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专题库,“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专题库:

“文化大革命”

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年艰难的调整，国民经济开始有了全面好转。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向全国人民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65年，工农业生产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国民经济经过5年时间的调整，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1966年是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全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工作、发展生产。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却不期而遇地突然来临了，带来了堪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声势异常浩大的政治运动，引发的导火索却是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批判一出戏剧的文章。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作者署名姚文元，一个在文坛上小有名气，善打“棍子”的“左”派评论家，当时的职务是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姚文元在文章中点名批判的《海瑞罢官》的作者，却是大有名气的人物，他就是著名明史专家，民盟负责人，共产党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教授。吴晗写这个剧本，原本是为响应毛泽东提倡学习明朝名臣海瑞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剧本完稿于1960年末，1961年初在北京公演，颇得文化界好评。

姚文元敢于向吴晗叫板，来头自然是非同小可。1965年初，江青找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撰文。整个写作过程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修改9遍之多，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无所知。按照江青的意图，文章毫无根据地把剧中描述的海瑞“退田”、“平冤案”的事情，与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剧本鼓吹单干，为牛鬼蛇神鸣冤叫屈，配合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反映，是一株“毒草”。

文章蛮横无理地对一位著名学者和高级干部进行无限上纲的政治批判，涉及到1961年以来党内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全国为之震动。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清楚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背景，对批判《海瑞罢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抵制。《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报纸18天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各报纸才陆续转载，但开始还是当作学术讨论问题对待。

毛泽东本来就对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不满，曾多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样严重的问题。他之所以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就是认为中央工作发生了路线偏差。北京方面的反映，使毛泽东更加确认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包庇吴晗，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在1965年12月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加重了批“海剧”的政治份量，批判运动越搞越大。到1966年初，形成了涉及思想文化学术各个领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的政治批判运动。

为对当时的极“左”倾向予以适当限制，1966年2月，在彭真的主持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鲜明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试图把这场批判运动限制在学术范围之中。

江青看到批判《海瑞罢官》受到抵制，在取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支持后，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由陈伯达、张春桥等炮制出了一份座谈纪要。《纪要》宣称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这些政治责难不仅是指文艺界，更是针对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毛泽东对《纪要》修改了三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党。

1966年3月底，毛泽东严厉指责中宣部是“阎王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二月提纲》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警告说要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集中对彭真进行揭发批判。彭真和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因之被打倒。此前，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总参谋长罗瑞卿已先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致厄运。这4位分管党务、机要、宣传、军队的中央高级领导人出了事情，造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对吴晗的批判又扩大到和他同写“三家村札记”的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批判他们是“三家村”黑帮，调子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各地都揪出了一批“三家村”、“四家店”的所谓“黑线”人物。全党全国笼罩在一片“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气氛中。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揭发批判，决定审查他们所谓“反党集团”问题。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7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系统表达了“左”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会议重新设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实际是一个以江青为首的，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关。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错误论点。这些错误观点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后，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入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首次完整的论述。

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措施。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于5月31日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掌握党报喉舌。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搞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5月25日，在康生等策动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攻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6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这张大字报。接着，《人民日报》又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消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效法北大聂元梓等人的造反榜样，掀起攻击学校领导和批斗教师的浪潮，学校工作秩序开始陷入混乱。

毛泽东对“乱”似乎是成竹在胸。6月间，他从杭州来到家乡湖南韶山滴水洞小住。期间他写了一首《七律》：

“正是神州多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天地，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诗言志。在这首对仗工整，韵律合节的律詩中，流露出了毛泽东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彻底扫荡修正主义的气魄与心境。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武汉，7月8日给在北京的江青写了一封信，更为直白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中央领导层并不清楚毛泽东“大乱大治”的运动意图。面对开始动乱的形势，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按照党领导运动的传统方法，援引毛泽东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的先例，决定派工作组到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有领导、有秩序进行运动的八条方针。工作组入校后，学校秩序逐渐稳定下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惟恐天下不乱，抓住工作组个别问题大肆渲染，诬为“镇压群众”、“反对革命”。

毛泽东于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听信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片面汇报，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起了阻碍运动的坏作用。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检讨，承担了责任。7月28日，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各大中学校又乱起来了。

毛泽东认为，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批判。8月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5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并且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显然说的就是党内有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了运动的打击对象、依靠力量、方式方法，主旨是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乱，彻底进行自下而上的，重点整走资派的“大革命”。这是又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常委由7人增到11人。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实际上成为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内定为接班人。这次中央全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毛泽东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天下大乱”的运动方针得到全会的正式确认。

毛泽东以个人权威，直接号召和领导群众开展这场“大革命”，把青少年学生作为“造反”的突击力量，发动起了红卫兵运动。他复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又在天安门上佩带红卫兵袖章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师生。中共中央发出停课闹革命和外地师生来京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的通知，引发了传播动乱的全国“大串连”。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先后接见人次达1千1百万。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高举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冲到社会上进行“破四旧”，横扫一切他们认定的“封、资、修”的事物，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牛鬼蛇神”和“走资派”。

