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25, 2011
Sunday, September 18, 2011
薄熙來為中共唱輓歌
作者: 申 淵
更新於︰2011-09-06
● 歷史證明,這次唱紅的結局必然是為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而唱的輓歌,表面上的熱鬧,實際上只是垂死老人的迴光返照。
●周恩來一手炮製獻媚之作《東方紅》,而且多處指揮青年高唱紅歌,風頭之勁,溫影帝哪能相比﹖1965年在烏魯木齊帶領女青年合唱。(本刊資料)
《開放》今年七月號發表深圳祁大軍先生讀者來信,對於從重慶開始的唱紅,他「希望貴刊能發文章揭露」。筆者有幸親身經歷過中共統治史上前三次唱紅,對此深有感觸。
第一次:從反右唱出大饑荒
中共執政六十二年共發動過三次唱紅高潮。第一次唱紅在反右後大躍進;第二次唱紅歌是六十年代中期的《東方紅》演出,文革初期是第三次。
第一次唱紅唱死三千七百餘萬人,始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後的大躍進。反右運動把占全國知識分子五分之一的黨內外一百多萬知識菁英打壓下去後,全黨全民噤聲,萬馬齊喑,中共掀起第一輪紅潮,歌頌階級鬥爭,歌頌一黨專政,歌頌個人崇拜。以全民高唱《社會主義好》為中心:「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第一次瘋狂唱紅唱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唱出大鍋飯共產風,唱來三年人禍大饑荒,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萬人,全國餓殍遍野,經濟損失一千二百億。
第二次:周恩來領唱東方紅
反右、大躍進之後,全國怨聲載道,人民敢怒不敢言,黨內分歧也暗潮洶湧。都知道毛澤東闖了大禍。於是,周恩來這個紅朝最大的佞臣,出來為毛澤東擦屁股,嚴密封鎖大饑荒災情的同時,發動唱紅。親自策劃、導演、指揮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調用全國一流的演藝人才,為毛澤東塗脂抹粉、竄改歷史、掩飾醜惡,製造前所未有的毛澤東神話。
一時間,《東方紅》中的歌曲唱遍全國城鄉每個角落。尤其那首「抬頭望見北斗星......」的歌,超過延安的「東方紅」,迷倒許多青少年,成為後來文革中最流行的「革命歌曲」之一——周恩來用這種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向毛輸誠效忠,以換取日趨激烈的黨內鬥爭中毛的信任。周恩來不惜毒害青少年一代的心靈,對毛發動文革、煽動個人迷信,其惡劣影響之大,迄今沒有得到清算。周恩來偽善、險惡、自私的本質,至今還在迷惑許多人。
第三次:紅衛兵唱出文革浩劫
文革發動和全民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緊密聯繫在一起,相信是很多過來人的共同記憶。還有數不清的語錄歌,紅衛兵、造反派的「戰歌」,簡直是紅歌紅海洋,響徹雲霄。也是令文革的打擊對象聞之驚恐不已的信號。那些瘋狂的紅歌,配合紅色恐怖,製造了空前絕後的民族災難,已永遠留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今天的毛派唱紅都不敢再唱。中共中央也不敢給文革浩劫的定性翻案。
文革中期筆者在一家設計研究院工作,一九七○年底開始至一九七二年底,曾有持續二年的一場野營拉練。那正好是發生林彪「九一三」事件的時期。也曾經大唱紅歌。
野營拉練緣起於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的一個批示。他要求林彪組織全軍「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當時文革已進行五個年頭,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紅衛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百姓厭惡政治鬥爭,黨內高層內鬥加劇,全國民怨沸騰。為了轉移視線,毛啍一句「野營拉練好」,他的手下便驅使成千上萬群眾,在鄉間田頭、荒山野林,背著沉重的行李,大唱紅歌(語錄歌),遊來蕩去。
我們設計研究院與軍隊無關,是臭老九成堆的地方,都要編成營連排班,告別家人,關上大門,背負行李鋪蓋、帳篷鍋灶,高舉毛像,一路高唱語錄歌曲,像一群幽靈似地遊蕩了一個月。不少年老體衰的專家學者猝倒在野營拉練路上。文革的唱紅結束於野營拉練。毛斃命四人幫倒台後,中國就再沒有大規模唱紅。
第四次:薄熙來為共產黨唱輓歌
這次唱紅高潮發生在胡錦濤時代,雖然倡導者是太子系薄熙來,但這次唱紅意義非凡,是文革破產後的紅潮復辟,是追思毛時代的挽歌,是為九十歲垂死老人打的一針強心劑。
二○○七年六月第四次唱紅源起薄熙來當家的山城。薄調去重慶當市委書記不久,用「唱紅打黑」和「唱讀講傳」活動來樹立他的權威,敲山震虎,為自己在十八大爭權搏位。重慶唱紅唱出一面三千六百平方米巨大黨旗。各地群起攀比,紅黨旗愈做愈大。全國各地興起建設「紅色革命」主題公園的熱潮。
今年五月十一日中共重慶政法委書記劉光磊視察九龍坡看守所、重慶第二女勞教所、渝都監獄,調研唱紅進監獄情況。他說唱紅可以立功贖罪,立功減刑假釋條件。犯人們興高采烈地為他唱起「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據報道,和尚尼姑、神父牧師、道士阿訇都來「唱隻山歌給黨聽」,「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胡溫原先對重慶唱紅很冷淡,久未表態。薄熙來親率五千人進軍北京民族文化宮唱紅,政治局常委沒有一人捧場。但是臨近九十黨慶前夕,面對每年發生的幾十萬起群眾維權抗爭運動,胡溫終於發現唱紅可以「救黨」,轉移社會矛盾,唱出政權的合法性。像一劑精神鴉片,使人淡忘貪污腐敗、貧富不均、社會不公,沒有時間去搞維權、政改。
老百姓紅歌反唱,維權爭自由
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估計,自重慶開始的唱紅十萬零四千場次,參加者八千多萬人次,每人每次誤工、伙食、服裝等開支一千二百元。上海等地每人每次唱紅另發誤餐費三十元。唱紅人數越來越多,服裝越來越鮮艷,排場越搞越大,各地爭相攀比大把灑錢。全國累計現已唱掉至少九千六百億公帑。
受冤的百姓也利用唱紅,反其道而行之。北京、上海信訪機構門口聚集大批訪民反唱紅歌;上海虹橋機場二號航站樓的跑道,原先規劃跑道與民居距離一千七百米,建成後實際只有三百米。飛機每五秒起降一次,跑道周圍二千多戶居民深受噪音其害。他們派出代表,於九十黨慶日前後,在候機樓內紅歌反唱,反覆頌唱《國際歌》和《國歌》,在地上打出「我們要人權」、「飛機滾蛋」等標語。中外旅客拍手稱快,武警保安手忙腳亂。
