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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冲突

【多维新闻】茅于轼：中国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冲突

中国著名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

普适价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中国要避免和以民

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

——广东模式、重庆模式对比"研讨会。作为主持人之一，茅于轼在

开篇发言《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中说，普适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

而普适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当前世界有各式各样

的矛盾，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

和本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几千年

皇权文化的冲突。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不放弃自己

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与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部分。

针对如何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茅于轼指出，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

哪一模式更接近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中国从满清的封闭状况走

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有争论。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

成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

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共

产主义。

紧接着，茅于轼说，中国现在不大会有人再要求共产主义，虽然还叫

共产党，"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

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中国宪法虽然写公有制为主，但还是

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

中国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茅于轼认

为，这个收敛的结果，就是人类最基本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

度、做法、政策，通通要唾弃。文化大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1949

年)解放后好多事都违背最基本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

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

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他非

常有把握。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任何

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

要通过打仗。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

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

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

楚，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虽经三十余年改革，中国迄今尚未完成转型，而依然停留在中间状态，

旧体制与新制度犬牙交错，不甚协调。过去十年间，严重的经济、社

会、文化、政治问题日益显现、爆发，改革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天

则经济研究所认为，在此万马齐喑之际，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异军

突起，引人注目，但其纲领和做法也引起一些争议。与此同时，汪洋

治下的广东也以其开放的理念与务实的态度，在社会治理之诸多方面

形成一系列独特的制度，而隐然成为另一种模式。

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各地区难免存在差异和不同，没有理由进

行一刀切的改革，应该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

重庆与广东做出"有为"姿态，必将为中国之后改革注入活力。

与会学者纵论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浮出水

面，标志着改革已死，标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标志着传

统治理模式已经死了。理想模式就是多元共治。现代社会模式是多中

心、多元的社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提供私人产品，社会组织

提供准公共产品或者非公共产品。在这种模式下，政治民主化、经济

市场化、社会自治化，三元均衡发展。一个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就是

政府管政府的事，市场管市场的事，社会管社会的事，并且分别依据

民主、市场、自治的原则分别治理，共同创造社会和谐。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新鲜的，如果硬要搞出什么新鲜东西来都属于年少无知式的

冲动，是对现代社会常识的颠覆。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秋风：从整个中国政治演进角度来

看这两个模式。我觉得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在过去半年的浮现以及他

们隐约的竞争，其实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所指的现代政治，我在微博上曾经而过一句话，就是有意识形态动

员大众，然后分配资源，这就是现代政治。用观念公开的呼吁支持、

寻求支持，然后把这个作为自己力量的来源，这就是现代政治，然后

相互竞争。以前我们很多政治，尤其是上一届九个人，都是一些宫廷

阴谋，都是私下分配这些东西。所以，在这样架构下是什么？我们中

国在过去十年，我想其实是被耽误的十年，为什么被耽误了？因为没

有政治。所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非

常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观念，我想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观察中国问题

者关注的。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模式"二字我是非常反对的，

提出模式二字，我认为这是有意的，外面人吹我们，我们自己不能陶

醉。如果自己陶醉，就此掩盖问题、就此回避问题。第二，故意谈模

式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想把体制固定在现在的状况。所以，今

天谈这个问题不是光讲重庆和广东问题，而是讲整个国家怎么走的问

题。

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不客气的说，最近十年越来越明显，就是

这个政权有统治没有治理，统治上无所不能，治理上百无一用，治理

上是彻底失败的，因此在两个地方的试验都是解决治理失败的问题，

都是从自己角度进行有益的探索。按照原来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

统治下去了，究竟怎么统治下去？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中央也不知道，

胡锦涛、温家宝额（原文如此）不知道，薄熙来和汪洋在做实验。广

东实验最大的特点、最大的贡献、最大的突破在于四个字，就是社会

建设。我们过去30年只有经济建设没有社会建设，我们是牺牲社会建

设的经济建设，我们今天以及将来都要为这一点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

在这点上广东把社会建设放在中心，放在首位，这是拨乱反正，根本

的拨乱反正，这是广东最大的贡献，最大的意义。汪洋新政只是走到

这一步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汪洋新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重庆模式，从现在来看依然是

党政主导。唱红打黑且不说，民生建设，崔之元大力倡导的，也是政

府主导。我认为，中国当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政府主导的

扶助农工，而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公共资源包括官职等向社会开放，

按照罗尔斯的两原则，政治平等原则居于首位，其次才是差异原则。

政府和党来决定平等和差异性分配，扶助农工，决定平等，你垄断权

力，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干这些呢？王绍光的社会主义30版，说现在

的重庆是既平等又有效益，第一个原则都没有实现，何来平等，效益

如何能持续。说到底，还是政府和党为人民或工农大众包办，包办分

蛋糕，包办国民经济，这与计划经济时代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是我

的疑问。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薄熙成（薄熙来弟弟）告诉我，现

在薄熙来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

是理论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依靠的"邓、三、科"，就是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他感觉对于重庆下一步要搞的

事情的实践的理论工具，他是说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

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田飞龙：茅于轼老师列举了自由、民主、

法治、平等诸多价值作为普适价值，现在能拿出来的好的东西都在里

面，这就有一个危险，因为这只是在最高规范层面承认了人类文明史

上出现的价值，具体如何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内加以实践，其间的张

力（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如何纾解，并不清楚，因而对具体实

践的指导意义有限。价值本身的制度化要依附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价值本身要稳妥地进行历史实践，存在阶段性

的重心选择，这个需要借助政治决断和民主过程。

一场关乎国运的决战！

一场关乎国运的决战！　　: "一场关乎国运的决战！　　
时间：2011-06-01 09:40:05 来源： 作者：徐汉成　　

　 　4月26日，汉奸茅于轼在相关媒体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自称是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令人费解的是，早在2007年7月，叛徒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就在香港出版，与其一丘之貉的茅于轼为什么几年后才发表“读后感”呢？更奇怪的是，自5月初人民自发地在乌有之乡网发起了公诉茅于轼的签名活动后。5月22日，在《易中天文集》首发式上，易中天放出了“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的政治宣言！　　

任何事物的发生必然有其外因与内因，对于茅于轼《还原》一文的出笼与易中天站队式的政治宣言，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决不能以孤立的、偶然的眼光看待，首先得看一看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理解。　　

茅于轼的《还原》一文，是在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前夕出笼的，在他的笔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变成了卑鄙无耻之徒，两袖清风的人民领袖变成了风流成性的伪君子，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变成阴谋家……。表面上看，是在攻击毛主席个人，但是，风烛残年的茅于轼，虽曾被划为右派，但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并没有被判刑做牢。在毛主席已去世三十多年后，有必要这样丧心病狂的污蔑、诅咒毛主席吗？发表《还原》一文仅仅是为了发泄对毛泽东的深仇大恨吗？答案是否定的！茅于轼之所以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领袖，《还原》一文的潜台词是：在这样劣迹恶斑斑、恶贯满盈的领袖领导之下，共产党又能好到哪里去？这样的社会主义又能好到哪里去？因此，茅于轼实际上在借攻击毛泽东而推翻中国共产党，这是茅于轼之流的第一个目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予以了高度的评价。邓小平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1986年9月2日）　　

