們眼中，黨描繪的“天堂”，黨帶領他們向天堂走去的“金橋”，分明就是“煉獄”！
謊言搭建的真實“煉獄”
《毛主席的煉獄》，這正是杜斌在中共九十壽辰前夕所編著的一本書的書名，這本圖文並茂的書已經在明鏡出版社出版。
杜斌給海內外中英文媒體拍攝過大量照片，他的《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幸存的活化石》一書，集中了大量真實的鏡頭，描繪了上訪者滿腹冤屈、求告無門的悲 慘經歷，讓讀者“百聞不如一見”，贏得海內外廣泛重視。中國政法大學學者蕭瀚說，這本書“彌補了中國歷史的部分遺憾”。
他還出版過《上海骷髏地》、《北京的鬼》、《牙刷》等多部作品，用了很多意識流之類藝術手法，但杜斌強調︰百分之百都是非虛構。“在台灣出版的《牙刷》，我標為‘後現代小說’，但內容完全是真實的，標為‘小說’，當然是為了避免政治上惹麻煩。”
但是，《毛主席的煉獄》這部書，13萬文字和150多幅圖片，只有幾百字是他自己寫的，他也幾乎沒有用自己拍的照片。杜斌決定全部用真實的史料︰從大躍 進到大饑荒的歲月中毛澤東的黨內批示和公開講話，糧食官員的私人筆記，寄到中南海的民間上書，內參簡報，親歷者的追憶等等文字，穿插以那個年代的宣傳畫、 農民畫、報刊插圖、照片，甚至還有歌曲簡譜、年歷、郵票、香煙盒……
就用這些乍看起來雜亂得無以復加的大量碎片，杜斌要還原中共在慶祝九十年征程的大喜日子里注定諱莫如深的五年——1958年到1962年真實的“煉獄”。
這本書的編排框架，杜斌決定就用編年史的形式，按年份按日期順序排列。他要讓那段歲月，用其本身的色彩、圖案和旋律來呈現自身。“這比我說多少話都更加雄辯。我把這些資料編在一起，就是讓數千萬被餓死的亡靈說話，听听他們對90年黨史會說什麼？”
“野生”的新聞人
杜斌出生于1972年，正是中國好不容易跋涉出了大饑荒之後的十年。誰曾料，安穩日子過了沒三四年，毛澤東他老人家又把中國推入“文革”的動亂深淵？杜 斌在山東郯城縣一個鎮上長大，那段歲月中，在政治運動中無休無止顛簸的父母都只字不提大饑荒，官方更是緘口不言，他又早早離開了家，以致對那段慘痛的歲月 竟一無所知。後來到北京工作後，回家很少，一年才探望父母一次。“直到去年才問了父母，他們告訴我，爺爺也挨過餓，但我們那里還算好，沒餓死人。”
杜斌對《新史記》記者坦承，自己並沒有讀過多少書。不過他從小酷愛文學寫作，年輕時寫過五、六年的詩歌，但從來沒有投過稿。1993年去當兵，三年後復員，待業一年多才被安排到家鄉一家工廠的保衛科工作。上班比較安閑，精力充沛的他對新聞發生了興趣。
“在這里學著寫稿，學著拍照片——沒有人教我，就是自己摸索，看看報刊上人家是拍什麼、怎麼拍，然後自己學了就往外投稿。為什麼後來攝影搞得多？寫稿子很費勁嘛，幾百字上千字，要吭哧吭哧寫；照片省事嘛，對準焦距，按下快門，成了！”
說是這樣說，但正如一個美國笑話所講的︰花了一千美元請專家來查驗機器的故障。他來後，只畫了一道線指出了故障所在。有人不服氣︰這就值一千美元？專家說，畫線，值1美元；知道往哪兒畫，值999美元！
杜斌也是如此。拍照似乎只是舉手之勞，但是知道拍什麼有意義，怎麼拍得好，這可絕對不是像他自謙的那麼輕巧。在別人看來，杜斌的路走得真順，中國當時那 麼多著名大報，只有一兩家沒采用過他的照片；後來又在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志、英國《衛報》、德國《明星》雜志等國際著名媒體發表。“台上十秒 鐘，台下十年功。”他經歷過多年的顛躓、淬煉，才能在電光石火的剎那間，成就一張優秀攝影作品。
杜斌給我講起他如何起步學攝影︰他那時沒有積蓄，說動了父親掏出兩三千元存款讓他去去臨沂，買下來一台海鷗相機。沒人教，老是曝光過度、照虛了；投稿也 發表出來一些，但自己也不滿意。他仔細研究各家媒體拍的照片，下班時將工廠宣傳部訂的各種報紙都搬回家看一夜，第二天早上上班時再送回來。自己也訂了《攝 影世界》雜志，還買過《黑鏡頭》、《普利策獲獎照片選》等書，揣摩大師杰作的精髓︰用光、取景、角度、構圖……後來他又登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時代周刊》的網站，琢磨別人為什麼拍得好，自己為什麼拍不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省吃儉用，對相機和鏡頭不斷升級換代。
“2004年我跟一個《紐約時報》記者出去工作，他問我︰是在哪所學校學的攝影？我通過翻譯告訴他，我沒有受過一天攝影專業教育。這位記者大吃一驚。我補充說，我攝影與你寫文章一樣，靠的是悟性。他非常認同我的這個體會。”
杜斌說︰我走的，是一條“野生”的路子。“我拍的一些照片，畫面里的人是端端正正的，但是場景是傾斜的。有人問我，我說，我眼里的就是傾斜的世界——這就是我的感覺。”
中國著名攝影記者盧廣曾評論︰“杜斌是個下手更狠的家伙”，盧廣指著《中國社會導刊》中一幅圖說︰“除了杜斌，沒人敢這樣拍”。
杜斌回憶，曾獲得過世界攝影比賽等國際國內很多獎的“獲獎專業戶”盧廣，對他說︰你的照片，每一張的構圖都非常好，我在向你的風格學習。“我很驚喜︰是嘛！我沒有受過攝影的專業訓練啊。”
杜斌告訴我︰“我也參加過攝影比賽，但沒有獲過獎。”
“不對呀，2010年5月，你不是獲過亞洲人權新聞大獎嗎？”
“哦，對，但那不是攝影獎。那一組照片《寫出冤情》，發表在《南華早報》上的，我真沒想到，他們放到17传H敲創蟆 ﹦ 又鏡牧揭沉 鵠礎！��/span>
獲得亞洲人權新聞大獎，說明杜斌攝影闖出名號，不僅僅來自他的眼準手快，更來自他對公平、正義的信念。“我來自草根，我就是草根，我對底層民眾有一種本能的同情心，可能這跟我喜歡寫詩也有關系吧。”
而他走向全國，走向首都，走向國際，也與此有關︰有這種悲憫情懷，才能捕捉到真實的社會生活的瞬間，才能震撼千萬觀眾的心。
杜斌告訴我說，最開頭的一次，是知道了有一個農村家庭，丈夫給人修房子摔下來半身不遂，三個孩子，一個男孩兩個女孩，他就去拍他們的故事，希望能引起更 多人的關注，對他們伸出援手。杜斌知道這家人肯定非常非常艱難，連礦泉水都自己帶。這次去，拍下照片，又配上文字，做成一個圖片故事，給山東一家媒體發表 了。
後來北京一個電視攝制組來山東拍攝一個被人販子拐賣給 麻風病人的七歲小女孩，但他們听不懂當地的方言，杜斌知道了，又出手相助。相處了一段，攝制組的人了解了這個山東小伙子的本事，也了解了他的熱誠，成了很 好的朋友。其中有位攝像師，兩次三番地鼓動他到北京闖天下︰“《北京青年報》正在招聘攝影記者，你來應聘嘛！”