中共前三十年統治,以階級鬥爭為綱,殺人如麻,民心盡失。三次唱紅挽救不了中共的衰落。後三十年統治貪污腐敗,一樣失去人民信任,維權抗暴烽火遍地。第四次唱紅試圖唱回到毛澤東時代。歷史證明,這次唱紅的結局必然是為中國最後一個專制王朝而唱的末日輓歌,表面上的熱鬧,實際上只是九十歲垂死老人的迴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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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中「討毛」檄文
──黃炎培五子力頂民企為文革冤案再平反
(大陸)朱健國
張大中「討毛」檄文
明知大陸當局將二○一一年八月十九日(蘇共解體二十周年忌日)視為敏感日,國美電器現任董事局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張大中,卻在當天寫了題為《蒼天有眼,善惡有報》的紀念母親王佩英的「討毛」檄文,通過民間快遞渠道郵寄給全國自由思想者和「討毛」志士(同時在網上發佈信息,任何人皆可免費索取該郵寄原件)。
其「討毛」檄文尺水興波,劍指中共根基毛澤東──
我的母親,一位普通的幼兒園阿姨,在十年浩劫中,她本著良心與正義,在那萬馬齊喑的年代毫無懼色、堅定不移地反對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誣衊與陷害;反對禍國殃民、餓死數千萬百姓的獨裁者毛澤東。她旗幟鮮明、大義凜然,堅決反對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浩劫。
一九七○年,我母親被誣陷為現行反革命,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十萬民眾陪審後,被殘忍殺害。但蒼天有眼、善惡終有報。四十一年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我母親無罪,還母親以公正。正可謂:正道滄桑、公義昭彰。
為人民吶喊的母親永照我心!
為社會正義獻身的精神永垂不朽!
張大中二○一一年八月十九日
三步曲體現民企「討毛」膽略
學界有論,一九七九年前後出現的「地富反壞右摘帽」和平反各類冤案大潮,是中國第一次以平反「毛冤案」為實際行動而成功的「討毛」大潮。但由於歷史局限,這第一次平反與「討毛」皆不徹底。從平反層面上,許多冤案皆是留有「尾巴」的有限平反;而其「討毛」,也多停留在對文革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批判。這一隱患就造成了「六四血案」之不可避免,造成三十年改革開放其實只有前十年有真誠,而後二十年則是徘徊與倒退,只問錢不問政。這就勢必釀成民間近年湧動二次平反之「討毛」潮。如果說第一次平反「討毛」潮是官方為主,這二次平反「討毛」潮則全然由民企為代表的民間在推動,可謂一次真正的民主平反「討毛」潮。
張大中的「八‧一九討毛」檄文,算得是這一平反「討毛」大潮中的新浪。
張大中「八‧一九討毛」檄文其實是由兩步實際行動完成的。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張大中紀念母親「王佩英女士誕辰九十五周年紀念會」,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新閣宴會廳隆重召開,五百多與會者形成一個共識──原鐵道部鐵路專業設計院職工王佩英(一九五○年加入中共),因反抗毛澤東專制,為劉少奇鳴冤,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書寫了「反革命標語」一千九百餘張、「反動詩詞」三十餘首,公開散發到天安門、西單商場等公共場所,並多次當眾呼喊「反革命口號」,以致在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被以現行反革命判處死刑,在綁赴刑場途中因繼續大聲呼喊反毛口號而被殘忍地撕裂喉管致死──未到刑場即遭慘無人道酷刑,刷新了毛獨裁暴政的新紀錄。雖然一九八○年四月十日,中共鐵道部專業設計院黨委會作出《關於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決定》,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黨籍,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九八○年三月七日作出(八○)中刑監字第二九五號刑事再審判決書,卻對王佩英的平反留下了「雖不應負刑事責任卻有罪行」的尾巴:稱「王佩英一九六三年開始患精神病,王的罪行是其在精神病狀態下的胡言亂語,不應負刑事責任。」
趁這次紀念會在網上產生的強烈反響,張大中開始了第二步──強烈要求法院重審,還原王佩英「討毛」既非反革命行為,亦非精神病之病態,訴求得到司法界有識之士的大力支持。二○一一年六月九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二○一一高刑提字第三○四號)宣佈:「一、撤消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八○)中刑監字第二九五號刑事再審判決書和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七○)刑字第十九號判決書。二、被告人王佩英無罪。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從「不應負刑事責任」改正為「無罪」,這才標誌著王佩英「討毛」合法了,這才表明王佩英「討毛」被殺之冤案徹底平反了!
據此第二步的勝利,張大中又精心邁開第三步──選擇「八‧一九」這個蘇共解體二十周年的黃道吉日,向全國公佈其「八‧一九討毛」檄文──號召全民齊心合力勇推第二次「討毛」潮。
這「討毛」三步曲體現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抱負和智慧。
民企合力「討毛」
出席「王佩英女士誕辰九十五周年紀念會」五百多人中,有不少文化名流,如著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黃方毅(黃炎培之第五子),劉少奇女兒劉亭(北京聯亞投資公司董事長兼總裁)等人,先後講話支持「第二次平反『討毛』潮」。
文革屈死的幾百萬人,至今還不明不白。那時候主政的人應該認罪,這不是道歉的事,而是認罪的事。冤有頭債有主,死了這麼多人,怎麼能不了了之。這些主政的人是有血債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這十分讓人擔心。溫家寶總理說,要讓正義像陽光一樣進入每一家的窗戶。如果真話還不能說,還侈談什麼正義的陽光呢!
