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不应被忘却的哲人

——兼评《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

作者：毛卫平

• 2009年03月04日13时07分 来源:学习时报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作为“三次哲学论战”的同一个“论战”和批判对象，原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曾经是万众瞩目的人物。特别是自1964年开始的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一时铺天盖地，以至当时南斯拉夫有报道称，中国人的上报率之高，除了毛泽东，就是杨献珍。

不要以为“三次哲学论战”只是已经尘封的历史，当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从1952年开始的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 筑问题的争论，杨献珍从当时的国情出发，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应由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 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五种经济成份组成，因而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而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我们的国家政权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 筑，只能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自己的基础。因而被称为“单一经济基础论”。大家知道，按照“单一经济基础论”的思路，必然要消灭公有制以外的所有制形 式，最后走进了死胡同。我国今天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明确，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场争论已经由实践作了总结。第二次是关于“思维和 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杨献珍学术观点的现实指向，是批判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特别是对大跃进时期盛行的“浮夸风”、“共产风”进行了尖 锐地、直截了当的批判。第三次是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论战。其实质，就是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对立。对于这一点，今天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总体而论，杨献珍在“三次哲学论战”中所坚持的观点，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潮流，成为新时期新思想的先声。

杨献珍在“三次哲学论战”中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动摇，决非偶然。这与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及实事求是的学风密切相关。杨献珍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接受马克 思主义。参加革命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看重，即使是在被敌人抓捕关在监狱里，还带领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供难友 们学习，成了大家尊敬的“狱中党校”的老师。出狱后，他曾担任抗日游击学校的哲学教官，教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从1942年起，他长期担 任党校的领导工作并直接从事哲学教学。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述。

杨献珍长期从事干部教育，他的教学工作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结合现实的专题讲授，因此，有人就认为杨献珍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很肤 浅的看法。冯友兰曾经对哲学家和哲学教授作了这样一个区分，他说：“哲学家是自己有一个思想体系，遇到什么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解决的办法。哲学教 授是自己没有什么理论体系，自己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但是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把它准确地讲出来。”（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版，第313—314页）显然，杨献珍首先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之哲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体系。 所谓哲学系统之系统，即指一个哲学之实质的系统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页）中外都有很多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 虽没有形式上的系统，却不能否认他们的哲学思想有实质上的系统。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从过去的哲学家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资料 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出来。”（《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这种从一鳞半爪恢复出一条龙的工作很有意义，同时也是很艰辛的。特别是当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许多观点都不能直接地、公开地表达出来，而是采取 了迂回曲折的方式，甚至是与事物的本来面貌截然相反的，这就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所幸的是，杨洪林教授以高度的责任心，历经18年的努力，完成了杨献珍 哲学思想体系的系统研究，出版了《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一书。该书从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及教育哲学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和介绍，既体现了杨献珍 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更突出了杨献珍哲学思想的特色。

书中还从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两个方面深化了对杨献珍哲学思想的认识。杨献珍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变迁相联系的，同时还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 党人思想、理论、作风的传统和特色。研究杨献珍的哲学思想，不仅要了解杨献珍个人的经历、品格和风范，还必须把他及其哲学思想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把 握。了解和吸取关于杨献珍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不仅是了解一个人，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一个党、一个时代。

（《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杨洪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编辑：杨传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