对于公然反毛、反党与反社会主义的行为，邓小平也是不能容忍的，早在1987年他就说：“有些人在搞煸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要共产党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排除干扰，继续前进》1987年1月13日）一九八九年的动乱前夕，邓小平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邓小平文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3卷第194页1986年12月30日）从上面的文字看，邓小平在对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具体的人和事上，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而且确实用专政的手段对付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　　

诡异的是，茅于轼的反毛、反党的文章却能够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畅行无阻，其本人也在各种场合中频频亮相，对于茅于轼、辛子陵的种种恶劣行径，党的宣传部门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人民之所以热爱毛泽东，信仰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带领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了几千年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导师和领袖，是举世公认的政治家、思想家。而茅于轼呢？我们可以从他的“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等等一系列经典语言中看到。他说的没有一句是人话，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等等，没有一项不是彻底失败的。除了疯狂恶毒反毛与获得了一个欺世盗名的经济学家的名号之外，对中国的改革与人民的利益毫无贡献。然而，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易中天却掷地有声的放出了“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的政治宣言，与易中天先前指责汪晖学术造假中的起哄相比，前一次只是山大王王伦要求林冲入伙前必须要杀人的小买卖，这一次好比宋江为了“招安”通达李师师。这才是价值连城的大礼，才是货真价实的“投名状”。但是，易中天亦已六十有加，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如果这一次人民公诉茅于轼取得了理想的结果，那么，易中天的“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的政治宣言将成为笑谈，因此，他就是再痴再傻，再狂妄。也还没有傻到为了讨好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而得罪全国人民吧？对一个受到全国人民唾弃的汉奸摇尾乞怜，认一个欺师灭祖的贼人作“父”吧！也不会愿意将十多年来修成的“正果”毁于一旦吧！因此，看起来易中天向茅于轼交了投名状，其实，这也太小看易中天了，亏本的生意不会做，就如宋江委派燕青走李师师的后门，李师师虽是一个妓女，但却能与大人物搭得上边，说得上话，他是通过向茅于轼之手向大主子递上投名状。我们可以通过易中天的政治宣言释放出来的信息，看到茅于轼后台老板的能量之大，除了经济上的买卖之外，必有政治上的大买卖，其后必有大阴谋！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这一出大戏中，茅于轼、易中天只是一个小角色，货真价实的大主子在后面。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资本利益集团，不仅成为国内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还成为了外国资本买办的经纪人，成为了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和奴才，虽然，中国的经济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路，但政治上还保持着毛泽东时代的政体，因此，在经济制度的“转型”即将结束之际，为了巩固“改革”的成果，资改派们迫不及待的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完成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制度的“转型”！然而，对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由于摒弃了毛泽东思想而带来的种种政治与经济的恶果，一部分党的高层领导在觉醒，在国庆60周年庆典中，出现了久违的“毛泽东思想思想万岁”的方阵，在2011年的元旦晚会上，中国人民又破天荒的听到了激荡人心的东方红乐曲，在今年的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又郑重向国人民宣布“五不搞”，特别是重庆如火如荼的打黑除恶，有声有色的唱红，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称颂，由于党内的健康力量的抵制，资改派与右派们的政治图谋并没有能够顺利实施。特别是当前人民自发地发起了公诉茅贼的活动，虽然采用的是法律手段，但毕竟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上述一系列的事件向中国人民昭示：社会主义复兴的浪潮正在全国上下涌动。　　

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使资改们感到，短期内实现“政改”已成为泡影，他们哀叹文革余毒是改革的阻力，深感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是阻碍全面复辟的一个天然屏障，不推倒这个屏障，横下心来的政改就无从下手，瓦解中国共产党与肢解中国的前景渺茫，目的就无法达到。这就使得他们寝食难安，忧心如焚。这就不得不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利用茅于轼之流跳出来挑起事端、引发动乱，只有引发动乱，资改派以及美国主子们才有插手的余地，这是茅于轼的第二个目的！因此，茅于轼与辛子陵等人的狂吠，是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之下的必然的结果。　　

虽然茅于轼、易中天之类合唱的是一出大戏。但他们只是这一出大戏台前的“龙套”，这一出大戏的导演与主角隐藏在幕后，这就说明茅、易之流不仅有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庇护，有强大的物质力量的支撑，而且有美国政府作为后台老板，因此，看上去，人民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的行动是与右派汉奸分子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人民的革命力量与资本利益集团的较量，必将是一个前途未卜，历经艰险的恶战。　　

这一次人民自发签名公诉汉奸分子，无论是从形式内容上，还是从公诉的对象与规模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首次，因而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是一次标志性事件，是拷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的试金石，是执政者们对反毛反党分子态度的检验，如果不能将茅于轼一类的汉奸分子给予应有的制裁，将纵容反毛、反党的右派分子们更加肆无忌惮，加速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进程，因而这一事件又是对中国共产党对于毛泽东思想态度以及未来的执政统治资格的考验，如果给予他们应有的制裁，将有助于中国政治走向理性的回归，是走向民主与法制的里程碑，是关乎党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一场大战役！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首先，代表着人民政权的全国人大能否对人民公诉茅于轼、辛子陵一案的重视，而将此案移交司法部门进入法律程序，使茅、辛二贼依法给予审判与制裁，纵观《还原》一文，竭尽对毛泽东污辱、谩骂之能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捏造事实，没有丝毫的学术气息，与理论毫不沾边。整个就是一个骂街的泼妇，譬如《还原》一文中诬蔑毛泽东说：“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 那么，只要此案进入司法程序，茅于轼就必须要拿出能够证明这些事实的相关的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一百零五条的规定，茅于轼与辛子陵就构成了“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规定，就构成了“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罪。因此，如果此案能够进入司法程序，茅于轼与辛子陵理应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然而，不管执政者能不能支持人民公审茅于轼，也不管审判的结局如何，那怕就是中国共产党真的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有一点却是可以定论的，毛泽东也是永远打不倒的，因为毛泽东活在人民的心中，毛泽东思想是真理铸就的，根植于人民之中，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人民革命的希望之光芒，照耀着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前进的方向！而茅于轼、易中天之流也必将被其主子抛弃，被人民唾弃，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综上所述，这一次人民自发组成公诉茅于轼，必将是一个前途未卜，历经艰险的过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不管前途有多么的艰险，曙光就在前头，让我们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来迎接社会主义复兴的曙光吧！　　

　 　

二0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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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談中國共產黨

鮑彤談中國共產黨

──答《動向》記者問
本刊記者

　　問：中國共產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集團，眼下正在鋪天蓋地舉行九十大慶，恐怕又創造了一個世界之最。作為一個過來人──鮑彤先生，你曾經在中共決策核心工作過，二十多年前「六四」事件又使你成為「黨外人士」，請你談談你對中共的觀察。

