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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anuary 27, 2011

1981年 最高法對江青作出裁決

1981年 最高法對江青作出裁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佈《判決書》(來源:資料圖)

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讀特別法庭判決書。判決書確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前後達10年之久,殃及全國各個地區和領域,使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受到嚴重的危害,國民經濟和其他各項事業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給各族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判決書詳細列舉了江青等10名主犯的犯罪事實,確認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江青和她所組織、領導的反革命集團在十年動亂中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政府、殘害人民的罪行,都負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張春橋同江青一起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在十年動亂中,張春橋是向人民民主政權實行奪權的肇始者和煽動者、策劃者,對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

特別法庭根據江青等10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分別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李作鵬有期徒刑17年,吳法憲有期徒刑17年,黃永勝有期徒刑18年,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江騰蛟有期徒刑18年,以上7名罪犯均剝奪政治權利5年。

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于1980年11月20日正式開庭。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江青、張春橋原判處死緩減為無期徒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佈《判決書》(來源:資料圖)
1981 年1月25日,特別法庭庭長江華宣讀特別法庭判決書。判決書確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前後達10年之久,殃及全國各個地區和領域,使我國人民 民主專政制度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受到嚴重的危害,國民經濟和其他各項事業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給各族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判決書詳細列舉 了江青等10名主犯的犯罪事實,確認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江青和她所組織、領導的反革命集團在十年動亂中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政 府、殘害人民的罪行,都負有直接或間接的責任,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張春橋同江青一起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在十年動亂中,張春橋是 向人民民主政權實行奪權的肇始者和煽動者、策劃者,對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
特別法庭根據江青等10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 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分別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 終身。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李作鵬有期徒刑17年,吳法憲有期徒刑17年,黃永勝有期徒刑18年,邱會作有期徒刑16年,江 騰蛟有期徒刑18年,以上7名罪犯均剝奪政治權利5年。
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于1980年11月20日正式開庭。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對江青、張春橋原判處死緩減為無期徒刑。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來源:資料圖)
江青被法警押下法庭(來源:資料圖)
江青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的表情(來源:資料圖)
王洪文在被告席上(來源:資料圖)

Sunday, January 16, 2011

朱健國------高層思想辭鄧歸毛

 
九常委的關鍵詞露玄機
──「改革」不敵「群眾」,高層思想辭鄧歸毛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華網置頂發表「本網年終特稿」:《二○一○年中央高層的「民生語錄」》,獨家發表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九常委在二○一○年關於民生問題的重要語錄三十條(胡錦濤五條,溫家寶四條,其餘七人各三條)。仔細研讀,人們發現其中透露出許多重要信息,特別顯示九常委在二○一○年的思想已辭鄧歸毛。這頗讓人擔憂,二○一一年,中國將大步還政於毛(毛澤東思想)。



九常委不愛公民愛「群眾」



統計顯示,約五千字的「九常委民生語錄」,讓毛時代的老詞「群眾」成為熱門,達五十一次,其中胡錦濤六,吳邦國一,溫家寶二,賈慶林一,李長春五,習近平八,李克強四,賀國強二十,周永康四,九常委人人「群眾」不離嘴。相比之下,鄧時代的「改革」新詞大受冷落,僅出現五次:只有李克強說三次,溫家寶和李長春各說一次,其餘胡、習六人一次也沒提。



查詞典,「群眾」乃儒家用語,意為「需要有人領導的一群烏合之眾」,歷代為專制帝王所喜愛貶稱愚民。《史記‧禮書》有「宰製萬物,役使群眾」,王安石《虔州學記》有「尚可以鼓舞群眾」。《毛澤東選集》堪稱集「群眾」之大成,曾有《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專文闡述「黨的群眾路線」,創造了「深入發動群眾」、「緊密聯繫群眾」、「不要脫離群眾」等許多「群眾詞彙」。據研究,毛澤東一生最喜歡「群眾」一詞,用以代稱「人民大眾」或「居民的大多數」,是因「群眾」不是擔任領導職務的人,不是加入共產黨、共青團組織的人,而這種官下之人、黨外之人的烏合之眾,特別依賴他這個「偉大領袖、偉大舵手、偉大導師、偉大統帥」,絕對服從領袖指引和黨的領導。「群眾」只會希望「黨作主」,「我把黨來比母親」,而不會有自己作主的民主妄想。五千年中國,基本上是一個只有「群眾」無公民的社會。