杜斌也越來越感到，確實，郯城縣的舞台太小了，山東的舞台也小了。此前的1999年，杜斌已經是在山東發表圖片故事最多的人，縣委宣傳部讓這個自學成才 的青年去給通訊員講課。他在那里偶然發現了一張彩色的《北京青年報》，留下印象。這次听攝像師朋友再三催促，就去了北京。“面試我的人開頭告訴我說，我們 招聘的人要有北京戶口；我當然沒有，就把我的作品給他看，他看了就說，你下星期就來上班吧。我當晚趕回山東，買了份《北京青年報》，在火車上打開一看，居 然把我的一個圖片故事刊出了漂漂亮亮的整整半個版！面試我的人居然都沒給我提一個字……”
錐處囊中，脫穎而出。年輕的杜斌，先後在《北京青年報》、《工人日報》、民政部下屬《中國社會導刊》等媒體工作，為這些媒體，也為國內外其它大量媒體拍下聚焦弱勢群體的新聞照片。
不可避免卷進風波
依杜斌的性格，不惹出風波是不可能的。
杜斌這篇稿件的細節，這里就不細說了，簡而言之就是︰村委會主任被選出來當家作主，村支書不甘心“大權旁落”，于是百般刁難、迫害村委會主任。
“我揭露的當事人得知我搞了新的報道，從山東派人來北京阻止稿件問世。他們找我，我肯定不會答應他們撤稿；他們就找全國總工會——全總是《工人日報》的 頂頭上司嘛，他們從上面來壓，果然奏效。有一天我偶然听見報社總編輯對我們編輯主任吳琰說︰“那個村官涉及經濟犯罪，被抓起來了，馬上要判刑，你們那篇報 道就不要再登了。”
杜斌絕望了。他沒想到，過了兩個月，編輯主任吳琰問他︰你那篇稿子給誰發了？杜斌說，誰也沒給。吳琰說︰我還想登。
杜斌告訴我︰“這會兒總編輯出差了，就瞅了這個空兒。我打電話給孫學德的哥哥，向他們通報︰稿件可能起死回生，還建議，要是刊出了，來人從北京買500份報紙帶回去——我怕當地政府扣住這期報紙。”孫學德的哥哥馬上趕到了北京。
回憶起當時的場面，杜斌沉浸在緊張而興奮之中︰他和編輯主任眼看著當夜值班的副總編輯大筆一揮簽了這個版，才放下心來︰過了最後一關！第二天的報紙，登出來洋洋灑灑大半個版。
“出了個插曲︰本來交了錢要印刷廠加印500份，好讓山東來人帶回去，結果印刷廠忘了！他們很不好意思。想辦法補救，告訴我們說︰從北京的彩色版抽出一 百份、再印400份黑白的，不要你們的錢。我們當然高興啦，一小時後就取到了這五百份報紙。我交代︰拿回山東後，給市里每個領導送一份，全市每個村委會主 任一份，你們村每家一份。”
杜斌自己，用紅筆將這篇稿件圈起來，給當地的市委書記、市長、宣傳部長、公安局長，一人郵寄了一份。
可想而知，這引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省市縣領導人是怎樣勃然大怒！“報社總編輯也很惱火，他發了話要不要刊出，卻還是將稿件刊出了——不是藐視他的權威 嘛。我在武漢出差，部門主任打電話來說，你千萬不要回來。山東來了三個人，一定要見你。”見他當然不會給他什麼好果子吃。
杜斌很欣慰。他堅信，這篇稿件，寫得真實，發得正義。
《紐約時報》的駐京記者看到了杜斌在《工人日報》刊登的許多圖片，印象很深，跟編輯主任吳琰一起吃飯時，還說起你們某某報道的照片拍得真好——都是杜斌 拍攝的。杜斌認識這位記者之後就問他︰你們還需要攝影師嗎？“他很高興，因為他的老板正要他們找中國本土的攝影師。後來約時間讓我去見了他們老板，我就給 他們干活了。”
《紐約時報》開始一段時間刊登他的照片時，沒有署名，是為了不給杜斌惹麻煩。但是後來該報駐京辦事處換了另外一批記者，他們沒有經驗，一不留神將杜斌的名字登出去了。杜斌說，“登了就登了吧，也好，以後我也就不在乎了。”
自己是個幸存者
杜斌終于與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慘劇邂逅相逢。
那是2004年，他通過代理服務器翻牆來到海外網絡社區，接觸到海量信息。他原來也听說過饑荒，但相信上面灌輸的說法︰都是自然災害加甦修逼債才引起的。看到這些血淋淋的資料之後，時年32歲的杜斌愕然大驚，難以置信︰中國竟發生過這樣的大慘劇！
震驚之余，杜斌著了魔般地到處搜求資料。雖然此前他對國內官方媒體和出版物隱瞞、掩蓋和粉飾真相的種種做法，早有認識，但是對這麼大的事兒，到底真相如 何，他不敢貿然相信。杜斌告訴我，“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這個問題緊緊地吸引住了他，他一頭扎進那個年代的各種官方和民間資料。有朋友到香港，也請他們帶些 有關資料回來。楊繼繩的書《墓碑》出版之後，杜斌也在第一時間細讀。“看了之後我更想抒發我內心的感受，越看越覺得毛澤東的罪惡太大了。我越來越感覺︰毛 澤東簡直是故意要將這麼多人餓死！”
杜斌後來又找到了《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資料》（都是“文革”中的毛澤東新語錄選集——明鏡記者按），將能找到的毛澤東從1956年到去世前的講話都看了一遍。杜斌一度還想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資料中心去查閱資料。
後來，他在網上搜索到《人民日報》從1945年創刊到2005年的電子版，但太貴了，竟然要六萬塊錢，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他望洋興嘆之際，他看到網絡上有人登出這套資料的銷售廣告，價格便宜得多，他料想是盜版，可也顧不得了，立即寄錢去，獲得18張盜版光盤。杜斌從頭到尾、一天一天、一版一版地瀏覽長達數年的中央黨報，“幸虧，那個年代的《人民日報》沒有多少版”。
杜斌歸納成三條思路︰
第一，毛澤東如何蓄意制造這樣一場悲劇？第二，被餓死的人知道自己面臨絕望的結局嗎？第三，毛澤東和中央、省、市地縣和公社的官員，在干什麼？與此同 時，農民在干什麼？“我特別想找到這樣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戲劇性的對比資料。非常可惜的是，毛澤東講話的時間，當然都是被秘書們記載得精確到天、 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找到一些農民回憶苦難的文章，他們卻都沒有將悲劇的時間記載得很精確——農民嘛，哪一天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人餓死了、牛餓死了……” ——杜斌畢竟是寫詩、攝影出身，他的幾條思路，很明顯帶有形象思維特征。
官方說法和民間說法、謊言和真相的截然反差，讓杜斌感受到極度的荒謬、也涌起極大的義憤︰怎麼可以這樣心安理得地魚肉人民，同時又這麼正義凜然地愚弄世 人？別說一句表示歉疚和懺悔的話了，還要裝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那樣，繼續自詡、也繼續要求民眾謳歌“偉大”“光榮”“正確”？