　　中共是一個為權力而鬥爭的黨

　　答：九十年從哪裡談起？就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列主義」開始吧！毛澤東這句話，說明中共是從俄國進口的，中國則具有接受的土壤。不過這句話也有毛病，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了救苦救難的希望。馬克思主義被毛澤東神化了。

　　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因此而如飢如渴，個個雀躍，人人激動。沒有那麼回事。一般頭腦清醒、行為持重的人，相當準確地稱馬克思主義為「過激主義」，敬而遠之。馬克思主義只對一些憤怒的年輕人有些吸引力，他們是少數勇敢分子，初次見面，就認為這是當代歐洲最革命最科學的思潮，不惜孤注一擲，把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希望寄託在一個「主義」上面。至於對那些有野心的政客來說，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又一塊時髦的招牌罷了。

　　毛澤東喜歡把馬克思主義掛在嘴上。其實，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能打動毛的只有一條：「造反有理」。這是毛自己說的，我相信這是真話。但「造反有理」這個東西，說穿了，是中國的土產，《水滸傳》裡的好漢管它叫「替天行道」。

　　毛澤東有個毛病，把凡是自己喜歡的東西一股腦兒稱為「馬克思主義」。彷彿自己就是「馬克思轉世」！比方說，他自己實踐了一輩子的公式：「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普遍地對的，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其實同樣不必勞十月革命之駕，千里迢迢送過來，因為它與其說是德國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不如說是中國軍閥主義的原則。從袁世凱到張勛，上溯到項羽、劉邦，問鼎逐鹿，成王敗寇，這種東西，怎麼是列寧送到中國來的？毛澤東嘴裡的「馬克思主義」，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澤東到底讀過幾本馬克思的書。反正給他印象最深的，無非就是造反啊、武裝奪取政權啊之類。其他的東西，大概未必看，未必懂，未必喜歡。連毛澤東也不懂的馬克思主義，怎麼可能對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產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的黨，它是一個為權力而鬥爭的黨。沒有政權時，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擇手段，奪取權力；有了政權以後，它最大的欲望是維穩，不擇手段，保住權力。毛澤東在「與人鬥」之中，所以能夠屢屢得手，靠的不是馬克思。

　　中共的大救星是日本侵略者！

　　問：毛澤東的共產黨是靠什麼上台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國民黨不爭氣，三靠不擇手段的縱橫捭闔──這東西並不神秘，翻開通俗演義《東周列國志》之類，就有許多「超限」的「戰略戰術」。對毛澤東，勾心鬥角比馬克思的書實用得多。

　　黨史把秋收起義、井岡山、中央蘇區、長征神化了，其實那是從失敗到失敗的記錄，沒有多少值得載入史冊的範例。秋收起義失敗，才上井岡山；再失敗，才轉移到「中央蘇區」；繼續失敗，只好長征。打土豪分田地的失敗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敗一樣。流亡的失敗也是必然的，跟黃巢的必然失敗一樣。所以連毛澤東門下最忠誠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內心深處充滿了疑慮：「紅旗能打多久?!」毛澤東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說些不著邊際的大話套話，搪塞了事。讀一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清楚了，這位導師在本文中所作的浪漫主義的預測（「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一條也沒有出現；倒是日本軍國主義，卻跑到中國來救了中國蘇維埃主席毛澤東。

　　是的，毛澤東的第一個大救星不是別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遠走不出梁山泊，永遠變不成合法的抗日軍，只好逃來逃去當「流寇」。日本一入侵，「工農武裝割據」的黨軍，就堂而皇之當了官兵，在華北和華東的大地上縱橫馳騁，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不僅全力保存自己，而且全力發展自己。所以毛澤東一見日本客人，就由衷地連連道謝。這不是笑話，不是客套，這是毛澤東的真心話。毛心裡最清楚，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最大的贏家是自己。日本輸了，投降了。國民黨陣亡了幾百位將軍，大傷元氣，精疲力盡。共產黨只犧牲了左權和彭雪楓兩位，不到國民黨的百分之一。毛澤東說，蔣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觀戰，最後搶下山來摘桃子。毛澤東是信口開河、撒謊。一個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謠過日子，可見不是什麼革命家，十足是個政客。

　　問題是國民黨自己不爭氣。蔣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擔，但是解決不了自己的腐敗問題。特別是日本投降後，他派人到淪陷區接受敵偽的「逆產」，發財的機會來了，發勝利財、發接收財、接受即劫收，蔣介石治國無方，縱容下屬腐敗，加以濫發鈔票，物價飛漲，失掉了民心。其實，當時國民黨的腐敗，和今天共產黨的腐敗相比，小巫見大巫，差遠了。

　　抗日戰爭結束，各種政治勢力都出來發表自己的主張，顯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紛紛上台。毛澤東乘機統戰，打出願意繼承孫中山衣缽，做出學習林肯和羅斯福的民主姿態，終於通吃一切，當了大救星。所有這些，基本上都和馬克思主義無關，功耶罪耶，都不必掛到馬克思帳上。

　　毛澤東這個政客，沒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紙黑字的諾言，給中國以民主、給農民以土地、給知識分子以自由、讓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好話說盡，一條也沒有兌現。最後的結果，中國得到的是獨裁，農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復失，知識分子得到的是不准開口，民族資本被消滅，代之而起的是權貴暴發戶一個個白手起家。

　　毛澤東有一條，「土地改革」。搞倒是搞了，不過，一旦自己在中南海裡坐穩了，下一步就用「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把土地奪回去，而且變本加厲，不管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叫大家統統淪為無地階級。

　　毛澤東翻雲覆雨害苦了農民

　　問：翻雲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麼作用？

　　答：起了欺騙作用，欺騙了農民。對農民是個騙局，農民得到的是零，被共產黨耍了。但對共產黨，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騙得了農民的擁護，從而打敗了蔣介石，奪到了統治權。第二，通過鬥爭地主，在全國範圍內顯示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黨的威風。第三，通過農民這個中介，順順當當，把全國的土地，第一步轉化給農民，第二步轉化給政府，從此歸各級黨委和大大小小幹部支配。當時就如此，隨著地價飛漲，土地越來越成為有權有勢的人的搖錢樹。所以舉到現在，圍繞著城鄉土地和房產的掠奪和反掠奪、侵權和維權，中國出現了無數慘絕人寰可歌可泣的群體事件。只要中國農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就勢必繼續動盪下去，不可能穩定。「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未之有也！」我相信孟夫子這句話中包含的真理。

　　問：毛澤東翻雲覆雨，把全體農民害苦了。

　　答：是的。毛澤東不是農民的大救星，而是農民的大災難。如果毛澤東就此住手，中國人也許還能少受一些苦。問題是毛澤東野心包天，非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不可。於是，大躍進，於是，餓死了幾千萬農民！於是，就有殺劉少奇等反對派以滅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號自始至終沒有變化過：「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中國就是這樣被毛澤東淪為人間地獄的。所以，我完全贊成茅于軾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問：有人警告說，不得醜化黨史……。