與「群眾」相對立的概念是公民,公民希望監督政府和領袖,監督執政黨。公民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產物,是現代普世價值;而「群眾」則是封建國粹,是傳統宗法專制社會的P民概念。一部中國史,六十年新中國史,九十年中共黨史,一再無情地證明:有「群眾」就有專政。曾幾何時,毛澤東以「群眾專政」、「尊重群眾首創精神」在文革中不知非法殺死多少無辜!「群眾」與專制,自古是須臾不可分離的孌生兄弟。



煌煌九常委,身在改革年代而卻要以「群眾」取代公民,何其與公民社會格格不入。雖然還沒有公開祭旗,但無意之中已迫不及待顯示要向毛澤東思想回歸──「群眾」就是其「辭鄧歸毛」的一葉扁舟。



九常委如此背叛「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不愛公民愛「群眾」,中國危矣!



「群眾」顯示習不如李



「九常委民生語錄」中,習近平與李克強皆只有三段語錄,但習近平八次運用「群眾」,比只有四次的李克強多一倍。而對於「改革」一詞,李克強說了三次,習近平則一次也不提。據此,相對而言,李克強心中的鄧氏「改革」多一點,而習近平則全力借「群眾」向毛派靠攏。



這一節,從二人語錄的內容也可感覺到。



習近平三條語錄的內容分別涉及:一、牢固樹立群眾觀點,切實改進工作方法。二、真正把政治堅定、實績突出、作風過硬、群眾信任的幹部選拔上來。三、領導幹部特別是年輕幹部要到地方和基層一線工作,同基層幹部和群眾一起摸爬滾打,加快政治成熟──這全是毛澤東時代的套話。



而李克強的三條語錄內容是:一、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推進廉租住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等,解決好低收入家庭和困難職工基本住房問題。二、加快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加大五項重點改革力度,建立和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加快公立醫院改革試點。三、對食品生產經營中的違法違規行為,要依法處置,決不手軟,並加大曝光力度。



相比之下,李克強所說,既務實一些,也接近公民社會的公共建設。



「胡中庸」與「吳缺位」



總書記胡錦濤在「九常委民生語錄」中,六次提到「群眾」,正好在九常委平均五點六次提到「群眾」的平均線上,這一信息顯示,胡錦濤似乎以儒家中庸之道為行事準則,既不當黨內右派,也無意為左派親毛先鋒,盡力在常委和元老的各種思潮裡執其中,以求平衡與安全,所以其五條語錄的內容多為中性。



相形之下,胡比習近平的黨文化和毛思想似乎稍稍淡薄一丁點。這讓不少人悲哀:中共精英上升通道已被堵塞或中斷,一代不如一代已成中共定局:江不如鄧,胡不如江,習不如胡!



如此「九斤老太」規律的出現,與「吳缺位」的存在關係極大。吳邦國表面上排名常委第二,身兼號稱中國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的委員長,但實際上在常委中權勢最虛,網民皆諷其為「吳缺位」──吳既沒有循名求實爭取「老二」的權威,在「九常委民生語錄」中,語錄比「老三」溫家寶還少一條;又沒有體現人大的最高權力象徵──其三條語錄中不僅隻字不提民主改革,而且內容皆離其本職陷入工科範圍,沒有一句說到人大的政治民主監督與落實民主選舉。難道民生沒有民權和民主可以得到保障?



汪洋立即轉身大談「群眾」



或許一些百姓還沒有感到「九常委已在棄改革談群眾」,但敏感的官迷已紛紛聞風而動,連夜效法。十二月二十四日,廣東媒體皆顯要報道:就在新華網置頂發表「九常委大談群眾」的當天(二十三日),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主持召開省委理論學習中心組讀書會,組織學習《解放戰爭》一書,五次強調重視「群眾」。二○一一年一月九日又在廣東省委全會上高呼「像解放戰爭那樣發動群眾」,這真是:改革三十年,仍如六十年前用「群眾」閹割公民!此時百姓方醒悟,何以深圳市委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關於將深圳建設成公民社會寫入「十二五規劃」的報告,雖經媒體歡呼報道,卻在幾天後遭到曾以美國《世界是平的》來解放思想的汪洋的嚴厲批判:不講政治!糊塗!



夜來「群眾」聲,花落知多少。稱「群眾」,則肥一黨而病天下;稱「公民」,則弱一黨而利天下。九常委堅持病天下而保一姓一黨,以回歸「群眾」告別公民,逼得中國各地頻現公開拒絕建設公民社會的倒退潮,何其天下爲私!