黃方毅說:「我們國家和民族能有這樣的精英,我再次向王佩英女士鞠躬!……我父親(黃炎培)在解放後,對共產黨在幾個關鍵時刻,無論土改、統購統銷、反右,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從而也為毛澤東所不喜歡,為此我家七個人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中,我們家死了包括我母親四條人命,因此今天我懷著一種特別的心情來參加這個會。」
出席「紀念會」的前人民大學教師、某民企財務總監吳學軍,受到巨大鼓舞,幾天後就回到四川老家,為在土改中被冤殺的外祖父唐重儉和受株連被迫害一生的母親,舉行了盛大「清明鳴冤會」──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無數個「冤家鳴冤會」匯成洶湧澎湃的第二次平反「討毛」潮!
但見驚濤裂岸,「毛倒猢猻散」!毛之不存,胡將焉附?
二○一一年九月二日
於深圳早叫廬
楊力宇----北京百人會痛斥中共弊政
──中共體制內外人士強烈要求民主憲政
(美國)楊力宇
在近代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國,為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貢獻,今年正好一百周年。因此,兩岸及海外各地紛紛舉辦各種慶祝活動。在中共控制下,大陸只允許舉辦有關辛亥革命的活動,但台灣除慶祝辛亥革命外,並大規模地舉辦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各種活動,強調台灣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民主化成就。
今年不但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共建黨九十周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仍然堅持一黨專制,沒有任何民主改革的明示或暗示。在中共現任高層領袖中,只有溫家寶多次發表政改主張的談話,但卻承受無比的黨內壓力,最近數月溫已沒有再呼籲推動政改。
雖然中共強力鎮壓民運及維運,但海內外民主化的呼聲卻日益強烈。從九十年代初東歐及蘇聯共產專制政權崩潰後,二十一世紀初在中亞西亞出現「顏色革命」,專制政權紛紛垮台。至二○一一年,茉莉花革命撗掃高度專制的中東及北非回教國家,獨裁政權(包括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政權)紛紛倒台,民主力量取得了重大勝利,開啟了「阿拉伯之春」的嶄新時代。
百人會痛斥中共弊政
雖然中共仍然漠視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並鎮壓民運與維運,中國有識之人士卻於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辦《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北京政、經、理論、法學、新聞界人士一百多人出席,四十多位專家學者作了主題發言。此一座談會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南方周末》報社等機構聯合主辦,發言人幾乎一致痛斥中共的種種弊政。
主題發言的重點
四十多位專家的主題發言與中共官方的主張和堅持可說是針鋒相對,但本文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評述,只能提出幾個重點加以評析。
最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也是政協常委)的尖銳批評:
‧革命黨(指中共)沒有向執政黨轉變、轉型(意即中共未實現民主轉型,仍然堅持革命時代的作為與作風)。
‧近來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應是指薄熙來等人),黨內有極左傾向,個人淩駕於中央之上。
‧現今中共仍然是搞民主集中制,但「民主總是弱勢,集中總是強勢」。只有封建社會才感到「自己什麼都好」,開放社會才知道處處「不如人」。胡德平質問:「孤立於世界」(暗示中共孤立於世界民主陣營之外)有甚麼好處?
北大教授陳波則指出,中共至今「對文革反思不夠」,文革的餘毒仍然存在(其實,中共至今並未完全否定文革,對巴金設立文革博物館之建議仍然置之不理)。
清華大學教授李栝則明確指出,共產黨沒有好好否定文革的種種問題,缺乏一種「真正實現穩定的價值觀」,改革(指政改)早已停滯,黨把人民當「小孩子」。
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則更進一步批評中共的「穩定壓倒一切論」及「中國國情論」,猶如三十年前的「兩個凡是」。他認為,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應是憲政、法制與人權的理念。
《人民日報》前評論員馬立誠則強調「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擋,不要阻擋」,而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因中共堅拒民主選舉)。他主張擴大黨內民主及實施憲政。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強力要求中共把法制、憲法作為執政的基本理念。
張愛萍(曾任國防部長)之子張勝則指出,在中共專政體制下,「權力失去制衡,必然導致腐敗」。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沈保祥則明確指出中共應民主化、科學化、現代化。
中國政法大學副院長何兵呼應沈保祥的要求,認為黨建關鍵要民主化、科學化及現代化。
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坦率指出,中共根本沒有落實憲法,領導人多數沒有理念,只有利益。