　　答：不是別人要醜化共產黨，是毛澤東自己醜化了自己。毛澤東已經把自己醜化到不能再醜的程度，誰還能使他更醜？大概是一九八○年前後吧，有一位美國科學家訪問北京，這位老先生是華裔，鄧小平一見他，第一句話就是：啊呀老先生，我們黨對不起老百姓啊，我們犯了罪啊！鄧小平說得對。你想，共產黨餓死了幾千萬農民，能對得起老百姓？你能昧著良心說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你能說鄧小平醜化了共產黨？鄧小平當時還有良心。至於他調集幾十萬國防軍向老百姓開槍，那是後來的事。

　　胡錦濤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

　　問：反正只要講黨史，就絕對不能掩蓋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農民，絕對不能掩蓋鄧小平天安門屠殺。這是實實在在的歷史，是真實地反映了兩代核心的本質的歷史。這是中共的大事啊。

　　答：可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九十年的重要講話裡，嚴嚴密密迴避了這兩件大事，好像共產黨沒有餓死過農民，沒有殺過老百姓。他沒有勇氣正視現實，因此就沒有勇氣正視歷史。他遠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劉少奇有勇氣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楊尚昆有勇氣承認：天安門事件「是我們黨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胡錦濤不敢，甚至在事過境遷幾十年之後，他還不敢正視歷史。

　　在九十周年大會上，他把中共的全部歷史概括為「做了三件大事」，並且由此推出結論：「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他列舉的事實基本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完成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根本不存在什麼「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中國人民未必是福。根據憲法，中國只有五年一次的選舉是法定的。所謂「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沒有法律根據，不足為訓。

　　這種味同嚼蠟的講話，照例都是「寫作班子」拼湊出來，經過機械的程序通過，最後照本宣科，用以應時應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總書記。不過，這篇講話，起草得實在太糟糕，水平太低，不像話。

　　對中共要打破兩個迷信

　　問：您認為對共產黨的歷史應該怎樣概括？

　　答：我想首先應該打破兩個迷信。

　　中共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歷史，只對共產黨掌權不掌權有意義，對老百姓不見得有多大意義。曾經有人說，「建國有功」。這是一種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須分析，這個「國」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麼，然後再下結論。所以，不必急於給一九四九年評功擺好，稱它為「解放」。如果她真的給人民帶來了「解放」，當然值得我們熱烈慶祝；如果她只給統治者帶來了權力，老百姓就完全沒有必要跟著興奮。

　　經常有人條件反射地說，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不符合歷史。據我所知，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一九四五年。當時，聯合國成立，中華民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代表團團長是宋子文，董必武是代表團的一位成員。當時列強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幾乎全部廢除，唯有蘇聯例外。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肯定不是「站起來了」的標誌。周恩來和莫洛托夫一九五○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有蘇聯管理中東路和它在新疆有採礦權的條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條約。所以，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說，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一九四五年，而不是一九四九年。至於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那是蔣委員長領導我們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毛主席又領導我們重新跪下去了。──請不要忘記，毛澤東自己本來也高呼過「蔣委員長萬歲」；後來他也同意把蘇聯稱為「社會帝國主義」！

　　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問：這兩個迷信，的確必須破除。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因為共產黨不讓他們知道。不過，我也想聽聽您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答：我沒有資料更沒有能力概括它的內在的本質，我只能歸納一些近在眼前的現象。我想簡單說這麼三點

　　一，中共的歷史，是奪取政權和維護政權的歷史。它的核心利益，是把統治國家支配一切的權力永遠掌握在本黨手裡，正如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慶祝大會的主題歌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的政治倫理：「打天下，坐江山，打天下，坐江山……」。誰打過天下，誰的子孫、親友、關係戶，就應該像八旗子弟享受戰利品一樣，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沒有打過天下的中國人，都有原罪，必須被別人坐江山。

　　二，中共的路線，是辯證法的路線，否定之否定。合作，內戰，再合作，再內戰；把土地給農民，再奪走農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財產充公，再化國有為官有；製造冤假錯案，在一定條件下平反，然後再鬥爭，再製造冤假錯案，樂此不疲，不由自己，折騰來，再折騰去……

　　三，不斷的鬥爭再鬥爭。鬥死了幾千萬人，餓死了幾千萬人，打造出一種在本黨領導下的舉國體制，叫做「中國模式」。這種模式是凶是吉，國內外大家正在評價，也許不要太久，能夠大體上達成共識。

　　一呼百應，無人負責的舉國體制

　　問：好多人在談「崛起」……

　　答：你是在講經濟起飛吧？要講起飛，四小龍比大陸早，比大陸快，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遠遠地好過於大陸。如果把大陸起飛歸功於中共，那麼四小龍的起飛，應該早已證明他們的領導遠遠好過於中國共產黨。

　　評價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能忘記三個因素：第一，不要忘記中國的勞動力數量遙遙領先，是全球的絕對冠軍。第二，不要忘記毛澤東的大破壞。只是由於勞動者和經營者部分地掙脫了毛澤東的枷鎖，中國經濟才得以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第三，不要忘記「中國模式」不僅能夠集中力量辦好事，也非常善於集中力量辦壞事。在這裡，別的我不再說了，它已經永遠糟蹋了三峽，我不知道下一個受難的對象將是哪裡。對這種心想事成，輕舉妄動，一呼百應，無人負責，「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模式」，我非常恐懼，不敢不擔憂。

　　問：您對中共未來的領導人有什麼希望？

　　答：我對他們抱著極大的希望。因此，我不敢偷懶，只要一息尚存，我會竭盡綿力，和全國同胞一起，向未來的領導人施加壓力。我認為，向領導人施加壓力是公民不可推諉的天職，歌功頌德無異於引誘他們墮落。一切領導人，只有在壓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敗，才能有動力，才能有進步。如果連這樣的常識也不懂，不宜於擔當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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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皇帝獨佔的貢品

毛皇帝獨佔的貢品

作者： 蔡詠梅

更新於︰2011-07-05

● 毛派拿毛幾件舊衣破鞋吹噓毛如何偉大清廉。掩蓋毛帝王般的窮奢極慾，不僅行宮遍全國，還有湖南燒貢瓷的秘聞。

●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共紅色官窯醴陵群力瓷廠總工程師李人中，他就是價值連城的主席瓷「紅月季碗」設計人。（香港文匯報）

　　毛左份子最愛說的一個神話是，他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艱苦樸素清廉如水，所引事實無非睡木板床、愛穿舊衣布鞋等等。其實這只是毛個人的農民生活品味，與 甚麼艱苦樸素無關。毛澤東是中國帝王式獨裁者，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中國的資源於毛澤東是予取予求。當年毛澤東的行宮遍中國，總計據說有六十一 座。這些行宮為毛皇帝獨享專用。如在毛的故鄉湖南韶山滴水洞於大饑荒年代為毛澤東建的行宮，造價為天文數字，可以防原子彈，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對外開放之 前，這個方圓五平方公里的毛行宮一直警衛森嚴，是老百姓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禁區，但實際上毛在這裡只住了區區十一天，長達近二十年這個毛行宮一直空置。有人 說，論房租，毛住這裡是一日千萬金。