二○一一年一月十一日

於深圳早叫廬

曾伯炎----毛魂復活壓人殺人埋人

毛魂復活壓人殺人埋人

說毛魂附在紅衛兵書記薄熙來身上,以唱紅打黑顯靈,把以法治國轉向搞運動治重慶,開歷史倒車,已不算新聞。倒是毛澤東一百一十七歲生日前後,在北京、浙江與湖南的最新新聞,堪稱震聾發聵。
第一件事發生在北京雙槐派出所,警察大打出手顯示暴力後,竟說出雷人的話:「打死挖個坑埋了」!這是雍正或洪武皇帝時代也聞所未聞的霸 氣與霸道,任何百姓與官府,都對「人命關天」不敢草率敷衍,出了人命,不單只地保要負責,當地居民都難脫干系。我年輕時曾見成都北外出了個張昆屍案,在法 庭涉嫌出一大批嫌疑犯,在報紙上報道了幾年的官司內幕。現在幾個小警察就可以這麼輕賤人命,豈不是對中共藍皮書上吹他人權進步是一記大耳光嗎?幸而警察發 現了被抓被打的人是北京大學的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教師滕彪。如果打死埋了,很難像普通草民那麼埋掉,才沒敢真的下手。可是這句雷人的話,已超過開車撞 死女生那李一帆說的「我爸是李剛」了。
第二件事也出在幾乎同時,在浙江樂清市蒲岐鄉寨橋村,竟然把一個在村裡為村民土地一百四十六頃維權多年的老村長錢雲會推到工程車下碾 死。沒有第三方調查取證,當地官方就迅速宣佈是一次交通肇事車禍來遮掩。北京那打死挖個坑埋了,還有悄悄黑辦的意味,但在浙江卻是光天化日之下,權力在用 暴力奪命了。別說中國人感到恐怖,世界各國人也感到驚愕。
第三件事也是與前兩件事近乎同時,是湖南韶山隆重紀念殺人魔王毛澤東冥壽。毛澤東在中國大陸統治二十七年,他留下了九千萬條命債。在和 平時期,他一人就超越了兩次世界大戰犧牲的人命,他鎮反時殺反革命,土改時殺地主,大躍進餓死三千七百五十萬,文革當中又整死兩千萬(葉劍英公佈數字)! 湖南在對殺人魔王頂禮膜拜,北京在叫囂打死挖個坑埋了,而浙江就動手弄死人。這一幅中國浮世繪圖畫,豈只暴露了這個政權的不尊重人與人權,而是已兇惡到與 民為敵與人為敵了。
這就是鄧小平這紅色政客,在文化革命後批毛時護毛留下的惡果,因為毛欠中國人民的血債裡,多數是他經手辦的,他也要攤上一大筆。他把改 革設計師桂冠弄到頭上戴起,他在八九「六四」用血洗天安門把這政權的兇狠推到極致,今天這些埋人、壓人,都是天安門殺人的後續演義罷了!
如果,對殺人魔王毛澤東還在祭拜,政客想用毛殺人的人血塗紅臉擠進權力高層,左憤想用毛做鍾馗打鬼去嚇政敵,那麼,這毛魂仍在中國大地 遊蕩,這打人、埋人、壓人的事必更惡性發展,這就是過去崇毛,中國人付出了九千萬生命,若再護毛,還能在二十一世紀再付出九千萬生命嗎?恐怕就是這政權不 是溫和的書生劉曉波的什麼顛覆,而是自掘墳墓了。當今世界浩浩蕩蕩的民主潮流,使落後的非洲多數國家已步入潮流,中共拿毛的一具僵屍能堵住這潮流嗎?

Friday, January 7, 2011

劉曉波----混世魔王毛澤東

● 編按:劉曉波二○○六年在博訊網重發這篇文章時,曾有如下說明﹕本文寫於將近二十年前,原載香港《解放月報》(即現《開放雜誌》)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號。一 九八九年六月廿四日《北京日報》指控我為「黑手」,這篇文章被作為主要的證據之一,稱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彈」。並指控文中提的「四個代替」是我的 「綱領性主張」。時逢毛澤東死忌三十年,中共媒體又在大肆懷念暴君的亡靈。