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陳有西則要求推動思想解放運動,改變執政理念,改變維穩模式,認為高壓不能解決民怨、民憤,必須通過疏導來維持穩定,他要求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及司法改革。
此一座談會不但網羅中共體制內外的甚多人士,甚至邀請了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他的發言更為露骨,公開提出利比亞卡達非政權的種種問題,並明智地指出,卡達非的種種暴政導政其政權之崩潰命運。他以卡達非之覆亡來警惕中共,認為中共只有一條路:民主和法治。
堅持專政 否定憲政
綜如上述,此一座談會的發言人幾乎一致痛斥中共的種種弊政:堅持黨治、人治及中共領導,否定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他們並要求中共推動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科學化及現代化。
胡德平深受其父胡耀邦的政經改革理念之影響,力主政經改革應同步進行。在對會議作總結時,胡德平肯定會議的討論,也肯定「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要求中共堅持思想解放(胡耀邦於一九八六年會見筆者時即痛批文革及其他中共的種種惡政,不但要求推動經改,也堅持推動政改)。
中國的開明、理性知識份子終於集結在一起,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值得肯定(他們的主張與溫家寶的政改理念頗多相似之處)。但他們仍需繼續努力,擴大其影響力──改變一個九十年來一黨專制的共產黨實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因中共掌握所有政、經、軍及其他資源與權力。但民主化的洪流已擊毀了蘇聯及其他二十多個專制政權,中共可能永遠抗拒民主化的洪流嗎?中共某些領袖(如胡耀邦、趙紫陽等,甚至包括溫家寶)已看清全球民主化的洪流勢不可擋。他們似乎了解孫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胡錦濤、吳邦國及其他中共領袖也不可能永遠堅持一黨專政,永遠抗拒世界民主化一波一波的浪潮。
曾伯炎----應接下茅于軾批毛的接力棒
應接下茅于軾批毛的接力棒
革命以武犯文,勝者中共以暴辱士、閹士、滅士,三千年未有之烈之慘也。稽康受司馬氏之誅,猶允作絕響《廣陵散》,李大釗遭軍閥張作霖處 死,也允其絞刑之願,得一全屍。唯紅朝刑人,女共張志新,同志也,非異黨異類,僅言不合潮流,識難合聖意,竟割其喉滅其聲,姦其身污其體,再兇殘奪命。而 國家主席劉少奇,以一頂「中國赫魯曉夫」帽子,就可打倒,插叛徒、內奸、工賊三標簽,即被鬥死辱死虐死,體被滅,姓與名也消弭了。黨內殘殺同志,猶如虎似 狼,清除知識人及異議,就更心毒手狠,不改造為奴性妓性狗性者,誅其心、滅其性、奪其志,從開國至今,時鬆時緊,從未斷未絕。
文化洗劫,前所未有
批胡適運動,即砍五四新文化之旗,批胡風肅反,乃滅左翼作家之魂,開國立政,數百萬士族鄉紳,以土改、鎮反運動血洗,傳統文化繼承者被 滅,文化薪火被斷,東方文明之種遭絕。繼之反右運動再打擊消滅百萬以上知識份子,乃斷百年民主之脈,亙古未有文明之浩劫。爰及文革,劫遺的紅色學者與淺紅 知識人,再遭滅頂,清除得紅海洋一片,實白茫茫一片。何止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被毀,先秦諸子百家盡滅,經史子集被燒,除毛著馬著之外,一切書籍文字皆誣為反 動,顧炎武之亡國乃改姓,亡文化乃亡天下之歎,他在改朝的明末清初,猶見異族滿人不僅未滅漢族文化,且以落後遊牧文化服贋漢族農耕文化。而毛澤東舉馬列旗 幟滅中華文化,豈只亡民國之共和,猶顧炎武所說亡歷史亡文明亡天下也。毛氏之亂中華,確為史無前例!毛澤東王朝所行暴政不批,何以除惡,此愚民惡政不變, 何以返智,痞性氓性黨性不批,人性何以回歸?講民本、民生、民權,盡空談耳。我已耄耋,懷揣一本紅朝污史惡帳,不揭出真象,上愧祖宗下愧子孫矣。
近讀金雁、蘆笛兩位海內外學者揭示蘇俄真史真象文章,給我參照系,更啟我蒙昧,更知脫胎於蘇共之中共,遺傳基因皆有列寧主義,獨裁同 譜,專制同模,卻同中有異,歐洲之共與東亞之共,也確有別。有東正教之共與宋江山寨造反之共,未可等同。赫魯曉夫當過斯大林幫手,卻能揭斯大林之罪(蘇共 二十大作秘密報告),鄧小平做過毛澤東幫兇,還兩次被毛打倒,卻無勇氣批判毛。赫魯曉夫敢與歷史同懺悔,鄧小平只能政客手腕去敷衍歷史維持帝制帝業。近百 年中國的歷史悲劇,確如睿識者所識,由俄羅斯與日本兩大惡鄰導演。孫文革命的先投日作靠山,再上俄之賊船,最典型,也是中國今日歷史困境敗局之濫觴。
兒子黨勝過老子黨
但作為兒子黨的中共,儘管在六十年代以前,《人民日報》發社論還寫「列寧主義萬歲」文章,而毛主義與列寧主義卻很不同。列寧把經濟搞死 社會弄衰,布哈林等弄出個新經濟政策,列寧還大力支持。毛澤東的大躍進等三面紅旗,餓死四千萬人,劉少奇等以開放自留地自由市場等新經濟政策,也將社會搞 活,卻遭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掃蕩。以列寧對托洛斯基、毛澤東對劉少奇等政治對手,列寧尚能容納並未剪除。以列寧對高爾基和毛澤東對魯迅對比,高爾基這同路 人,扭著他為作家文人說情,後來還禮送高到意大利官費療養。毛澤東不僅把魯迅的傳人且屬左派作家的胡風下獄,還株連其一夥。而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羅稷 南問毛,魯迅不死今天可能會怎樣?毛的回答是:要麽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麽識大體不做聲。對待文人知識份子,蘇共仍未及中共做得那麼狠那麼絕呵!這是否 蘇聯那幾十年思想文化專制也給文化留有餘地,便有以後的三位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蕭洛霍夫與索爾仁尼琴,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毛澤東時代有王實味被砍頭, 胡風被下獄,御用筆桿鄧拓、田家英也逼得自殺,六十多年紅朝專制下只生長宣傳品不生長文學,沒諾貝爾文學獎也很必然。中共御用走卒卻造得出謠言去詆毀瑞典 皇家學院評委馬悅然受賄,豈非毛共劣於蘇共之又一證明嗎?