讓他特別憤怒的是，他通過大量閱讀大饑荒之後的文獻，發現造成慘劇的罪魁禍首毛澤東，自稱代表人民利益、被稱頌為“人民大救星”，卻一直對造成和平年代如此慘重的饑饉，數千萬樸實的人民無聲無息地倒下，竟沒有一絲一毫的愧悔。
杜斌的結論是︰毛澤東並非像許多善良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或者像官方為之開脫所說的那樣，是為了美好理想、急于求成而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失誤；不，毛澤東是蓄意的！
杜斌說，如果毛澤東的初衷真是為實現大同理想的話，當發現遍地餓殍時，他應該痛心不已，改弦更張，讓人民休養生息。但是毛澤東並不如此。為了向筆者證明 這一點，杜斌找來2000年6月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第74期，長篇大論地朗讀毛澤東如何粗暴訓斥李富春，堅持催促國家計委上馬勞民傷財的攀枝花鋼鐵基 地，當李富春匯報，籌集資金非常困難，毛澤東甚至說出“用我的工資”這種蠻不講理的話來。
杜斌還引述毛澤東對國外領導人為大躍進的自我辯護︰“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毛澤東對幾千萬餓殍是否表示過內疚歉意？杜斌翻遍各種資料，沒有找到這樣的記錄——他相信，如果真有，中共的文人和媒體，是不會放過的。他倒是找到一條 毛澤東向魚道歉的記錄︰美國人羅斯‧特里爾寫的《毛澤東傳》中記載，毛澤東對護士吳旭君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里喂魚。 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杜斌說︰你看，他向吃過的魚“賠不是”，也沒有向人民道歉！
杜斌明白了︰毛澤東毫無懊悔之心——“這不就證明他就是蓄意的嗎？”
杜賓的一家之言能獲得多少認同？不得而知。毛澤東究竟是出于什麼樣的動機做出荒謬殘忍的決策，最終造成大饑荒，在學界還會長久地爭論下去。
用拼貼凸顯謊言與真相
年近不惑的杜斌難以容忍︰自己不少同齡人和下一輩人，竟然跟過去的自己一樣，仍處在“大惑”當中，既不知道、也不相信這樣的浩劫慘劇果真在神州大地發生過。
杜斌產生了還原歷史真相的強烈沖動。
怎麼還原？他想出一個用當年的各種真實資料來拼貼的主意。
一個世紀之前的1912年，畢加索創作出世界上第一件精致拼貼藝術品；一個世紀之後的2011年，這位不知“拼貼”為何物的攝影師杜斌，編出了一本拼貼式的圖書。
他舉出書中選用的《大豆過江》這幅漫畫為例。這幅作品，是江甦邳縣農民朱會然和漫畫家華君武合作的，當時被視作藝術家“與工農兵結合”的典範。後來在 “文革”中首先被毛澤東拋出來的“三家村”主將鄧拓配詩寫道︰“葉作風帆莢作船，長江飛渡若雲煙。出自豆類成大器，家在東吳試驗田。”假不假？假；真不 真？真！
杜斌覺得《大豆過江》這張畫很能反映問題，但是網 上只找到黑白的，而且圖片很小。他找了很多年，後來在潘家園偶然發現了1958年第21期《漫畫》雜志，正刊有這幅彩色漫畫。他如獲至寶，但又不敢聲張， 怕驚動了賣家，奇貨可居，漫天要價。“我買下來了，就這一本，60元——這算真便宜了！”
為找到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為題材的宣傳畫，杜斌不知去潘家園翻揀過多少次。終于發現有個攤主有兩張1961年的年歷，上面的宣傳 畫正是“三面紅旗”。一張下面的年歷因為破損而被裁掉了，150元錢；另一張則是完整的、帶有年歷。杜斌想，反正我要的是這個“三面紅旗”，半張就半張 吧，掏了150元。回到家一想，不對呀，帶1961年年歷，不是更有歷史價值嘛！還是得買完整的。舊貨市場周末才營業，他熬到下一個星期六，一大清早就我 又去了，問攤主那張年歷是否還沒賣出？“他要了我200元。給他錢之後，我告訴他，我要用這個做我的書的封面。攤主告訴我，這張畫，他是15年前收進來 的。我說，你保留了15年，就是特地留給我的啊！”
但後來因為書的開本設計有變化，並沒有用這幅圖片作封面，而是另選了一張《時代》周刊1963年9月13日刊出的漫畫。
杜斌共從舊貨市場淘來200多幅畫。“靳尚誼的《祖國頌》，我花了600元——畫家自己的畫冊中沒有收入這張畫，可能他不好意思拿出來吧；1957年的 漫畫《貓頭鷹》，60元買下的……”但他說不清總共到底花了多少錢。他只記得，僅僅花在對這些資料進行高精度掃描上的費用，就有八千元。
如果說，一個世紀之前畢卡索的拼貼創作從此打破了藝術中真實與幻象的區別，那麼杜斌的這本拼貼書，則正相反，堅決地劃清了謊言與真相的界限。
此書中將五花八門的資料碎片集中擺放後，非現實的重組和敘述手法，否定和反諷的意味，產生了奇特的對比效果。杜斌一一列舉說︰毛澤東那些美妙的高調與神 州遍地餓殍的對比；宣傳機器全速開動的巨大聲浪與底層民眾不忍卒聞的呻吟的對比；各級官員對上“逢君之惡”，對下殘民以逞的對比；文人們外表豪氣干雲閉眼 唱頌歌與內心極大恐懼的對比……他強調︰這種編年體例，就是要讓讀者一目了然︰某年某月某日，毛澤東在干甚麼，黨中央在干甚麼，省里的市里的村里的干部在 干甚麼，農民在干甚麼……
到時候了，“中共該對數千萬寂滅的亡靈悔罪了”——杜斌說。
大躍進年代一首“民歌”唱道︰“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北京攝影師杜斌卻說︰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亡靈，會同意對黨史、對毛澤東的這種妙筆生花嗎？在他們眼中，中共描繪的“天堂”，帶領他們通向天堂的“金橋”，分明就是“煉獄”！
◆高伐林
被毛澤東稱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迎來了自己的九十大壽。歌頌九十年的豐功偉績、英勇事跡，成為中國官方媒體的主旋律。但是，在旅居 北京的攝影家、作家杜斌眼中，中共黨史是另一番景象。因為他知道，有成萬上億的人已經無法發出聲音，其中最大的一個群體，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 代初在大饑荒中被餓死的數千萬亡靈。當年有首“民歌”描繪說︰“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杜斌對我說︰他們如果在世，會同意對黨史、對毛澤東的 這些妙筆生花嗎？在他們眼中，黨描繪的“天堂”，黨帶領他們向天堂走去的“金橋”，分明就是“煉獄”！