  不論從什麼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它都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 界歷史上的前無古人、也許還是後無來者的一大奇觀,而這場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也成為一個神秘的人物。因為,在毛澤東生前,中國無人能夠對他進行哪怕是猜測 性的評價,而他死後,仍然以幽靈般的魔影徘徊於中國大地上。
  歷史過去後,不會再給人以第二次選擇的機會,即使後悔萬般, 也無可奈何。再也不會有一個毛澤東生於中國土地上,再也不會有十億人對一個人如此虔誠的相信、如此狂熱的崇拜,再也不會有一個人的形象、聲音、動作、文 字,能夠具有毛澤東式的絕對權威,以至於,在毛澤東的生前,無人敢向他說一個「不」字;他死後,也只能以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來蓋棺論定。對於他,中國人都 沒有公開鞭屍的勇氣,在對他的否定時,一副羞答答的樣子。

一、毛澤東令歷代帝王黯然失色
  「毛澤東情結」已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先天遺傳。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國人的愚昧已經到了受盡蹂躪還要三呼「萬歲」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作為個人的毛澤東的成功已經使中國歷史上的所有帝王黯然失色。
  本世紀初,毛澤東這個來自湖南鄉間的土裡土氣的農民剛進北京 城時,曾受到當時許多頗有聲望的文化名流嘲弄和蔑視;即使他參加共產黨後,也一直被黨的高層所排斥,直到「遵義會議」,無人敢挺身而出收拾長征後的爛攤子 時,毛澤東才以他的魄力與冒險精神,征服了這個排擠他的黨,並使另一中共強人張國燾被邊緣化。而且,那些文化人和共產黨的高級官僚們萬萬沒有想到,一九四 九年以後,他們一個個成為毛澤東手中的玩物。毛澤東在「與人奮鬥」和做政治遊戲時的手法之高明,已達到「無法之法,乃為至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僅僅限於中國的範圍內,從中國歷史的角度評價毛澤東,他 無疑是到目前為止最成功的一個人。沒有人比他更瞭解中國人的性格,沒有人比他更熟悉專制政權內部的相互傾軋的藝術,沒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於應變、流氓 成性,更沒有人能夠把自己裝扮得像紅太陽一樣光輝燦爛。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在毛澤東的手中變成了「人民萬歲」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他又能通過一系 列運動使人民一無所得。他似乎以一個人的力量與整個中國對抗,就像一個高大強壯的男子漢和一個柔弱順從的小女子的關係一樣。
  中國歷史上的哪一個皇帝的權力和威望能夠與毛澤相媲美呢?他 把中國傳統的專制政體、把中國人的愚昧和軟弱推向了前無古人的極端。在一次次的權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國人的性格弱點,打擊對手猶如貓捉老鼠,多少曾 經在共產黨內權力比他大、職位比他高的人,都一個個地拜倒在他的腳下。「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幾十年後變成現實。他一旦登上權力的 寶座,便終身受用。
  在中國,他可以蔑視一切,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有合理的依據,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神的啟示,他創造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藝術:不講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二、毛澤東未影響世界歷史進程
  但是,如果就整個世界的範圍而言,從世界歷史的進程上看,毛 澤東徹底失敗了。他沒能把一個全新的中國推向世界,沒能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沒能成為左右國際事務的全球性政治領袖。他僅僅是在重複數千年延綿不絕的中國 歷史,陷入那個輪回式的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他不是沒有稱霸世界的野心,否則的話,他不會與蘇聯決裂,更不會迫不及待地製造「中國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 的政治神話,也不會為了個人的國際地位而去慷本來就一窮二白的國家之慨,將大把大把的錢白白送給那些落後的國家。
  想成為美國和蘇聯之外的超級大國的超級領袖,確實是毛澤東的 野心。無奈他野心有餘而能力不足。他沒有力量和智慧創造一個強大的中國,以與美蘇對抗,也就自然沒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國際領袖的位置。毛澤東的所作所為, 無一不符合傳統中國獨裁者的一切,卻沒有絲毫走向現代世界的跡象。他被人類的先進文化拋到遠遠的地方,只能封閉起來,龜縮在自己的軀殼內,在對內的整肅中 發洩他的無限權力佔有欲。玩中國,毛澤東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卻像個只知道死守二畝三分地的土財主,唯恐被什麼人搶去。這完全是一個農民起義首領的性 格。