流氓本性,荼毒文明
毛澤東一生,認為無知無識的愚氓,尤其那些無業的流氓痞子,是他造反奪權最好的依靠對象,有文化懂歷史的知識份子,能識破他的伎倆,便 顛倒地要知識份子向無知的勞動者學習,要知識份子工農化。這是蘇共也沒有的口號。在延安,他攆知識份子下鄉有句名言:不下去,就不開飯!逼那些投奔所謂解 放區的文人知識份子放棄自己現代的先進文化,用落後農耕文化來愚昧自己。摧毀知識份子的自尊與自信,第一個識破他這一套陰謀,以「野百合花」寫雜感的王實 味,被他囚禁後殺了。順著毛的知識份子如羊路由等就去寫《兄妹開荒》,國立第六中學跑到延安去的賀敬之,就去編造《白毛女》,魯藝的教師公木等就去改信天 遊民謠為《東方紅》了。就這麼奴顏婢膝洗心革面成了紅色奴僕。毛澤東還以對聯戲弄知識份子: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柢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兩句 話以後成了知識份子文人寫小說拍電影自輕自賤自辱的經誡。後來更有典型的《劉三姐》以對秀才的醜化來醜化現代文化人。《青春之歌》裡,胡適的北大學生余永 澤寫成狹礙萎瑣的小人,再到文革中電影《決裂》嘲弄教授講馬尾巴的功能。到文革毛澤東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聖旨宣揚全國,甚至交白卷成英雄,文盲農民陳 永貴可提拔當全國副總理。毛澤東反智反文化反文明、開歷史倒車,比蘇聯走得更遠做得更絕。他造成文化毀滅罪孽、社會生態罪孽、道德倫理罪孽。文化革命結束 時,本來有赫魯曉夫批斯大林那樣對毛澤東的批判與清算,這是最好的時機,卻被復出的這些被打倒過的走資派、政客小人,用捨車保帥方法,把罪孽轉移到四人 幫,同時把文革前十七年的罪孽掩飾成路線正確,被鄧小平陳雲等煮成這一夾生飯。從這夾生飯育出的細菌與腐惡,便是今天貪官污吏的暴漲。史無前例的貪污犯向 外的大逃亡,借房地產拆遷借江河處處截流建電站與掏盡資源……什麼太子黨的搶班爭權,什麼唱紅歌烏有之鄉紅色網站,什麼紅色旅遊去朝聖血污歷史,什麼文革 樣板戲又稱紅色經典,無不是毛魂的借勢回歸!中國又陷入新的折騰漩渦,又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睡在天安門廣場那具毛的乾屍,也許半夜坐起來燃上香 煙,又笑起來,吟起數風流人物,又看今朝。
而啟開中國歷史新紀元,衝破毛澤東給中國製造的「鬼打牆」唯一的出路不是批毛嗎?只能寄望於醒覺的知識份子。今 天這時代,不是知識份子覺醒與奮鬥的時代嗎?茅于軾站出來還原毛為人的文章,只是序言,應有對六十多年歧視、侮辱、滅殺知識份子的歷史反彈和反抗呵!應有 被滅聲者的發聲,受辱者的尋回尊嚴。所謂民族的脊樑,首先是知識份子的腰杆挺直。我們看見茅于軾正挺起脊樑來批毛,應接下他的接力棒,把批毛進行到底!這 是知識份子避不開躲不掉的歷史使命!
Friday, September 16, 2011
蘆笛 --- 治國白痴毛澤東
治國白痴毛澤東:內政篇
蘆笛蘆笛
毛澤東的內政包括兩部分,一曰“抓革命”,二曰“促生產”。
“抓革命”是毛澤東的獨到發明,是他對“治國”的理解,從未在中國歷史上見過,也為文明世界憎惡。但至今還是黨朋們的“治國”觀。本壇某網友就以我總結的“三大硬件八大軟件”為毛澤東治國才能的證明,那其實就是我黨、舔共同志以及無數天生賤民為何認定毛澤東是史無前例的大英雄大天才的重大理由。
所謂“抓革命”的實質,就是故李慎之老一針見血地指出的“以小民為敵國” , 用對敵鬥爭的戰略策略去管理人民。
我已經在舊作中介紹過了,毛澤東和歷史上所有的君王不同(唯一與之有三分相似的只有朱元璋,但仍不及其萬一),不但把人 民當成敵人,而且在潛意識裡堅信自己一定會被人民推翻,因而引入和發明一系列監控和欺騙愚弄人民的硬件軟件設施,以最大限度地削弱人民的實力,剝奪人民的 能量,徹底剝奪人民的財產特別是生產資料以及一切政治經濟權利,建立史無前例的天羅地網,將人民死死罩於其中,對人民進行“限制、利用、改造”,使得 人民徹底喪失在物質上精神上反抗統治者的一切可能。其對人民的控制、監視、鎮壓與迫害之完全徹底,令世界歷史上有過的一切異族統治者或占領軍望塵莫及。
如果“治國”的涵義就是“將本國人民當成死敵嚴加監視控制鎮壓,確保其不敢有貳心”,那我完全同意,毛確實是“治國奇才”,不但在中國歷史上見所未見,甚至超過了希特勒、斯大林,僅較波爾布特略遜一籌。在這點上我和黨朋從來意見一致,從來不曾貶低甚至否認他在這方面的奇才。就在不久前推出的《小馬過河》長文中,我還特地指出,從美學的角度來看,那三大硬件和八大軟件的確是天才發明(當然絕大部分是斯大林的發明,但毛基於腐惡傳統作出的個人獨創也不能抹煞)。
本人只想在此指出,無論是按儒家政治思想,還是按現代西方文明的共識,“治國”似乎都不是把人民當成敵人嚴加控制。儒家講究的是君王“愛民如子”──把人民當成自己的兒子加以愛護。現代文明世界對“治國”的理解似乎是“領袖為國家和人民謀求福利而行使人民信託給他的權力”。
無論是按哪種理解,毛式“治國”都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天下沒哪個父親──哪怕是蘆某這種最 不稱職的父親也罷──會把兒子當成死敵,驅之如牛馬,耗之若炮灰,令其死傷相枕籍而無動於衷,也沒有聽說過剝奪人民所有的政治經濟權利甚至遷徙擇業自由, 使其徹底失去改善自家福利的一切可能,叫作“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喲,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謂“促生產”也就是管理國民經濟,從事生產建設。我個人認為,這倒是可以算成是“為國家謀福利而行使權力”。雖然毛的本意是想通過增強中國國力而獲得充當世界人民領袖的資本,並不是想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凡是過來人恐怕都不敢否認,毛從來反對人民變富,永遠提倡“艱苦奮鬥,勤儉建國”,認為“富裕”等於“墮落”),但主觀動機並不重要。從客觀上來說,哪怕毛真做到了林立果殿下說的“國富民窮”,那也符合國家利益,當然是治國活動。
敬請樊教授和黨朋在此澄清自己的治國觀,以免雞同鴨講,徒然浪費時間。如果諸位認為毛式“抓革命”就是治國,那我也不反對。諸位要以此去宣傳毛是治國天才,則我也樂觀其成,只是為免誤會,各說各話,我只好把原命題表述為:
“在構思並實施將人民當成敵人嚴加防範、控制、鎮壓並加以欺騙愚弄的戰略戰術時,毛當然不是白痴而是天才;在為國家謀求福利而行使用槍桿子搶來的空前絕後的權力時,毛乃是震古爍今的白痴。”
希望至此已杜絕了發生誤會的可能,敬請樊教授和黨朋同志們看明白了。若有不明白之處,do feel free to ask,我老人家一定不嫌爾等蠢笨,哼哼教誨。
下面展開介紹。
一、抓革命
此乃毛的主要“治國”活動,他把主要精力和興趣都放在這大頭上了,提出“政治是靈魂,是統帥,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的國策。越到後期越是這樣。自大饑荒之後,他把全部精力都轉移到了這上頭,不但自己如此,甚至不容許其他黨幹“促生產”。凡是文革過來人都知道,“只抓生產不抓革命”、“只知低頭拉車不知抬頭看路”就是劃定“走資派”的唯一標準(如果有什麼標準的話,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什麼是“走資派”,判據是什麼,正如不知道什麼是“牛鬼蛇神”一樣)。
“抓革命”主要有三方面活動:
1、制度建設
也就是我總結的三大硬件,乃是斯大林的發明(熟悉我的舊作的讀者可以跳過此段):
1)強佔國家一切物質資源,確保它們不會落在反抗者手中。掃蕩一切獨立精神權威和道義權威諸如宗教組織等等,壟斷把持文化教育宣傳新聞傳播,以此壟斷全國精神資源和信息資源。
2)將所有國民都編織入一個無比龐大而嚴密的組織網絡中,將每個社會成員終生焊死在原位,從四面八方實行持續監控。
3)剝奪一切人民財產,實行黨有製,控制了每個人的糧道,使得全民徹底喪失自食其力可能,造成“一飲一啄,莫非黨賜”的局面,使黨成了人民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人民則化為黨的奴隸。
2、強制洗腦
亦即我總結的八大軟件,部分是斯大林發明,部分是毛獨創(熟悉我的舊作的讀者可以跳過此段):
1)將中國密封在罐頭中,隱瞞本國人民牛馬不如的生活,反复宣傳西方地獄場景,進行虛幻“橫比”,使人民慶幸自己沒有活在別的製度下。
2)在政治上實行等級制度的同時,在經濟上實行平均主義,嚴懲貪污,使得人民不會因“橫比”產生不滿情緒。只要大家一樣窮,便窮死而無怨。
3)設置“階級敵人”作“幸福對照組”,進行“正面橫比”,讓他們的低賤襯托出人民地位的崇高;以唆使、獎勵、逼迫人民無止境地迫害階級敵人作為“幸福致幻劑”,在這群體吸毒過程中讓人民獲得一種“當家作主”、“揚眉吐氣”、高人一等的強烈幻覺。
4)剝奪人民一切發財致富的可能,並將人類發財致富的天然慾望當成最可恥的罪行加以反复的嚴厲譴責。既然沒有任何人能發財,無希望當然也就無所謂失望,從根本上杜絕因結果未達預期值而失望的可能。
5)開展持久的“階級教育運動”,在全國各地開辦“階級教育展覽館”,以極度誇張的個例或純粹虛構事例(例如最有名的四 川大邑縣劉文彩莊園)進行虛幻“正面縱比”,將“舊”社會描繪為人間地獄,使用西方發明的廣告手段反復強制輸入強烈信號,直到全國人民,就連知道真相的過 來人也罷,都被徹底洗腦,為他們有幸泡在今日“蜜水”里而無限幸福。
6)通過控制人民糧道,變成人民的衣食父母,使得人民永遠處在欠下了黨和毛主席恩情的被動位置;指令無恥文人創作大量馬 屁作品諸如“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反復強化人民的條件反射,使得毛在人民心目中成了超過父母的第一恩公,連吃飯喝水都忘不了 感謝毛主席。
7)將高幹奢侈腐化的生活嚴密封鎖在“軍事禁區”中,讓普通人絕對看不見,聽不到。絕對不許百姓知道政府其實是靠搶劫人民而存在的,更不許他們得知被搶走的錢用到哪兒去了,只在媒體上強力宣傳偉大建設成就。
8)將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識分子視為重點監控對象,不斷發動運動痛打之,徹底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養成對黨的終生敬畏心理,並向他們反复灌輸“原罪”觀念,使得他們終生處在誠惶誠恐、自覺自願的“思想改造”中。
3、屢次發動禍國殘民的政治運動
以群眾運動治國乃是毛的獨創,未見於蘇聯模式。政治運動每年至少一次,有時甚至在大運動中套小運動,例如文革本身就是個長達十年、禍延全民的大革命,但其中又包含了“清理階級隊伍”、“知青上山下鄉”、 “一打三反”等運動。要一一列舉出所有運動來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舉其大端。如果黨朋不識好歹,意識不到我這是大慈大悲放諸位一馬,還要以為我有意“列舉離散事例”,那就敬請諸位詳加補充,好讓大家鉅細無遺地認識偉大領袖的豐功偉績。謝謝!
毛髮動的歷次重大政治運動如下:
清匪反霸,鎮反,土改,“思想改造運動”(在知識分子中進行,與抗美援朝交叉展開。所有在英美留學或受過影響的高知都必 須懺悔自己“親美、崇美、恐美”的罪惡思想,配合以批電影《武訓傳》與俞平伯紅學),三反,五反,肅反(含胡風反革命集團),“一化三改造”(即工業化, 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國民經濟強制公有化),反右,合作化,公社化,“反右傾”,“拔白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 清),文化大革命(用毛的話來說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上面三個分類有交叉,例如“思想改造運動”既是殘民政治運動,又是強制洗腦,而“一化三改造”和集體化(含公社化)既是經濟制度建設,又是政治硬件建設。這是因為毛以群眾運動“治國”,而所有的群眾運動都有政治、經濟、思想教育的多重涵義,只是側重不同,所以很難作嚴格邏輯分類。
4、“抓革命”簡評
限於篇幅,不可能對毛的殘民運動一一加以評論,何況那早就是吹過的軲轆笛,無非是樊教授忙著去給我黨拍馬屁以及到歐洲著名學府講學,顧不上看而已。把舊作《為什麼不許管鐵鍬叫“鐵鍬”》中的一段拷貝在此吧:
“請允許我提醒大家,毛在內政上的重大舉措,舉凡是政治運動,除了
清匪反霸,鎮反,土改,三反,五反之外,我黨後來全給翻案平反了,
請愛黨同志務必和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至於沒有平反的那幾個,
如果同志們覺得正確,認為就是應該按指標濫殺無辜,'不殺政權不足
以穩固',則當然是同志們的天賦人權,不過恐怕得作點論證才能服人,
是不是?