謊言搭建的真實“煉獄”
《毛主席的煉獄》，這正是杜斌在中共九十壽辰前夕所編著的一本書的書名，這本圖文並茂的書已經在明鏡出版社出版。
杜斌給海內外中英文媒體拍攝過大量照片，他的《上訪者︰中國以法治國下幸存的活化石》一書，集中了大量真實的鏡頭，描繪了上訪者滿腹冤屈、求告無門的悲 慘經歷，讓讀者“百聞不如一見”，贏得海內外廣泛重視。中國政法大學學者蕭瀚說，這本書“彌補了中國歷史的部分遺憾”。
他還出版過《上海骷髏地》、《北京的鬼》、《牙刷》等多部作品，用了很多意識流之類藝術手法，但杜斌強調︰百分之百都是非虛構。“在台灣出版的《牙刷》，我標為‘後現代小說’，但內容完全是真實的，標為‘小說’，當然是為了避免政治上惹麻煩。”
但是，《毛主席的煉獄》這部書，13萬文字和150多幅圖片，只有幾百字是他自己寫的，他也幾乎沒有用自己拍的照片。杜斌決定全部用真實的史料︰從大躍 進到大饑荒的歲月中毛澤東的黨內批示和公開講話，糧食官員的私人筆記，寄到中南海的民間上書，內參簡報，親歷者的追憶等等文字，穿插以那個年代的宣傳畫、 農民畫、報刊插圖、照片，甚至還有歌曲簡譜、年歷、郵票、香煙盒……
就用這些乍看起來雜亂得無以復加的大量碎片，杜斌要還原中共在慶祝九十年征程的大喜日子里注定諱莫如深的五年——1958年到1962年真實的“煉獄”。
這本書的編排框架，杜斌決定就用編年史的形式，按年份按日期順序排列。他要讓那段歲月，用其本身的色彩、圖案和旋律來呈現自身。“這比我說多少話都更加雄辯。我把這些資料編在一起，就是讓數千萬被餓死的亡靈說話，听听他們對90年黨史會說什麼？”
“野生”的新聞人
杜斌出生于1972年，正是中國好不容易跋涉出了大饑荒之後的十年。誰曾料，安穩日子過了沒三四年，毛澤東他老人家又把中國推入“文革”的動亂深淵？杜 斌在山東郯城縣一個鎮上長大，那段歲月中，在政治運動中無休無止顛簸的父母都只字不提大饑荒，官方更是緘口不言，他又早早離開了家，以致對那段慘痛的歲月 竟一無所知。後來到北京工作後，回家很少，一年才探望父母一次。“直到去年才問了父母，他們告訴我，爺爺也挨過餓，但我們那里還算好，沒餓死人。”
杜斌對《新史記》記者坦承，自己並沒有讀過多少書。不過他從小酷愛文學寫作，年輕時寫過五、六年的詩歌，但從來沒有投過稿。1993年去當兵，三年後復員，待業一年多才被安排到家鄉一家工廠的保衛科工作。上班比較安閑，精力充沛的他對新聞發生了興趣。
“在這里學著寫稿，學著拍照片——沒有人教我，就是自己摸索，看看報刊上人家是拍什麼、怎麼拍，然後自己學了就往外投稿。為什麼後來攝影搞得多？寫稿子很費勁嘛，幾百字上千字，要吭哧吭哧寫；照片省事嘛，對準焦距，按下快門，成了！”
說是這樣說，但正如一個美國笑話所講的︰花了一千美元請專家來查驗機器的故障。他來後，只畫了一道線指出了故障所在。有人不服氣︰這就值一千美元？專家說，畫線，值1美元；知道往哪兒畫，值999美元！
杜斌也是如此。拍照似乎只是舉手之勞，但是知道拍什麼有意義，怎麼拍得好，這可絕對不是像他自謙的那麼輕巧。在別人看來，杜斌的路走得真順，中國當時那 麼多著名大報，只有一兩家沒采用過他的照片；後來又在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志、英國《衛報》、德國《明星》雜志等國際著名媒體發表。“台上十秒 鐘，台下十年功。”他經歷過多年的顛躓、淬煉，才能在電光石火的剎那間，成就一張優秀攝影作品。
杜斌給我講起他如何起步學攝影︰他那時沒有積蓄，說動了父親掏出兩三千元存款讓他去去臨沂，買下來一台海鷗相機。沒人教，老是曝光過度、照虛了；投稿也 發表出來一些，但自己也不滿意。他仔細研究各家媒體拍的照片，下班時將工廠宣傳部訂的各種報紙都搬回家看一夜，第二天早上上班時再送回來。自己也訂了《攝 影世界》雜志，還買過《黑鏡頭》、《普利策獲獎照片選》等書，揣摩大師杰作的精髓︰用光、取景、角度、構圖……後來他又登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時代周刊》的網站，琢磨別人為什麼拍得好，自己為什麼拍不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省吃儉用，對相機和鏡頭不斷升級換代。
“2004年我跟一個《紐約時報》記者出去工作，他問我︰是在哪所學校學的攝影？我通過翻譯告訴他，我沒有受過一天攝影專業教育。這位記者大吃一驚。我補充說，我攝影與你寫文章一樣，靠的是悟性。他非常認同我的這個體會。”
杜斌說︰我走的，是一條“野生”的路子。“我拍的一些照片，畫面里的人是端端正正的，但是場景是傾斜的。有人問我，我說，我眼里的就是傾斜的世界——這就是我的感覺。”
中國著名攝影記者盧廣曾評論︰“杜斌是個下手更狠的家伙”，盧廣指著《中國社會導刊》中一幅圖說︰“除了杜斌，沒人敢這樣拍”。
杜斌回憶，曾獲得過世界攝影比賽等國際國內很多獎的“獲獎專業戶”盧廣，對他說︰你的照片，每一張的構圖都非常好，我在向你的風格學習。“我很驚喜︰是嘛！我沒有受過攝影的專業訓練啊。”
杜斌告訴我︰“我也參加過攝影比賽，但沒有獲過獎。”
“不對呀，2010年5月，你不是獲過亞洲人權新聞大獎嗎？”
“哦，對，但那不是攝影獎。那一組照片《寫出冤情》，發表在《南華早報》上的，我真沒想到，他們放到17传H敲創蟆 ﹦ 又鏡牧揭沉 鵠礎！��/span>
《明鏡月刊》18期彩頁專門介紹杜斌和他的《上訪者》。左上角圖片為杜斌。
拍照靠眼、靠手，更靠心
獲得亞洲人權新聞大獎，說明杜斌攝影闖出名號，不僅僅來自他的眼準手快，更來自他對公平、正義的信念。“我來自草根，我就是草根，我對底層民眾有一種本能的同情心，可能這跟我喜歡寫詩也有關系吧。”
而他走向全國，走向首都，走向國際，也與此有關︰有這種悲憫情懷，才能捕捉到真實的社會生活的瞬間，才能震撼千萬觀眾的心。
杜斌告訴我說，最開頭的一次，是知道了有一個農村家庭，丈夫給人修房子摔下來半身不遂，三個孩子，一個男孩兩個女孩，他就去拍他們的故事，希望能引起更 多人的關注，對他們伸出援手。杜斌知道這家人肯定非常非常艱難，連礦泉水都自己帶。這次去，拍下照片，又配上文字，做成一個圖片故事，給山東一家媒體發表 了。
後來北京一個電視攝制組來山東拍攝一個被人販子拐賣給 麻風病人的七歲小女孩，但他們听不懂當地的方言，杜斌知道了，又出手相助。相處了一段，攝制組的人了解了這個山東小伙子的本事，也了解了他的熱誠，成了很 好的朋友。其中有位攝像師，兩次三番地鼓動他到北京闖天下︰“《北京青年報》正在招聘攝影記者，你來應聘嘛！”