為毛燒帝王級貢瓷的紅色官窯

　　香港《文匯報》曾披露湖南瓷都醴陵如何為毛澤東燒製「貢瓷」的秘聞。這也是毛皇帝至高無上特權的又一證明。這篇報導源於一九九七年廣州嘉德士拍賣會上，毛澤東貢品的醴陵「主席瓷」首次面世，該報記者追蹤探秘而挖出這段秘辛。

　　報導說，在這次拍賣會上引起轟動的是一套「主席瓷」，秘藏二十多年的「四季花卉紋雙面五彩薄胎碗」。這一套瓷器儘管有釉裂，不夠完美，但也被一海外收 藏人以八萬八千元買走。收藏家說，由於「主席瓷」貨物稀缺，而且製作嚴格，收藏價值不斷攀升，可達幾十萬元，有的孤品價位更可高達百萬元。現在價格恐怕還 要漲到數百上千萬元。

　　報導中所謂的「主席瓷」或曰「毛瓷」，除一九七四年醴陵的四十套瓷器外，還有景德鎮一九七五年專門為毛設計研製的專用瓷器。

　　為了解開「主席瓷」的神秘背景，《文匯報》記者隨即前往醴陵被稱為紅色官窯的「醴陵群力瓷廠」，還訪問了毛的警衛員原中央警衛局副科長吳連登，為毛澤東製作「醴陵貢瓷」的紅月季碗的設計師李中人，以及湖南陶瓷研究所所長李維善等人。

　　醴陵為中國著名的瓷都之一，陶瓷製作歷史可上溯到東漢，有近兩千年歷史。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正式下達文件，國家財政撥款八百萬元建唯一能燒製釉下五彩 瓷器的「醴陵群力瓷廠」，專為中共領導人和中央機關製作專用瓷器。當地民間視為古代專為皇帝製作的「官窯」一樣，把醴陵稱為「紅色官窯」。

張平化拍馬屁燒貢瓷為毛祝壽

　　「紅色官窯」於一九五八年開始首次為紅色帝王製作貢瓷，花了兩個月時間為毛澤東和其它中共最高領導人燒製了一批茶杯，毛澤東命名為「勝利杯」，此外還 為其他中央首長燒製專用茶杯，特別是周恩來，因為周喜歡松樹，他們就專門為周恩來設計了一種「釉下黑彩」圖案。周恩來也照收不誤。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四年，中南海國家機關在這個「紅色官窯」為毛澤東訂製專用瓷器共一千五百五十五件，包括餐具、茶具、文具、煙灰缸、牙具等。在這一千 五百餘件毛澤東「貢瓷」中，以為毛澤東八十二歲生日祝壽的「釉下五彩薄胎雙面五彩花卉」瓷器所耗費心血最大，對資源的浪費也最驚人。

　　據《文匯報》報導，一九七四年毛澤東最後一次回湖南，在他的行宮之一「省委九所一號樓」住了一百一十一天。十二月二十六日毛要在長沙過八十二歲生日， 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為拍毛馬屁，下令燒製一批專供毛壽宴用的「貢瓷」，由「紅色官窯」醴陵群力瓷廠製作。要求是，這套瓷器「釉下五彩，內外雙面有花，重量 輕結實耐用，保濕效果好，永不褪色，無鉛毒，不含鎘，確保用者健康。」這證明當時中國製造的彩色瓷器含有鉛和鎘。

　　當時中國的製瓷業工藝尚達不到釉下彩雙面都有花這種水平，但「為了讓毛主席吃飯時心情愉快」，「紅色官窯」接受此偉大任務後，多次試製，在毛生日前終 於成功為毛燒製了薄胎釉下雙面五彩花卉瓷器餐具。為了象徵當時「全國山河一片紅」，毛這套餐具中的飯碗採用月季花圖案，因為月季花又名「月月紅」。

　　為了毛獨享這套空前絕後的瓷器，其他人不能染指，兩萬件成品中為毛皇帝精挑細選了四十套後，其餘成品全部銷毀。只准少數幾個參與者每人獲賞一件次品瓷器作為紀念。

上千件精品被毀資源浪費驚人

　　而製作「主席瓷」選用的湖南洪江市優質上等泥料「大球泥」，也因開採過度一年後絕跡，可見當時對資源的浪費十分驚人。

　　不但上萬件優質毛瓷被銷毀，燒「主席瓷」剩下的這種瓷泥也立刻封存不准再使用。直到二○○一年，醴陵當局獲中央批准後，才將封存的瓷泥開封，仿主席瓷風格再燒製了兩千零一套「主席瓷」上市拍賣獲利。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在長沙過生日，使用上了這套「主席瓷」。二十三日周恩來乘專機趕到長沙，為毛皇帝祝壽。

　　除了《文匯報》提到的這套世界上的絕代瓷器珍品。在中國毛派的網站《毛澤東遺物館》也介紹了毛個人擁有的許多價值連城的瓷器珍品。如毛六十年代在他的 活動行宮火車專列上的餐具釉上彩藍竹金邊扣碗等，即是景德鎮景興瓷廠為毛和其他中央首長的專列特製的。其中的釉下彩蘭花茶杯，單株蘭花杯由毛使用，江青則 用雙株蘭花杯。

　　再如，毛喜歡吃魚，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特別為毛設計了帶蓋的釉下彩紅山茶魚盤，以保持魚的溫度和鮮度，分為大號和二號兩種，都由醴陵群力瓷廠製作。

　　可見在毛澤東時代，並不存在毛左們所說人人平等大家都貧窮的事實，實際上窮的只是普通百姓，中共高層卻享有至高無上的物質特權，國家資源可以任其揮 霍、任其享受。老百姓當時物質匱乏，連飯都吃不飽，他們卻擁有燒製珍品的「紅色官窯」。試問這就是毛派們歌頌的「艱苦樸素、熱受勞動人民的無產階級偉大領 袖」？如此的毛主席與中國皇權時代的帝王有什麼分別？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_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_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木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去毛化
发布时间:2011-02-19 06:45 作者:木然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586次

　　提出去毛化，可能有些人听起来就不舒服。即使不舒服，事实总不能视而不见。自1949年之后，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建设上，就一错再错。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犯的巨大错误。在外交上更没有让人骄傲的业绩，对外搞了闭关锁国。这些材料，就是官方的历史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自己都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什么，就是他心中的专制主义，现在有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原著，看的都是已经被苏联教条化的、专制化的教科书，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并没有真正去领悟，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专制化，专制化的偶像就是秦始皇，专制主义加上专制权力，那就是双重专制，就是极权与独裁。


　　去毛化，也不是一个什么新的概念，很多人都提出去毛化的问题。去毛化如果是指修正毛泽东的错误，很多人也会接受。去毛化的“化”字是彻头彻尾的意思，不但要去毛，而且要化，要彻底清除，这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走上宪政民主的新路。毛泽东不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极权的权力方式，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是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和极权制度，“是不同类型的恐怖”。（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第20页）用阿伦特的话说就是：“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都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同上，第461页。）毛泽东不仅影响了一代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