三、毛澤東把中國人降格為奴隸
  在國內,從他在天安門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天開 始,他就不停地折騰,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開心,直到「文革」達到他一生的最高潮。毛澤東不僅利用了中國人的愚昧,還利用了中國人被長期壓抑、無處 宣洩的攻擊欲和破壞欲,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所發動的革命,不是把人的生命力導向創造性和建設性的方面,而是導向破壞性和毀滅性的方面,而且是大破壞和大毀 滅。
  「文革」也是中國人生命力的一次爆發,特別是青春的激情和過剩精力,通過無所顧忌的打、砸、搶,也通過一次次盛大的革命慶典,使參與者們得到酣暢淋漓的宣泄,從中感到一種生命力釋放的滿足。但是面向世界,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甚至虛弱到不敢正視自己的程度。
  毛澤東的確有資格去嘲笑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 馳騁歐亞大陸的成吉思汗,這些帝王與他相比,確實有智慧上、人格上的低能之處。但他沒有資本去與那些世界性的政治領袖相比,因為這些人所創造的政治體制是 屬於全人類的,而毛澤東只屬於中國,且罪孽深重。在這點上,我以為毛澤東也極為可憐,因為在中國他所面對的對手素質太差,甚至就根本構不成對手。毛澤東與 一個總是輸給他二十一比零的選手在打乒乓球。這種對抗,固然可以使他飄飄然,但也使他的勝利變得毫無正面價值。
  在毛澤東的統治下,每個中國人都是零,十億個零加起來仍然是零,因而毛澤東最後也變成了零。
  毛澤東的這種處境,與整個中華民族的處境完全一樣。關起門來 看自己,真覺得豔美無比,儼然儀表堂堂的男子漢,幾千年悠久的文化燦爛得令人目眩;打開門再看自己,頓時相形見絀,非但談不上豔美,反而倒像個滿臉皺紋、 拄著杖卻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遠流長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裝,除了作為陳列品之外,便毫無用處。說得挖苦點,中國人在近現代世界史上不是作為人, 而是作為奴隸而生活的。毛澤東所一手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在滿足了他的個人欲望的同時,卻把自己連同所有的中國人從人類中開除出去了。
  毛澤東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個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 中國文化的恩賜。愚昧的軟弱的中國人和千古不變的專制政體,為毛澤東提供了一展才華的最佳舞臺。他在這個舞台上所導演的戲劇,固然有「反右」、「大躍 進」、「四清」等轟動一時的劇碼,但是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個專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屬於毛澤東個人獨創的傑作是「文革」。這是一部以全民族 的巨大犧牲為代價而創造的作品。它的獨一無二就在於把專制主義發展到了前無古人的境地。因而,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毛澤東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 定毛澤東是歷史的必然。

● 文革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群眾場面。劉曉波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應該反省盲目崇拜毛的責任。(本刊資料)
四、不能只反昏君不反專制
  但是,對於有幾千年的封建傳統的中國來說,徹底否定毛澤東並不容易,正像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反封建運動都以失敗告終一樣。在當代的中國,我以為,難以徹底否定毛澤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
  首先,只反昏君、貪官而不反專制、皇權是中國人的文化遺傳。 在歷次改革之中,人們都把腐敗歸結為某個統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墮落和思想上的錯誤。尋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國人做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夢。否則的 話,人們怎麼會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一直把希望寄託在毛澤東等人身上呢?換言之,只要人們還相信只有專制文化的社會主義和教條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那就是 相信政治專制和思想獨裁才能夠救中國,即便毛澤東被否定後,還會有第二、第三個毛澤東。
  不是昏君、貪官使專制政體腐敗,而是專制政體先天性地產生著 昏君、貪官。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證,任何人在專制政府中都將成為昏君、貪官,這甚至與個人品質無關。最卑鄙的政治家也無法在民主政治中為所欲為,而最高 尚的政治家在專制政體中也將為所欲為。沒有憲政制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
  因而,如果僅僅把毛澤東作為一個昏君暴君來否定,而不是把他作為腐朽的專制主義的當代代表來否定,那麼就等於什麼也沒做,其結果只能是以新的獨裁者代替舊的獨裁者。幸運的話,是以一個開明的獨裁者代替昏庸的獨裁者。
  但是,無論怎樣,專制還是專制,它決不會因為獨裁的開明而變 成民主制。從這個意義上講,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為個人、作為昏君的毛澤東,而是否定作為整個專制政體的總代表的毛澤東。但改革以來對毛澤東的批判,仍然停 留在「只反昏君而不反專制」的水準上。更可笑的是,人們在對昏君和貪官的否定中都爭相標榜自己是「明主」和「清官」。