杜斌也越來越感到，確實，郯城縣的舞台太小了，山東的舞台也小了。此前的1999年，杜斌已經是在山東發表圖片故事最多的人，縣委宣傳部讓這個自學成才 的青年去給通訊員講課。他在那里偶然發現了一張彩色的《北京青年報》，留下印象。這次听攝像師朋友再三催促，就去了北京。“面試我的人開頭告訴我說，我們 招聘的人要有北京戶口；我當然沒有，就把我的作品給他看，他看了就說，你下星期就來上班吧。我當晚趕回山東，買了份《北京青年報》，在火車上打開一看，居 然把我的一個圖片故事刊出了漂漂亮亮的整整半個版！面試我的人居然都沒給我提一個字……”
錐處囊中，脫穎而出。年輕的杜斌，先後在《北京青年報》、《工人日報》、民政部下屬《中國社會導刊》等媒體工作，為這些媒體，也為國內外其它大量媒體拍下聚焦弱勢群體的新聞照片。
不可避免卷進風波
依杜斌的性格，不惹出風波是不可能的。
他在《北京青年報》工作時，2002年8月，與蘆蕩合寫過一篇報道《“山東棲霞57名村官集體辭職事件”真相》。他們深入當地十幾個村莊，走訪了幾十位 當事人，盡其所能地客觀報道這一事件，反映了村委會主任、村支書、上級鎮黨委張書記、棲霞市委王副書記等各方面的陳述和看法，指出︰
在當時，這是個轟動一時的新聞，《人民日報》報道過，在海外也有影響，《紐約時報》2001年5月就曾報道過。
調到《工人日報》後，杜斌持續關注山東棲霞這57位被選出來卻無法干下去的村主任的遭遇。一場風波，就起于杜斌要報道其中一位村主任孫學德所經歷的不公 遭遇。孫學德在2000年被人帶走，失蹤了幾個月，2001年12月，在一次秘密審判中被以闖入政府辦公室和盜用公款的罪名判刑8年。杜斌這篇稿件的細節，這里就不細說了，簡而言之就是︰村委會主任被選出來當家作主，村支書不甘心“大權旁落”，于是百般刁難、迫害村委會主任。
“我揭露的當事人得知我搞了新的報道，從山東派人來北京阻止稿件問世。他們找我，我肯定不會答應他們撤稿；他們就找全國總工會——全總是《工人日報》的 頂頭上司嘛，他們從上面來壓，果然奏效。有一天我偶然听見報社總編輯對我們編輯主任吳琰說︰“那個村官涉及經濟犯罪，被抓起來了，馬上要判刑，你們那篇報 道就不要再登了。”
杜斌絕望了。他沒想到，過了兩個月，編輯主任吳琰問他︰你那篇稿子給誰發了？杜斌說，誰也沒給。吳琰說︰我還想登。
杜斌告訴我︰“這會兒總編輯出差了，就瞅了這個空兒。我打電話給孫學德的哥哥，向他們通報︰稿件可能起死回生，還建議，要是刊出了，來人從北京買500份報紙帶回去——我怕當地政府扣住這期報紙。”孫學德的哥哥馬上趕到了北京。
回憶起當時的場面，杜斌沉浸在緊張而興奮之中︰他和編輯主任眼看著當夜值班的副總編輯大筆一揮簽了這個版，才放下心來︰過了最後一關！第二天的報紙，登出來洋洋灑灑大半個版。
“出了個插曲︰本來交了錢要印刷廠加印500份，好讓山東來人帶回去，結果印刷廠忘了！他們很不好意思。想辦法補救，告訴我們說︰從北京的彩色版抽出一 百份、再印400份黑白的，不要你們的錢。我們當然高興啦，一小時後就取到了這五百份報紙。我交代︰拿回山東後，給市里每個領導送一份，全市每個村委會主 任一份，你們村每家一份。”
杜斌自己，用紅筆將這篇稿件圈起來，給當地的市委書記、市長、宣傳部長、公安局長，一人郵寄了一份。
可想而知，這引起了怎樣的軒然大波，省市縣領導人是怎樣勃然大怒！“報社總編輯也很惱火，他發了話要不要刊出，卻還是將稿件刊出了——不是藐視他的權威 嘛。我在武漢出差，部門主任打電話來說，你千萬不要回來。山東來了三個人，一定要見你。”見他當然不會給他什麼好果子吃。
杜斌很欣慰。他堅信，這篇稿件，寫得真實，發得正義。
《紐約時報》的駐京記者看到了杜斌在《工人日報》刊登的許多圖片，印象很深，跟編輯主任吳琰一起吃飯時，還說起你們某某報道的照片拍得真好——都是杜斌 拍攝的。杜斌認識這位記者之後就問他︰你們還需要攝影師嗎？“他很高興，因為他的老板正要他們找中國本土的攝影師。後來約時間讓我去見了他們老板，我就給 他們干活了。”
《紐約時報》開始一段時間刊登他的照片時，沒有署名，是為了不給杜斌惹麻煩。但是後來該報駐京辦事處換了另外一批記者，他們沒有經驗，一不留神將杜斌的名字登出去了。杜斌說，“登了就登了吧，也好，以後我也就不在乎了。”
自己是個幸存者
杜斌終于與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慘劇邂逅相逢。
那是2004年，他通過代理服務器翻牆來到海外網絡社區，接觸到海量信息。他原來也听說過饑荒，但相信上面灌輸的說法︰都是自然災害加甦修逼債才引起的。看到這些血淋淋的資料之後，時年32歲的杜斌愕然大驚，難以置信︰中國竟發生過這樣的大慘劇！
震驚之余，杜斌著了魔般地到處搜求資料。雖然此前他對國內官方媒體和出版物隱瞞、掩蓋和粉飾真相的種種做法，早有認識，但是對這麼大的事兒，到底真相如 何，他不敢貿然相信。杜斌告訴我，“從大躍進到大饑荒”這個問題緊緊地吸引住了他，他一頭扎進那個年代的各種官方和民間資料。有朋友到香港，也請他們帶些 有關資料回來。楊繼繩的書《墓碑》出版之後，杜斌也在第一時間細讀。“看了之後我更想抒發我內心的感受，越看越覺得毛澤東的罪惡太大了。我越來越感覺︰毛 澤東簡直是故意要將這麼多人餓死！”
杜斌後來又找到了《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資料》（都是“文革”中的毛澤東新語錄選集——明鏡記者按），將能找到的毛澤東從1956年到去世前的講話都看了一遍。杜斌一度還想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資料中心去查閱資料。
後來，他在網上搜索到《人民日報》從1945年創刊到2005年的電子版，但太貴了，竟然要六萬塊錢，不是他能承受得了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當他望洋興嘆之際，他看到網絡上有人登出這套資料的銷售廣告，價格便宜得多，他料想是盜版，可也顧不得了，立即寄錢去，獲得18張盜版光盤。杜斌從頭到尾、一天一天、一版一版地瀏覽長達數年的中央黨報，“幸虧，那個年代的《人民日報》沒有多少版”。
杜斌歸納成三條思路︰
第一，毛澤東如何蓄意制造這樣一場悲劇？第二，被餓死的人知道自己面臨絕望的結局嗎？第三，毛澤東和中央、省、市地縣和公社的官員，在干什麼？與此同 時，農民在干什麼？“我特別想找到這樣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的戲劇性的對比資料。非常可惜的是，毛澤東講話的時間，當然都是被秘書們記載得精確到天、 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找到一些農民回憶苦難的文章，他們卻都沒有將悲劇的時間記載得很精確——農民嘛，哪一天並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人餓死了、牛餓死了……” ——杜斌畢竟是寫詩、攝影出身，他的幾條思路，很明顯帶有形象思維特征。