为扫除来自各方面的运动“阻力”，1966年10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发了旨在取消各地党委领导的《紧急指示》。由此，“炮打”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批斗，各级党委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的范围正式扩大到了工矿、农村，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卷入了这场大动乱，生产生活秩序陷入全面混乱，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简称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称中央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政治局从1927年5月中共五届一中全会开始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均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国家机构，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担任主要职务，一般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设立中央书记处；1966年8月，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时，又恢复了中央书记处。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中央书记处设总书记一人，书记若干人，候补书记若干人。总书记、书记和候补书记由中央委员会直接选举产生。
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区域中央局机关报。1933年创刊，周刊。主要在中央根据地发行。主要刊载中共中央决议、指示和中央领导人的文章。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曾在该刊连载。该刊在指导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支援战争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受到中共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严重影响。②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华东中央局编印的刊物。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理论性秘密机关刊物。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创刊。主编由李达担任。内容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关于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刊载有关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材料，介绍俄国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和列宁的建党学说，同时也刊载部分翻译的列宁的重要著作。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最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刊，至1941年5月停刊。共出134期。以登载中共关于中华民族解放的主张、政策、文件和论文为主。②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1946年2月22日创刊于北平。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主办，社长是钱俊瑞。该报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政协决议、准备发动内战的种种反动行径为主要内容。对华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有较大的影响。同年5月29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共出37期。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公开出版的综合性刊物。周刊。社长潘梓年，主编许涤新。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从12月25日二卷十二期起在重庆出版。曾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先后直接领导。1946年6月3日八卷五期起改在上海出版。1947年3月2日第十四卷第九期出版后即被国民党政府强迫停刊。停刊前，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领导下，于1947年1月30日又创办香港版《群众》周刊，共出三卷143期。1949年10月20日自动停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有《红旗日报》和《红色中华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日战争和第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先后有《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1947年3月《解放日报》停刊。1948年6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局；两个中央局的机关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从这年6月15日起，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版了《人民日报》作为华北局的机关报。1949年2月《人民日报》迁至北京出版。194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改组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8月1日在法国巴黎创刊。由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负责编写并自己刻印。其主要内容是宣传共产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批驳当时勤工俭学人员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加强对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23年底终刊，共出13期。
1938年1月25日创刊于上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爱国的、进步的报纸之一。上海解放后，《文汇报》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成为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以宣传党的各项文教方针、政策为主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报纸。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内容广泛涉及全国、上海的重大政治、经济动态和各条战线的新人新事，侧重反映文教科技领域的新成就，新情况、新问题。综合性与独特性相结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开展文艺问题、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讨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筹办的刊物。1946年4月在上海创刊，以报道政治新闻为主要内容。夏衍、周建人、姚溱等负责编辑。邹韬奋、郭沫若、茅盾、胡绳等为主要撰稿人。辟有新闻、通讯、特写、时事述评、小品杂文等栏目，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黑暗政治，反映民主进步人士的意见及群众的呼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介绍解放区的情况。1946年7月被迫停刊。
（1904-1989）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保释就医。1989年9月病故。
（ 1904— 1997）四川广安人。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参加中共八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6至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维护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69至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经过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退休以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1898—1969），湖南宁乡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1969年11月12日病逝。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其恢复名誉。
（1893—1976），湖南湘潭人。1914年至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任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进而，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逐步确立了以其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936年12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自此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此后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至1952年，领导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 "三反"、"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1963至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超出了他的预计和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他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三个世界"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1976年9月9日逝世。
(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1936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1952年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1974年11月29日逝世。
(1902—1997)，山西省曲沃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6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59年6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9年7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97年4月26日逝世。
（1907—1998），四川潼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入上海大学学习。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4月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98年9月14日逝世。
(1917—2005) ，山东巨野人。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是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2005年4月21日病亡。
（1898—1976），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6年12月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1976年1月8日逝世。
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指责性称谓。1961年到1962年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创造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按劳划片，包工、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得到邓子恢，邓小平等支持。1962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工作会议指责邓子恢是支持农民闹单干，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刮单干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单干风又进行了批判，并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以后，在一些地区便出现了大反包产到户和"单干风"的运动，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地富反坏右，是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人的合称，即"黑五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70年代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地富反坏右是运动的主要打倒对象。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随后为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另据新华社报道，1984年11月，全国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摘帽的工作完成。属于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人，也予以纠正。
翻案风是对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以后甄别平反工作的指责。主要针对三件事：一是1962年6月，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长篇申诉信，要求组织作出切实结论的做法，被说成是"翻案"；二是在1962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康生把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指控为"反党文艺"，为高岗"翻案"；三是中央扩大会议后，不少受过错误批评和处分的干部、群众纷纷向上级写信进行申诉，要求复查。这种情况也被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闹翻案"。由于开展了对所谓"翻案风"的批判，中共中央关于对受到批评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这一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但不久红卫兵组织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但参加红卫兵的多数青少年是真诚地追随领袖和中央而走上"革命造反"道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不免被利用。经过实践教育，绝大多数人逐渐由狂热而疑惑、觉醒，不少人走上同林彪、江青集团斗争的道路，紧跟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毕竟是少数。
四个现代化在一定时期内被中共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提法是"实现国家工业化"。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步设想。"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此后"四个现代化"建设顺利展开，并取得巨大成就。
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在彻底打碎旧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的、人民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对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阶级、敌对分子实行的专政。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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