　　去毛化，首先是去毛的政治制度化问题。我曾经写过一个稿子《告别毛泽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步骤》，现在看来，不但是必要步骤，而且是基本步骤。不是告别毛泽东，而是告别得要彻底。因为毛泽东实行的不是一般的专制，而是具有现代色彩的极权，他把专制用到了极致，是“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现代版本。极权制度是专制政体里最坏的政体，这种政体上到国家大事、小到他身边服务员的结婚生子、入党都由他本人来管，他集党、政、军、公安、社会权力于一身，这种极权制度使得人类所有的正常生活都受到破坏，他的指示传达不过夜，他八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让历经此事的所有人现在一提起来仍不寒而栗。毛泽东把恐惧用到了极致。


　　尽管历史不许假设，但假设又是理性的组成部分，假设也是人们进行思考的重要方法，那么我们还是要假设，如果当时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毛泽东不会一错再错，错了也会得到及时纠正。邓小平的话还是非常中肯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斯大林破坏民主法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就不会发生，可惜毛泽东认识到了，却没有做到。毛泽东对民主法制的破坏，要远远超过斯大林，毛泽东破坏法制，毛泽东治理国家，靠的是群众运动，靠的是人民日报的社会论，靠的是他的愚民政策。他蔑视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践踏人权，无视人的基本尊严，视生命如草芥，主张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都无所谓。


　　去毛化，其次就是去毛的经济制度化问题。在毛泽东时期，搞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种经济都是由权力支配，实际是统治经济或者权力经济。控制个人自由、个人尊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毛泽东的经济制度就是通过控制人们的物质生活控制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最严厉的方式，他们通过计划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控制人们的尊严，这种统治经济还通过户籍制度为城里和农村划定了生死线。改革开放之后就有一种经济变了，那就是把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不是破产了就是变换了形式，或者比重减少，非公有制经济早已经占三分之二的天下，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没有变，再加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权力方式没有变，毛泽东时代传统的统治经济摇身一变成为现代的权贵经济。农村的公有制成为领导干部强征土地的制度理由，城里的公有土地成为官员强制拆迁的制度理由。市场变了，权力没变，权力结构没变，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变成了权力对公有制的支配，变成了权力对公有制的瓜分，变成了对资源的掠夺和垄断，变成了对资源的任意挥霍和浪费，变成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随意挤压，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员的收入不得已转移到国外、或者是在股票市场中成为权力者的盘中餐。专制经济制度的极权化就是在政治通吃的过程中同时通吃经济，这是毛泽东经济极权化的根本特征。


　　去毛化，第三就是去毛的文化专制极权化的问题。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排斥文化精英，尤其是第一流的天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同上，译者序，第12页）阿伦特当时对毛泽东的作法的反应就是：毛泽东对付反对派的方法就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塑造和改造人的思想，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同上，序言，第20页）通过反右运动，搞大鸣大放，对知识分子引蛇出洞，搞文化专制主义。毛泽东的这种作法，完全符合极权主义在文化方面的特征。在五十年代末，毛泽东自己也都承认就是要搞愚民政策，而且在六十年代，彻底取消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文化大革命”彻底搞了文化的命。


　　不但如此，这种文化专制更容易侵入人们的社会心理，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减弱，甚至还有强烈的回潮，至今不是还有人相信毛泽东个人的简朴生活吗？那就看看毛泽东身边的厨师给他都做了什么不就知道了吗？这方面的回忆录已经出来了。不是有人相信毛泽东没有腐败吗，那就看看毛泽东的稿费吧。不是说毛泽东有民主作风吗？那就看看十大元帅的结局吧？也许人们怀念毛泽东的心理因素，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进行解释。建国后的一系列文化专制，深深地钳制了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灵魂。这正是文化专制主义成功的地方，文化专制的成功造就了一大批愚昧的群众，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群众拒绝承认充满于现实中的偶然性。”（同上，第352页）被极权主义宣传支配的群体听任权力者任意污辱常识，污辱人们的经验，亩产万斤粮食在群众那里也变成唾手可得的事。孔庆东就是一个具有群众心理的文化人的典型代表。


　　如今，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可怕的图景，即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其大部分特征都是以技术为条件，从文字载体过渡到无线电，从无线电过渡到电视，这不是技术的增长，而是技术的飞跃。如果极权主义通过这一技术条件，控制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如今的网络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利用网络可以监视每一个人的生活，使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暴露在电子屏幕之下，使人们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人们通过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再一次回到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失去现代人的自由，没有个人自由，只有公共政治的自由。


　　奥威尔的《1984》是个恶梦，但并非不可能发生。人类的高超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它能够侵入人的大脑这一最后的圣殿，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侵入，姑且不谈洗脑、下意识诱导和药物控制这些可怕的潜势，现实是已经出现了羽翼丰满的极权主义单一中心的舆论制造系统。技术条件使得极权主义的宣传以扩大和加速度的方式迅速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以所谓的科学驱逐杂音。用阿伦特的观点来看，宣传也许是极权主义一种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但为了使宣传更有说服力，宣传必须以科学的名义做出。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国家对外宣传，对内灌输。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灌输有时也是宣传，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宣传与灌输都显得轻而易举。


　　去毛化是理论和实践必须做的迫切的重要工作，因为谁也不愿意生活在极权主义的阴影之中。就是那些怀念毛泽东的人，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他们呼唤的毛泽东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毛泽东，而是按着他们自己的要求重新构建的毛泽东。毛泽东真要来了，他们也是叶公好龙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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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紅”40年前已領教足，但中國有進步嗎？顏昌海

1966 年6 月24 日，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的四年級學生王容芬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簡短的信，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並鄭重聲明自己從即日起退出共青團組織。她曾參加天安門的“ 8.18 ”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就是在這次紅色海洋的集會上，林彪的講話讓這位學德語的學生想到的卻是希特勒的講話錄音，她說兩者簡直沒什麼區別，從天安門廣場回來，她強烈地感到“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骯髒，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終決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裡話說出來，她給中共中央、給共青團中央、給團校、給“偉大領袖”寫信，貼上郵票寄出，然后買了四瓶敵敵畏喝下，她當時確是抱了必死的決心。可是等她醒來時，她已經躺在公安醫院，接著被送往監獄。

在關押了近10 年後，她在1978 年1 月被判處無期徒刑，3 年後被無罪釋放。王容芬透視紅衛兵猶如納粹運動，應該說，她可以被視為中國大陸最早洞悉“唱紅”真相的人之一。

為了那封信，她在獄中耗費了13 年的青春，進去時她是一個19 歲的花季少女，等到出來時她已經33 歲，牢獄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難磨滅的痕跡，她明顯比實際年齡要老得多。她後來成了研究馬克斯· 韋伯的專家，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她是幸運的，比起那些因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槍殺的遇羅克們，她畢竟活下來了，見證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 ​​到了造神運動的隕滅。