官方說法和民間說法、謊言和真相的截然反差，讓杜斌感受到極度的荒謬、也涌起極大的義憤︰怎麼可以這樣心安理得地魚肉人民，同時又這麼正義凜然地愚弄世 人？別說一句表示歉疚和懺悔的話了，還要裝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那樣，繼續自詡、也繼續要求民眾謳歌“偉大”“光榮”“正確”？
讓他特別憤怒的是，他通過大量閱讀大饑荒之後的文獻，發現造成慘劇的罪魁禍首毛澤東，自稱代表人民利益、被稱頌為“人民大救星”，卻一直對造成和平年代如此慘重的饑饉，數千萬樸實的人民無聲無息地倒下，竟沒有一絲一毫的愧悔。
杜斌的結論是︰毛澤東並非像許多善良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或者像官方為之開脫所說的那樣，是為了美好理想、急于求成而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失誤；不，毛澤東是蓄意的！
杜斌說，如果毛澤東的初衷真是為實現大同理想的話，當發現遍地餓殍時，他應該痛心不已，改弦更張，讓人民休養生息。但是毛澤東並不如此。為了向筆者證明 這一點，杜斌找來2000年6月出版的《中共黨史資料》第74期，長篇大論地朗讀毛澤東如何粗暴訓斥李富春，堅持催促國家計委上馬勞民傷財的攀枝花鋼鐵基 地，當李富春匯報，籌集資金非常困難，毛澤東甚至說出“用我的工資”這種蠻不講理的話來。
杜斌還引述毛澤東對國外領導人為大躍進的自我辯護︰“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
毛澤東對幾千萬餓殍是否表示過內疚歉意？杜斌翻遍各種資料，沒有找到這樣的記錄——他相信，如果真有，中共的文人和媒體，是不會放過的。他倒是找到一條 毛澤東向魚道歉的記錄︰美國人羅斯‧特里爾寫的《毛澤東傳》中記載，毛澤東對護士吳旭君說，“我在世時吃魚比較多，我死後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長江里喂魚。 你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給你們賠不是來了’……”杜斌說︰你看，他向吃過的魚“賠不是”，也沒有向人民道歉！
杜斌明白了︰毛澤東毫無懊悔之心——“這不就證明他就是蓄意的嗎？”
杜賓的一家之言能獲得多少認同？不得而知。毛澤東究竟是出于什麼樣的動機做出荒謬殘忍的決策，最終造成大饑荒，在學界還會長久地爭論下去。
用拼貼凸顯謊言與真相
年近不惑的杜斌難以容忍︰自己不少同齡人和下一輩人，竟然跟過去的自己一樣，仍處在“大惑”當中，既不知道、也不相信這樣的浩劫慘劇果真在神州大地發生過。
杜斌產生了還原歷史真相的強烈沖動。
怎麼還原？他想出一個用當年的各種真實資料來拼貼的主意。
一個世紀之前的1912年，畢加索創作出世界上第一件精致拼貼藝術品；一個世紀之後的2011年，這位不知“拼貼”為何物的攝影師杜斌，編出了一本拼貼式的圖書。
《毛澤東的煉獄》（杜斌編，明��出版社出版）
他對我說︰沒有什麼比《獻禮》《載著我們上天堂》《夜戰》《送糧路上》這些大躍進畫作更虛假的了，但是，也沒有什麼比這些東西更真實地展現那個時代了！
用真實的史料來編輯，其實不比自己創作容易。文字資料相對來說還容易找，要找到恰當的圖像資料就費事得多。他花了很大功夫去潘家園舊貨市場上淘寶。他舉出書中選用的《大豆過江》這幅漫畫為例。這幅作品，是江甦邳縣農民朱會然和漫畫家華君武合作的，當時被視作藝術家“與工農兵結合”的典範。後來在 “文革”中首先被毛澤東拋出來的“三家村”主將鄧拓配詩寫道︰“葉作風帆莢作船，長江飛渡若雲煙。出自豆類成大器，家在東吳試驗田。”假不假？假；真不 真？真！
杜斌覺得《大豆過江》這張畫很能反映問題，但是網 上只找到黑白的，而且圖片很小。他找了很多年，後來在潘家園偶然發現了1958年第21期《漫畫》雜志，正刊有這幅彩色漫畫。他如獲至寶，但又不敢聲張， 怕驚動了賣家，奇貨可居，漫天要價。“我買下來了，就這一本，60元——這算真便宜了！”
為找到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為題材的宣傳畫，杜斌不知去潘家園翻揀過多少次。終于發現有個攤主有兩張1961年的年歷，上面的宣傳 畫正是“三面紅旗”。一張下面的年歷因為破損而被裁掉了，150元錢；另一張則是完整的、帶有年歷。杜斌想，反正我要的是這個“三面紅旗”，半張就半張 吧，掏了150元。回到家一想，不對呀，帶1961年年歷，不是更有歷史價值嘛！還是得買完整的。舊貨市場周末才營業，他熬到下一個星期六，一大清早就我 又去了，問攤主那張年歷是否還沒賣出？“他要了我200元。給他錢之後，我告訴他，我要用這個做我的書的封面。攤主告訴我，這張畫，他是15年前收進來 的。我說，你保留了15年，就是特地留給我的啊！”
但後來因為書的開本設計有變化，並沒有用這幅圖片作封面，而是另選了一張《時代》周刊1963年9月13日刊出的漫畫。
杜斌共從舊貨市場淘來200多幅畫。“靳尚誼的《祖國頌》，我花了600元——畫家自己的畫冊中沒有收入這張畫，可能他不好意思拿出來吧；1957年的 漫畫《貓頭鷹》，60元買下的……”但他說不清總共到底花了多少錢。他只記得，僅僅花在對這些資料進行高精度掃描上的費用，就有八千元。
如果說，一個世紀之前畢卡索的拼貼創作從此打破了藝術中真實與幻象的區別，那麼杜斌的這本拼貼書，則正相反，堅決地劃清了謊言與真相的界限。
此書中將五花八門的資料碎片集中擺放後，非現實的重組和敘述手法，否定和反諷的意味，產生了奇特的對比效果。杜斌一一列舉說︰毛澤東那些美妙的高調與神 州遍地餓殍的對比；宣傳機器全速開動的巨大聲浪與底層民眾不忍卒聞的呻吟的對比；各級官員對上“逢君之惡”，對下殘民以逞的對比；文人們外表豪氣干雲閉眼 唱頌歌與內心極大恐懼的對比……他強調︰這種編年體例，就是要讓讀者一目了然︰某年某月某日，毛澤東在干甚麼，黨中央在干甚麼，省里的市里的村里的干部在 干甚麼，農民在干甚麼……
到時候了，“中共該對數千萬寂滅的亡靈悔罪了”——杜斌說。
Wednesday, October 5, 2011
评胡新民《“炎黄春秋”为什么要删节茅于轼的文章》 - 学习与探讨 - 毛泽东旗帜网