在經濟上的重大措施,也統統由我黨撥亂反正了。解散公社並在城鄉實
行私有化,乃是所謂'改革開放'的主要內容。
早說過了,所謂'改革',其實是'改錯',我黨吃盡苦頭之後,總算
發現'30年一場冤孽',第一不該反帝,所以屁顛屁顛地把趕走的
'帝國主義'請回來,磕頭如搗蒜地 請人家掏銀子;第二不該反封,所
以把田地重新分給農民,並在《人民日報》上歌頌佔有土地面積和使用
僱工數量都遠遠超過當年地主的'種田大戶';第三不該反資,所以特
地請資本家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
這改錯果然奇效如神,立刻就使中國經濟死而復生,改錯開放不過20
年,中國就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正好從反面凸顯出毛共當初決策錯誤
給民族造成的無比深重災 難。連白痴都會想到,既然如此,如果咱們停
留在50年代初的'新民主主義'時代,不要去犯上述列舉的一系列錯
誤,親手毀了自家經濟的活力,中國豈不是在70年代就能達到如今的
水平?耽誤了30年,白白死了那麼多人,全民毫無來由地吃大苦受大
罪,到底是誰的錯?
如今愛黨同志大吹特吹我黨的偉大成就,卻忘記了那乃是撥亂反正的結
果。而且,我黨還忘記告訴人民,如今的共產黨和國民黨比起來,其專
製程度有過之無不及,社會經濟結構只比當初更不合理,貧富分化更為
嚴重,既然如此,我黨當初還有什麼必要去殺人越貨,造反奪權,反帝
反封反資,在付出億萬人民喪生的沉重代價之後,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
所以,請諸位千萬要告訴我,毛究竟偉大在什麼地方,難道就因為他特
別擅長造反作亂,屠殺同胞的本領超凡入聖?”
這問題黨朋一直沒能回答我,請我黨優秀的理論家樊弓教授這就代勞吧。我黨既然禮請您去頂級理論刊物上發表無恥文章,想必定是愛上了足下超群出眾的言偽而辯的才智。這就請您向天下人證明您沒有辜負我黨厚愛,並不曾屍位素餐,如何?謝謝!
當然,我已經在前頭說了,光從智力的角度來看,毛“抓革命”確實身手不凡,當然不是白痴。
但即使是在這些方面,他也有嚴重缺陷,乃是戰術天才,戰略蠢才(當然尚不是白痴),小處甚多發明而大處每見愚蠢,大愚若智,昏昏似昭。最致命的錯誤,乃是毫無必要地虛構出個敵人來並荒唐地想像出了對方的實力與威脅。最後的結果便是非但沒有達到原定戰略目的,反倒逼反了所有的忠實部下。以致成了中國歷史上最不成功最淒慘的君王。
眾所周知,毛給自己總結的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是打倒國民黨,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件事 他成功了,但第二件事慘敗得一塌糊塗,沒有達到任何一個目標:眾叛親離,除了四人幫幾個無足輕重的小丑竟無一腹心,連自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都要謀刺他,最 後竟去投奔意識形態死敵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死後屍骨未寒便發生他刻意預防的右派政變,連愛妻和侄子都身陷囹圄,最後婆娘還讓部下判了死刑;刻意打倒的“走 資派”全面復辟,精心扶植的“新生力量”一律下獄;御製“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的黨的基本路線被徹底拋棄,死後不到30年中國便全面實現了官僚資本主 義;就連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如今也為黨章明文規定可以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 ……。毛若死後有知,不知該如何輾轉反側。
一言以蔽之,他晚年全心全意為之奮鬥的反修防修的千秋大業完全徹底走向了反面:
“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相互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 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全 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克思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這難道不是今日中國的局面?
歷史對毛澤東的嘲弄在於,他用自己的折騰實踐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笑話。本是杞人憂天,卻因自己多事變成了現實。如果他不發動文革,今日中國祇會是北韓式國家。但他卻為病態恐懼所苦,把所有的親密戰友都視為威脅,必欲除之而後快。把事情作絕做到徹底過頭的結果,便是徹底“走向反面”,反而通過反修防修的大革命提前實現了自己最怕的噩夢。歷史上還真見不到這種可笑的弄巧成拙。笑死我了!
如果同志們不同意,這就請舉出類似例子來證明,歷史上確實有過哪位君王出自對“江山變色”的入骨恐懼,不惜將國家投入災難,發動全面內戰,打倒幾乎所有部下,把國民經濟帶到崩潰邊緣(這可是兩報一刊上的話),最後一蹬腿便立即實現了他不惜一切想要防止的噩夢?世上難道還有比他更淒慘的失敗者?就算是為我黨豢養的利舌如簧的優秀理論家樊教授,只怕也沒本事將這種失敗者稱為大英雄吧?
當然,“英雄”乃是價值判斷,未免強加於人。可以肯定的就是毛驚天動地地折騰了一場卻適得其反。這不但是觀點,而且是鐵的事實。便陳伯達同志親來,諒他也沒有本事洗刷,而況新秀樊教授乎?