在那個“紅海洋”的年代，能認識到“唱紅”危害並不惜用生命捍衛真理、正義的人遠遠不只是王容芬一個人，比如前面說到的遇羅克。不應該忘記的，還有劉文輝等思想先驅。

當19 歲的王容芬說出“文革”不過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時，30 歲 的上海青年劉文輝寫下了洋洋萬言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強奸民意”，“當權者人人自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 運動，宣揚窮兵黷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專政暴行，鎮壓知識份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猶過人之處，人人唯唯諾 諾不敢言，陷社會暗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毀，遍地飢餓赤身，窮山荒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幹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 高喊革命口號。武鬥傷民，抄家捕人，慘無人道……”。

他呼籲“民主主義者在抗暴鬥爭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他和弟弟一起復寫了14 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別寄給北大、清華、復旦等14 所著名的大學。劉文輝當然知道自己這樣做意味著什麼，他將為此獻出生命，他對弟弟說，自己甘願做當代的譚嗣同、中國的普羅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簡單，如果不去撞槍口，“全讓毛澤東一人專制獨裁，為所欲為，中國遲早會退到封建舊社會去！”；“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自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末，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

1966 年11 月26 日，月黑風高之夜，劉文輝兄弟雙雙被捕。19678 年3 月9 日，劉文輝被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直到1981 年宣告無罪。

即使在黑暗、殘酷的“文革”牢獄中，海外歸來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不願苟全性命，臨死前夕他慷慨直言25 分 鐘：“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 '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 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大陸知識份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如果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麼 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制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澤東的'順民'！” 4 天后，他被槍決。當時同獄的年輕政治犯劉文忠多年後寫下回憶錄《風雨人生路》，記錄了這位音樂家生前擲地有聲的這番話。……

如今，40 多年前翻滾的濁浪依然在歷史中喘息，生者的頭頂不是自由的藍天，死者的亡靈未得到安慰，徹底揭露“文革”不僅仍是一個大大的禁區，甚至強權迫使全民族遺忘“文革”。我們拒絕遺忘，更拒絕有選擇的遺忘。歷史不應該忘記，當遇羅克被槍殺後，高乾子弟（也就是現今人們常說的“紅色貴族”）們曾經歡欣鼓舞，他們毫不隱晦地說“主席還是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的” 。

很悲劇的是，當年的“紅海洋”人們還記憶猶新，40 年後的中國大陸，又興起一種“唱紅打黑”的狂潮。但有兩點不同，一是現在唱紅打黑的中堅們，正是當年被打成“黑幫”的後人們，二是唱紅不再是完全的政治目的，伴隨了更多的經濟目的。而招式卻與40 多年前幾乎完全一樣。比如有媒體報導，廈門女子唱紅歌，唱醒昏迷 210 日的植物人丈夫，為紅歌療法再獻新猷；兩名重慶的大學畢業生自籌 30 萬元，創建紅歌網；重慶奧體中心舉行中華紅歌會開幕式，來自全國各地 108 個合唱團登台演出。……

這些招數，是非常可笑的。唱紅可輔助治療癌症、治療精神病、治療植物人，是一回事，包括新華社在內的官方傳媒刻意去報導這些個案，是另一回事。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有些疑難雜症在唱紅的心理輔助下得到治療，不敢說不會有如此奇蹟，但是因此提煉出紅歌療法，並以此作為治病的良方，那隻能與邪教相提並論。創業者喜歡創建哪類網站，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是，如果設立紅歌網，目的是為了討好主政者，進而從公帑里分一杯羮，則其心可誅。

現在，江西有中國紅歌會，重慶有中華紅歌會，相信亞洲紅歌會、世界紅歌會的誕生，其時不遠矣。會員們愛上那練歌就上那，那怕像重慶的易如國先生那樣不奔母喪而要進京唱紅歌，那也是他們的自由。但網民早就揭露，這些媲美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串連的歌會，卻都耗費的是納稅人的稅銀！

比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指出：重慶累計唱紅10.4 萬次場，參與人數8000 萬，場地費服裝道具一人1500 元，共計2.1 億元，每人次誤工費、交通費加起來共計2700 億。如果全國唱紅會是幾萬億，為什麼不搞醫保？！而中央電視台卻說，唱紅歌完全是群眾自發的。西安市民反駁說：“各個單位、各個街道唱紅歌、跳紅舞，早晨起來打小鼓。完全是政府補貼和操縱的，任務下達的。”有上海市民說，“上海現在每個街道紅歌比賽，退休的老年人、有些是沒工作的，來了給你們30 塊錢，然後吃頓飯、給錢，這個錢它願意付的。單位也是一樣的，都是增加點獎金。搞這種宣傳有什麼用呢？沒用的！”

國 內網民對此議論紛紛，人民網《強國論壇》的網友說：“紅歌就是人民鮮血染紅的歌；拿百姓的血來歌功頌德？無恥！”，還有“紅歌唱了幾十年，越唱人民越可 憐；貧富分化差別​​大，看病就業買房難！”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方教授對此指出，這種“集體和強制性的狂歡”，被當局作為“馴服和動員民眾的精神力量”。而這些紅歌裡，隱含或張揚著“個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體主義同時壓制個人尊嚴和自由主義。

現在，唱紅反唱紅開始了激烈的衝突，已從網絡上口水戰、黑客戰，發展到現實世界的司法戰，發展到鐵幕後的高層權力戰。唱紅派發起公訴學者茅于軾，一班人在上海準備向市人大遞交公訴書時，竟與公安發生衝突，頗有大水沖了龍王廟的劇情。文化光環下的利益衝突，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密集。

針對在全國范圍內掀起的紅色風潮，包括唱紅歌、跳紅舞、播紅劇、背毛澤東詩、貼大紅標語、做巨幅黨旗、萬名黨員宣誓等等，國內民眾和海內外學者指出，又回到了文革瘋狂的時代，紅潮在全國耗資數万億，老百姓怨聲載道。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說，這些紅歌就像浸透著專制毒汁的“惡之花”。

所以，歸根結底，當前席捲中國大陸的“唱紅”，是毛澤東專制主義的迴光返照。毛澤東活著的時候，凡做官當乾部的，全都是毛派。不是毛澤東派也得裝成毛澤東派，否則官是肯定做不下去，人也未必活得下來。幸而“毛主席萬歲”未遂，如今，不當毛派也能活命，也能“貪而優則仕”。所以，以前的毛派必有贗品。但如今的毛澤東派，雖有品種之別，卻無真假之分。