评胡新民《“炎黄春秋”为什么要删节茅于轼的文章》 - 学习与探讨 - 毛泽东旗帜网: 评胡新民《“炎黄春秋”为什么要删节茅于轼的文章》
发布: 2011-10-03 15:48 | 作者: 黄塑芹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618 | 回复: 0
评胡新民《“炎黄春秋”为 什么要删节茅于轼的文章》
黄塑芹
对于我来说,茅于轼先生与胡腥抖先生等西化卖国主义者们的言论,其实不必引经据典予以批判就一目了然。历史上没有的,他们编造出来,编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出卖祖宗、出卖祖国去讨好洋主子的目的，并不复杂。
他们所崇尚的美国霸权社会文明,其国内已经严重危机,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大众已经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大众要革命,要工作,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今天人民网消息：“有‘金融大鳄’之称的知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9月22日表示，美国经济目前已陷入‘双底衰退’阶段。他同时警告称，目前欧元区所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比雷曼兄弟破产‘更加危险’。”，“美联储在此次会后声明中，也再度强调了对美国经济前景表示担忧的观点。美联储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仍在放缓，最近公布的多项指标表明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继续恶化，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家庭支出与住房部门的状况也不甚乐观。整体而言，经济前景面临着重大的下行风险。而对应着8月以来全球股市的一路下挫，作为对经济前景反应最为灵敏的股票投资者，对全球经济的前景表示出了较强的悲观预期。”
美国的经济受挫严重威胁美国大众的正常生活,人民冲击华尔街要革命,却受到美国政府打压,这种普世价值连自己国家的人民的生存都难以为继，提出抗议又受到美国警察暴力干涉,茅先生们在中国大肆宣扬美国的人权,美国的普世价值,这未免也太幽黙了吧。这个普世价值是什么东西？它对全世界实行武力抢夺,对国内大众实行大肆剥削，逼迫民众起来反抗,而抗议却又受到暴力打压。这个被茅先生们奉为神圣法典的东西,是如此地虚假,不正表明茅先生们的言论、一切以造价为快事,逼迫中国就犯吗？“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国为什么要救美国？要中国去拯救的腐朽的帝国,凭什么能救中国？中国事情中国人自己干不好吗？美国在中国面前是战败国,战胜国要战败国拯救？不过是茅们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已。在毛泽东时代,16个世界列强纠合人类恐怖主义极端组织,组成联合国军对以消灭剥削与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财富共享人人亲密如兄弟姐妹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侵犯,“赵玉斌对这场战争给丹东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美军打到鸭绿江的时候，朝鲜难民背着大包小包游过江。’赵说。他还记得美军轰炸丹东后，市区一片废墟，女人的头发挂在电线杆上。因此，当美国决定越过‘三八线’、美国强大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别的选择’。美国著名史学作家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认为，中国进入朝鲜冲突是被迫的，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一个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的强大敌人的入侵。”（《“炎黄春秋”为什么要删节茅于轼的文章》胡新民）。
然而茅先生是这么慨括朝鲜战争的：“茅于轼原文：“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这种世界级国家恐怖主义,以消灭真理、正义、平等、自由、独立为国家霸权原则,也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篡改真实的历史面相。我本不想说什么,因为根本不值一提,但因为胡新民先生这篇文章的写作方法有自己的创新,不是那些东借西凑乐于剽窃别人文章观点与写作方法的人所能比拟的,我就在此胡诌几句。
文贵创新,没有作者独创精神的写作,我是十分鄙视的。胡老师借用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用于对美国洋奴才茅于轼先生无知无耻信口雌黄的批判,文章语境看起来很平和,甚至漫不经心,却蕴藏着胡老师内心对茅先生们荒谬绝伦的卖国言论强烈地愤慨！高手出招就这样一枪致敌于死命,这不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慷慨陈词其实内容苍白泛力人云亦云者们所能做到与理解的。
2011年9月23日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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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1-10-03 15:48 | 作者: 黄塑芹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618 | 回复: 0
评胡新民《“炎黄春秋”为 什么要删节茅于轼的文章》
黄塑芹