五、中國人要敢於自我否定
  其次,只否定少數當權者而不否定大眾和每個人自身,也不是對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專制主義的真正否定。如前所述,「文革」的發生是專制主義的極端化所致。專制主義的極端化,一方面是因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當權者們極端化 獨裁,另一方面是因為廣大的被統治者的極端化愚昧和軟弱。毛澤東再有力量,也不能一個人進行「文革」。毛澤東的力量來自於人民的愚昧和軟弱,他是十億中國 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專制政體的產生和延續,都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創造並加以維持的。沒有順從獨裁的被統治者,也就不會有專制統治。具體到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沒有深厚的封建主義傳統所培養起來的中國人的奴性,中國的專制主義決不會如此長久、如此肆無忌憚。
  在「文革」中,沒有億萬隻手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沒有覆 蓋中華大地的紅色語錄本,沒有遍佈每一個角落的「早請示,晚匯報」,沒有十億人齊聲高唱《東方紅》,毛澤東的名字怎麼會成為永遠不落的、普照人間的紅太陽 呢?所以,否定毛澤東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澤東視為「大救星」、「紅太陽」的十億中國人,否定十億中國人必然要從每個人、特別是從那些有文化的知識份子的自 我否定開始。
  過去,我們的理論一直把反對建的革命僅僅理解為推翻皇帝或統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國歷史上無數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稱之為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但是,事實證明,農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國歷史的封閉迴圈和專制主義的長命百歲。
  而真正的反獨裁革命,必須是對以專制主義為代表的整個社會 (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維方式)的革命。這個革命不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滅皇權賴以生存和維持的小農文明:專制與小農的生存方式是一個有機整體││農業 文明,現代化就是要從生存方式上消滅農業文明,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任何企圖推翻專制主義的革命都將失敗。

六、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脫胎換骨
  只反皇帝而不反小農生存方式的運動,只能是動亂而不是改革。 對於中國來說,打倒一個皇帝、否定一個毛澤東都不困難,人為不行時,還有天助(毛澤東總要死),困難的在於消滅汪洋大海般的小農意識。也就是像早期的魯迅 那樣無情地批判國民劣根性。然而,中國當代史上的啟蒙者們,大多數都是罵皇帝的英雄,一旦面對大眾,便是一臉媚態,向愚昧微笑、鞠躬。而這種現象表面上看 是站在與專制主義相對立的人民大眾一邊,而實際上是想在罵倒皇帝之後自己當皇帝,當人民的救世主。得志時,自奉為上帝;不得志時,人民是上帝。毛澤東就是 用玩弄「人民崇拜」來奠定其至高權威的高手。
  這種把戲中國人玩得純熟、玩得心花怒放,從先秦時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澤東的「人民萬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服裝可謂花樣翻新,卻永遠裹著一個臭皮囊。
  「文革」結束後,又有多少被譽為改革先鋒的人物仍然高舉著 「為人民服務」的金字招牌招搖過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寫過最最革命的大字報的人把自己標榜為反「四人幫」的英雄啊!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 資派」變成了新時期的「極左派」呀!除了「四人幫」、毛澤東及其少數死黨外,其餘的中國人個個都是文革的受難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國人逃避責任、進行自我美化的本領真是舉世無雙。筆者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真該為此而驕傲、自豪和光榮。
  類似上面所列舉的民族劣根性還很多,諸如「愚忠」、「群體至上」、「平均主義」、「民族主義」等等。但是,就中國的現實而言,所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點:即不能從專制主義的內部來尋找否定專制主義的力量。
  具體地講就是: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內部尋找力量來反一黨 獨裁;在經濟上,不能從公有制、計劃經濟內部尋找動力來改革經濟;在思想上,不能從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內部尋找新的思想;在廣義的文化上,不能從中國傳統 文化內部來尋找所謂的精華。而只能用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論、思想的自由來代替思想一元 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現代文化來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
  否定毛澤東,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是否定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小農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脫胎換骨。儘管,這種否定不會一蹴而就,很可能是個極為漫長的歷史過程;但中國人必須從現在開始啟動這一進程。
  我以為,這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漫長、最艱難的否定過程,因為中國專制主義的生命力之頑強堪稱世界之最。儘管,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難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當代中國人別無選擇。
  否則的話,儘管毛澤東已經魂歸西天,但他所代表的專制主義仍然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Thursday, December 16, 2010

杨献珍——不应被忘却的哲人


杨献珍——不应被忘却的哲人

——兼评《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

作者:毛卫平
  • 2009年03月04日13时07分 来源:学习时报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作为“三次哲学论战”的同一个“论战”和批判对象,原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曾经是万众瞩目的人物。特别是自1964年开始的对“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一时铺天盖地,以至当时南斯拉夫有报道称,中国人的上报率之高,除了毛泽东,就是杨献珍。