當今毛派有兩種：

第一種，是思想、感情上的毛派。他 們認為毛澤東是“人民領袖”，毛澤東是“大救星”，毛澤東思想是真理，毛澤東路線很正確，毛澤東功勞特大，毛澤東雄才大略，毛澤東用兵如神，毛澤東無人能 敵，毛澤東東方不敗，毛澤東拯救中國，毛澤東打敗美帝，毛澤東抵制蘇修，毛澤東為人民服務，……；即便毛澤東發動文革也動機良好，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沒錯 （五類分子臭老九走資派就該往死裡鬥，鬥死了社會才會進步），毛澤東搞大躍進沒餓死幾個人（餓死了又如何，毛澤東照樣很偉大），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整的 都是敵人和壞蛋（非敵非壞者是別人亂整，跟毛澤東無關），毛澤東特別儉樸，毛澤東從不腐敗，毛澤東不亂搞女人，毛澤東不修別墅，……如此等等。他們還認為鄧小平不如毛澤東、今不如昔，當今中國所有嚴重問題都與“違背主席教導”、“復辟資本主義”有關，假如毛澤東死後繼續搞毛澤東那一套，則階級敵人必定玩完，革命人民必定升天，“三大差別”早已消除，第三世界十分牛氣，……如此等等。這種毛澤東派似乎是真正的毛澤東粉，因為他們不僅以毛澤東欺人、更以毛澤東自欺，自己吸毒成癮，還鼓勵親戚朋友一起吸，滿以為那就是世上最有營養的補品。—— 此種毛澤東派，大抵以平民百姓、失意文人、失勢政客為主，或來自於地位被邊緣化、心理有失落感、對現實極其不滿的下降群體。

第二種毛派，是權力、利益上的毛派。他們未必是毛澤東的真粉絲，未必不知道真實的毛澤東，但他們就是不批毛澤東、不反毛澤東，而且也不許別人批毛澤東、反毛澤東。他們還要封鎖、銷毀毛澤東的罪證，偽造、變造毛澤東的功績，若遇天時地利，甚至還要大張旗鼓復辟毛澤東思想原教旨主義。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對我們大有利益”，其心態與當年遇羅克被槍殺後，高乾子弟（“紅色貴族”）們曾經歡欣鼓舞，毫不隱晦地說“主席還是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的”一樣。比如說，他們可以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名正言順地煽動仇恨、強化敵意、籠絡民粹、孤立精英，以便混水摸魚、亂中取勝。毛澤東仍然是“旗子”和“刀子”。所以，他們不僅要維護好毛澤東的政治靈位，要粉飾不斷褪色的毛澤東光輝形像，更重要的是，還要重啟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等“一抓就靈”的專政工具，如此才能化毛澤東氏餘炎為政治實利。

中國有所謂“紅色貴族” ，血統是紅的，未必政見、政術也是紅的。因為“紅色貴族” 不是齊一性的整體，其中自然有好人也有壞人，有人品出眾、才華卓越者，也有心術不正、愚蠢弱智者，所以，“紅色貴族” 這種東西，除了比平民百姓有錢、有權之外，在是非觀、價值觀方面，在人性的美好與醜惡方面，與社會整體是基本同構的，沒有什麼特別可愛或可怕的地方，不過承父祖餘蔭，以作晉身之資，其餘不足論。

而至於弱勢的平民老百姓中的“毛派”，其實遠比“紅色貴族” 複雜，也遠比“紅色貴族” 難纏。那 些把毛澤東當成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的護身符的人（比如出租車司機等勞動人民），那些把毛澤東當成“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梁山好漢、當成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南 海觀世音的人（比如底層的維權民眾），此類“唱紅”者通常對社會是無害的，雖然他們偶爾“懷念毛主席”，卻並不真想回到毛澤東時代，尤其是不一定想回到民 不聊生餓殍遍野的1959 年和如火如荼無法無天的1966 年。他們只是以崇毛的名義發洩對現實社會種種不公不義的強烈不滿而已。但如果所有這些無害的毛派在某個旗號之下匯合到了一起，並在某個“當代毛澤東”的強力統帥之下，接下來的事情就會失控，就要變味。

種種跡象表明，當前確有某一小撮“毛派”打定了主意，既要搞血統主義，又要走“群眾路線”；既要得鄧小平改革的好處，又要像毛澤東一樣無法無天。這樣的毛派，就是毛派中的紅色貴族，或紅色貴族中的毛派。他上可通天，下可接地；可以一面籠絡紅色世族，一面煽惑弱勢民眾，從而把隱伏在這兩股勢力之中的惡勢力導引出來，且冶於一爐、集於一身、為我所用。這種人是最可怕的。他雖然是紅色貴族，但他不會以“我爸爸”、“我爺爺”自誇於人，反而會以“和人民在一起”自相標榜；他雖然“唱紅”，但不會真的把毛澤東當菩薩，只是用毛澤東這尊假菩薩去騙取底層社會的真香火。

這種人逼人背語錄、唱紅歌，大造輿論、大樹權威，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任用親信、鎮壓異議，整肅警察、治理貪官，馴服記者、抓捕律師，運動群眾、恐嚇官場，左手打黑幫、右手滅法制，……。這樣的紅色貴族，非毛派不敢為。打黑、肅貪、治警、親民，這些都是好事，但好事也必須用正當的手段、正確的方法循法治路線去做，才是真好事。否則，即使偶爾在法治之外做成一兩件“大快人心”之事，又豈是國家之幸人民之福？！

在意大利，“打黑”成績最優秀的政府是墨索里尼政府；在中國，剿匪、禁娼最徹底的政府是毛澤東政府；在朝鮮，把黑社會全加在一起也鬥不過偉大的金正日將軍一根小手指頭。在“唱紅”聲勢與“打黑”威風這兩方面，希特勒、斯大林時代的德蘇兩國已數一數二，一切民主國家都沒法與之相比。但要說黑，誰還能比希特勒、斯大林這夥人渣更黑！所以，人們寧可有條件地容忍某些適度存在的社會醜惡，卻不應允許出現一個比土匪黑社會加在一起還要醜惡兇殘千萬倍的專製鐵腕強盜政府。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公開表示，增強憂患意識，比只是唱歌頌輝煌更重要。據《羊城晚報》報導，6 月26 日上午，廣東省委辦公廳在陽光讀書廳舉辦了一次組織生活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張幗英和省委辦公廳的黨員一起參加了活動。在談話中，汪洋說，“既要看到長期執政形成的良好基礎，更要積極應對長期執政正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現在經濟是發展了，但確實還有些基層群眾的經濟權益沒有得到保障、政治權益沒有得到體現。”

汪洋最後一句說：就我們長期執政的需要看，增強憂患意識比只是歌頌輝煌更加重要。而《羊城晚報》標題特別將“ 增強憂患意識” 和“ 歌頌輝煌” 用紅黑字體顯示，以突顯這兩個詞，其含義不言而喻。

而重慶，“唱紅”已愈演愈烈。正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所指，重慶近兩年累計唱紅10.4 萬場次，有8000 萬人次參與。“場地費、服裝道具費平均一人1500 元，就共是2.1 億元，每人次誤工費、交通費加起來共計2700 億。如果全國唱紅會是幾萬億，為什麼這些錢不用來搞醫保？ ”確實，作為普通老百姓來說，實惠才是最重要的。至於“歌功頌德”，早在40 年前的文革中，國人就已領教夠了；但，中國有進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