对于我来说,茅于轼先生与胡腥抖先生等西化卖国主义者们的言论,其实不必引经据典予以批判就一目了然。历史上没有的,他们编造出来,编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出卖祖宗、出卖祖国去讨好洋主子的目的，并不复杂。
他们所崇尚的美国霸权社会文明,其国内已经严重危机,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大众已经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大众要革命,要工作,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今天人民网消息：“有‘金融大鳄’之称的知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9月22日表示，美国经济目前已陷入‘双底衰退’阶段。他同时警告称，目前欧元区所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比雷曼兄弟破产‘更加危险’。”，“美联储在此次会后声明中，也再度强调了对美国经济前景表示担忧的观点。美联储认为，目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仍在放缓，最近公布的多项指标表明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继续恶化，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家庭支出与住房部门的状况也不甚乐观。整体而言，经济前景面临着重大的下行风险。而对应着8月以来全球股市的一路下挫，作为对经济前景反应最为灵敏的股票投资者，对全球经济的前景表示出了较强的悲观预期。”
美国的经济受挫严重威胁美国大众的正常生活,人民冲击华尔街要革命,却受到美国政府打压,这种普世价值连自己国家的人民的生存都难以为继，提出抗议又受到美国警察暴力干涉,茅先生们在中国大肆宣扬美国的人权,美国的普世价值,这未免也太幽黙了吧。这个普世价值是什么东西？它对全世界实行武力抢夺,对国内大众实行大肆剥削，逼迫民众起来反抗,而抗议却又受到暴力打压。这个被茅先生们奉为神圣法典的东西,是如此地虚假,不正表明茅先生们的言论、一切以造价为快事,逼迫中国就犯吗？“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国为什么要救美国？要中国去拯救的腐朽的帝国,凭什么能救中国？中国事情中国人自己干不好吗？美国在中国面前是战败国,战胜国要战败国拯救？不过是茅们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已。在毛泽东时代,16个世界列强纠合人类恐怖主义极端组织,组成联合国军对以消灭剥削与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财富共享人人亲密如兄弟姐妹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规模侵犯,“赵玉斌对这场战争给丹东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美军打到鸭绿江的时候，朝鲜难民背着大包小包游过江。’赵说。他还记得美军轰炸丹东后，市区一片废墟，女人的头发挂在电线杆上。因此，当美国决定越过‘三八线’、美国强大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东北边境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似乎没有别的选择’。美国著名史学作家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认为，中国进入朝鲜冲突是被迫的，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一个威胁要使用核武器的强大敌人的入侵。”（《“炎黄春秋”为什么要删节茅于轼的文章》胡新民）。
然而茅先生是这么慨括朝鲜战争的：“茅于轼原文：“抗战胜利中国真正做到了‘消灭国耻’，和孙中山所希望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但消灭了国耻，而且和世界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一百年来受屈辱的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所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抗战之所以能够胜利，固然因中国军民艰苦战斗，但是光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取胜。主要还是靠美国以牺牲十二万士兵的代价，打到了日本本土。但是抗战胜利后五年，中国调转枪口，和美国打了一仗，杀死美军五万四千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一寸土地，是金日成入侵了南朝鲜，后来战争失利乞求中国援朝。从那以后中国一直把美帝国主义看成头号敌人。”
这种世界级国家恐怖主义,以消灭真理、正义、平等、自由、独立为国家霸权原则,也只有汉奸卖国贼才会篡改真实的历史面相。我本不想说什么,因为根本不值一提,但因为胡新民先生这篇文章的写作方法有自己的创新,不是那些东借西凑乐于剽窃别人文章观点与写作方法的人所能比拟的,我就在此胡诌几句。
文贵创新,没有作者独创精神的写作,我是十分鄙视的。胡老师借用美国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用于对美国洋奴才茅于轼先生无知无耻信口雌黄的批判,文章语境看起来很平和,甚至漫不经心,却蕴藏着胡老师内心对茅先生们荒谬绝伦的卖国言论强烈地愤慨！高手出招就这样一枪致敌于死命,这不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慷慨陈词其实内容苍白泛力人云亦云者们所能做到与理解的。
2011年9月23日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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