不過,我必須客觀地指出,毛這些禍國殃民、最終禍延自家的政治運動之所以取得與原設計完全相反的偉大成果,不是因為他選擇性的智力障礙,而是心理嚴重變態使然。這和他在外交與經濟建設中顯示出來的智力障礙似乎不是一回事──畢竟,庸人自擾、弄巧成拙者雖然缺乏大智慧,但畢竟還不能算白痴。
Monday, September 12, 2011
t王希哲:毛派今日之困境
王希哲:毛派今日之困境与毛泽东文革中的保守主义
(2011年9月9日)
对文革的"清算",今天实在太重要了。例如,我们要想知道中国毛派今日困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不"清算"文革,就不能明白。
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文献,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革命宪法---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明白规定了文革要达到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
革命之后,中国新型的政权机构
"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人民全面选举出来的代表
"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自把聂元梓大字报描绘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以来的一系列革命浪漫主义谈话,作出的。
遗憾的是,正如王希哲1980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指出的,最终,毛泽东表面的激进主义被他实际的保守主义所消灭。毛泽东叶公好龙,他呼喊的龙真的来了,"上海人民公社"可能带来的全国全面选举制度的前景真的来了,他又倒退了。他犹豫几天之后,否决了一月革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他说: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推到、"夺权"了省市各级基层党委之后,还是要回归到"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能"一切权力归公社!"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断呼唤人民起来"革命""造反",打倒当权的,甚至在中央当权的"走资派",但归根结底他要的,他相信的,还是党专政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任命授权制度。文革的最终结果,中国的政权制度还是完全复旧。当然,打倒整肃了一批毛泽东的政敌,右派"彻底否定文革",咬定了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私心目的,左派在这一点上,也很难予以批驳,因为事实,毛泽东手握绝对权力的文革十年,他口号激烈,也发动了人民,但却没有在保障人民与"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的民主制度建设上,作出一点积极的贡献,留下任何一点积极的有"巴黎公社"影子的选举制度遗产!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死,右派官僚们政变上台,才足以轻而易举地向人民把文革描述为一场毫无社会积极意义的"十年动乱"。
杨曦光曾猜测毛泽东在"上海人民公社"上的倒退,是一种对官僚主义阶级不得已的让步。是的,我们的确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的毛泽东,不能想象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能够一天之内达成,但你是革命家,你总要有一点进步给人民,总要留下一点积极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建设遗产吧?没有!
"李一哲"们也朦胧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如果毛主席只是一味地号召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去"革命"、"造反"和"五不怕",却不在法制的建设上,为人民提供"革命""造反"的民主制度的切实保障,鼓励人"五不怕"造反的结局,只能是让人们最终去作"反革命",作"革命造反"的替罪羊。因此,中国人民要的,不仅是"革命"的号召,也不仅仅是"四大"的武器(这武器被邓小平右派官僚阶级上台后收缴),更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才是根本。
今天毛派的困境,又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自1976年以来,当今的中国早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左右两边都在反对它。反共右派不用说,想进一步向右,将中国推向非共、反共的"民主化"。左派,也天天揭露和攻击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修正主义"改开",给中国工农基层弱势民众带来的痛苦,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罪恶。
那么,怎么办呢?
毛泽东曾为左派留下了一段话: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忠诚的后人,留下一套制度化的解决国家最高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右派手里,又能被"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依靠民主的途径夺回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留下了这番貌似悲壮实则虚幻空洞的政治遗言,又被称作了留给身后左派发动革命的"锦囊妙计"!
在这"遗言"里,毛泽东不是坚信身后的左派"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么?为什么整整十年,你又那么的不敢相信人民民主,为什么你就不能将你手订的文化大革命"16条"中国"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政治改革目标,坚持到底呢?或向官僚阶级让一些步,但坚持一半,或坚持三分之一,总之,为中国人民也为你忠诚的后人留下起码一点点能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性政治遗产呢?
有人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锻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中国不同于苏东而难以彻底变色的重大保障,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但是,留下人民真实当家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是比人民遭难后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为重要,更为切实可行而更有益于人民么?
今日忠诚的毛派,能够按照毛泽东留下的那番"锦囊妙计"来革命,"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么?真"上井冈山"?"南昌起义"?1976年10月,上海马天水、徐景贤们不敢干的事,今日的毛派敢干么?强人所难。
毛泽东自信说"中国如发生右派政变,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事实如何?毛派已经"容忍"30多年了。为了解释今天还需要"容忍"下去,不需要"上井冈山"和"南昌起义",于是,毛派中就有了一派强调说,虽然当今的中国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但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今后习近平),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还悬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他们身上。只要说服胡锦涛们能支持自己,那么我们毛派今天的斗争,还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一种随时注意着观察最高领导人脸色口气变化的"革命",一不小心,踩在了框架边上,就危险,就要准备作"反革命"。
理解了这一点,明白了文革中毛泽东激烈的革命主义言辞与他实际的保守主义改革立场这个矛盾留下的结果,才能最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国毛派挣扎中所处的艰难的困境!
毛派出路何在?
首先是争取民主。争取民主是第一位的,"反对修正主义"是第二位的。只有争取到了全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组党自由等,你才占据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合法阵地,再向前进,一步一步争取到了"16条"规定的中国"全面的选举制度"和"改选、撤换"制度,你才拥有了可能"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民意,用选票合法地将"修正主义集团"请下台的有效手段。
但是,右派的"宪章",不是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公民言论、集会、结社组党等民主要求的么?是的。基本的公民民主要求,是中国今天几乎全民的共识。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力量,完全可以在这一点上,与全国民众团结在一起,结成统一战线,首先把起码的人民民主权利,争取到手。然后,再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展开左右两派地位平等的自由博弈和竞争。看究竟谁,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民意,由它来引导和校正中国的方向。
极左派也许会拒绝与右派结成争取民主的统一战线。他们会说,"我们要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民主。它是与全民民主的宪政框架不能相容的。",对此,我只能回答,你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它不过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官僚特权集团专政罢了。它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一面来说,这种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官僚特权集团专政,正是文化大革命本来要发动群众摧垮、改造的对象。何况,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多元化(你叫他"特色社会主义也行"),它符合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已经是任何力量无法改变的了,哪怕你真上井冈山革命推翻了现在的"修正主义"共产党,也无法改变。在这个资本主义多元化基础之上的民主,只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而又是这个多元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的左右翼制约,才足以保证中国今日的资本主义不致恶化走向左右的极端,最可能地保障各阶级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毛派极左派不抛弃它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幻想,它就永远无法摆脱它今日政治的困境。
2011年9月9日
美西海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