不要以为“三次哲学论战”只是已经尘封的历史,当时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从1952年开始的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 筑问题的争论,杨献珍从当时的国情出发,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应由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 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五种经济成份组成,因而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而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我们的国家政权在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 筑,只能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为自己的基础。因而被称为“单一经济基础论”。大家知道,按照“单一经济基础论”的思路,必然要消灭公有制以外的所有制形 式,最后走进了死胡同。我国今天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明确,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场争论已经由实践作了总结。第二次是关于“思维和 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杨献珍学术观点的现实指向,是批判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特别是对大跃进时期盛行的“浮夸风”、“共产风”进行了尖 锐地、直截了当的批判。第三次是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论战。其实质,就是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对立。对于这一点,今天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总体而论,杨献珍在“三次哲学论战”中所坚持的观点,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潮流,成为新时期新思想的先声。

杨献珍在“三次哲学论战”中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动摇,决非偶然。这与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及实事求是的学风密切相关。杨献珍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接受马克 思主义。参加革命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看重,即使是在被敌人抓捕关在监狱里,还带领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供难友 们学习,成了大家尊敬的“狱中党校”的老师。出狱后,他曾担任抗日游击学校的哲学教官,教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从1942年起,他长期担 任党校的领导工作并直接从事哲学教学。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述。

杨献珍长期从事干部教育,他的教学工作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结合现实的专题讲授,因此,有人就认为杨献珍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是很肤 浅的看法。冯友兰曾经对哲学家和哲学教授作了这样一个区分,他说:“哲学家是自己有一个思想体系,遇到什么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解决的办法。哲学教 授是自己没有什么理论体系,自己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但是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把它准确地讲出来。”(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版,第313—314页)显然,杨献珍首先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个哲学家之哲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体系。 所谓哲学系统之系统,即指一个哲学之实质的系统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页)中外都有很多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 虽没有形式上的系统,却不能否认他们的哲学思想有实质上的系统。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从过去的哲学家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资料 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出来。”(《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这种从一鳞半爪恢复出一条龙的工作很有意义,同时也是很艰辛的。特别是当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许多观点都不能直接地、公开地表达出来,而是采取 了迂回曲折的方式,甚至是与事物的本来面貌截然相反的,这就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所幸的是,杨洪林教授以高度的责任心,历经18年的努力,完成了杨献珍 哲学思想体系的系统研究,出版了《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一书。该书从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及教育哲学五个方面进行研究和介绍,既体现了杨献珍 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更突出了杨献珍哲学思想的特色。

书中还从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两个方面深化了对杨献珍哲学思想的认识。杨献珍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变迁相联系的,同时还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共产 党人思想、理论、作风的传统和特色。研究杨献珍的哲学思想,不仅要了解杨献珍个人的经历、品格和风范,还必须把他及其哲学思想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把 握。了解和吸取关于杨献珍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不仅是了解一个人,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一个党、一个时代。

(《杨献珍哲学思想通论》,杨洪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编辑:杨传银)

Wednesday, December 15, 2010

余杰:---胡锦涛/毛泽东

余杰:---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新京报》发布一则简短的新闻:记者从湖南省质监局获悉,湖南省地方标准《毛泽东纪念像》制订工作已完成前期调研,现已进入起草阶段,预计年内颁布实施。

湖南当局指出:随着韶山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带来了纪念品市场的繁荣。作为游客青睐的毛泽东纪念像,在韶山纪念品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韶山纪念品市场的质量投诉日渐增多,特别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毛泽东纪念像的质量参差不齐。主要问题一是形象失真,比例失调、脸形不像;二是用材低劣,强度不够,容易腐蚀;三是标志不规范,无从了解产品的真实品质。所以,由质监局制定此“地方标准”进行规范。

与这则新闻截然相反的是另一则新闻: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二日,新华社罕有地报道并证实,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遭人破坏。据目击者称,傍晚时间,看到有人向画像投掷燃烧物体,画像底部随即着火和冒出黑烟。这时逾百名警察从周围冲上来,利用各种工具将火扑灭,但画像已被烧毁有百分之十五。在场值勤的警察当即控制了这名男子。经调查,此人名叫顾海欧,三十五岁,无业,新疆乌鲁木齐市人。

天安门广场当晚十点起封闭,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派人更换毛泽东画像,游人只能站在边缘地段远观换画像的过程。现场见工作人员用吊臂将新的画像吊起,六名工作人员站在城楼上协助将新的画像安放在原来位置,二十五分钟后更换完毕。

这幅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像,素有“亚洲最大手工绘制肖像”的尊衔。当年,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关于毛象的去留的提问时,声称永远都不会将其取下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创作了毛像的第一版。彼时毛像是戴着八角型解放帽的半侧身影。其后,毛像于每年“十一”国庆前依例更新,接棒的画家包括:张振仕、王国栋等。文革之后,毛像改成目前的正面造形,显得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如今,毛像御用画匠已传至第四代葛小光。周令钊的原作,曾于去年北京春季拍卖会上亮相,但立遭各方猛批而被迫取消。

彼岸的台湾在民主化之后,或拆除蒋介石铜像,或将其集中放置在桃源的一个公园中展览、让民众思考威权主义时代的历史。而此岸的中共政权,仍然奉毛如神明,因为“毛将不存,皮之焉附”,毛是中共独裁体制大厦的最下面的一块基石。今天,民众可以在私下里骂毛,不致于如同文革时候,像林昭那样因骂毛而惨遭枪杀。但是,这些否定和批判毛的言论,只能局限于私下的表达。在公共空间和传统媒体上,毛仍然是一尊不可触动的神明。杨继绳揭露大饥荒真相的巨著《墓碑》,虽然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仍然不能在中国本土出版,而只能在香港出版。这一事实便说明,批毛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不合法”的。

此次失业工人顾海欧勇敢地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燃烧瓶,这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湖南三勇士污染毛像之后,又一起普通民众抗议以毛泽东为象征的中共专制政权的义举。这名失业工人焚毁毛像,表明被中共长期压抑、剥夺与侮辱的“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他们苦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朱镕基的强势操作之下,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工作队伍迅速扩大。许多一无所有的“下岗工人”,因着对现实的不满,转而“思苦忆甜”,美化毛泽东时代的“一穷二白”,甚至在游行和上访的时候也高举毛像,形成某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奇观。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和史料的披露,如李志绥的《私人医生回忆录》、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及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愈来愈多的中国民众包括失业工人在内,开始对毛的滔天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而希望回到毛时代去过上“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则愈来愈少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哪些人在崇拜老毛呢?毛泽东的崇拜者,当然有一些被洗脑的愚夫愚妇,比如那些去韶山红色旅游的人,那些在毛的塑像前点燃香火膜拜的人。因为基督教等正教受到当局的打压与迫害,所以“毛教”等邪教便香火旺盛。其实,不少崇拜毛的小百姓,他们的家中在毛时代都有一本血债,都有家人受难的惨痛历史。但是,中国人的奴性太深,中国人的受虐狂症状,比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更要严重千百倍。许多中国人通常是好了伤疤便忘了痛,转瞬之间便向杀人魔王匍匐下跪。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毛本人,心里清楚地知道,其实只有他一个人站着,其他人都跪着,包括表面上站在他身边的同僚和统战对象们。

当然,崇拜毛的不仅是愚夫愚妇,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更有贵为党魁和国家元首的胡锦涛先生。二零零七年,毛仅存的儿子、八十四岁的毛岸青死去的时候,中共当局以副总理的规格为其举办盛大的葬礼。胡锦涛亲自出席追悼会,并亲切慰问毛家的老小(因为江青是“反革命罪”,所以毛的家人包括毛本人都是“反革命家属”)。毛岸青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对党国也毫无功勋与贡献,凭什么要耗费纳税人的钱财、“破格”享受副总理级别的礼仪呢?对比二零零五年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凄凉的后事,胡锦涛却对毛岸青的后事破格操办,一冷一热,不禁让人感慨万千。赵紫阳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其葬礼却在严密监控下低调举办,胡锦涛不仅没有亲自出席,甚至连一个花圈都不送,冷酷无情之至。这种做法,既有体制之惯性,也有个人气量之狭小及精神之猥琐。以对中国的贡献而论,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推行者,难道他的贡献还不如区区一个毛岸青吗?

在这里,中共当局奉行的是另一套价值标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就是当年遇罗克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否定的“血统论”。毛是共产中国的缔造者,毛岸青虽然因为精神病没有当上太子并继承大统,但其身上毕竟凝聚着毛式原教旨主义的象征意义。作为党魁的胡锦涛主动去攀附作为普通党员的毛岸青,乃是因为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儿子,而胡锦涛则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作为毛泽东精神上的儿子的胡锦涛,一定要向作为毛泽东肉体上的儿子的毛岸青深切致意。在此意义上,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好兄弟,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儿子。

说胡锦涛骨子里是一个毛主义者,这不是对他的污蔑。胡锦涛的青年时代是在毛时代度过的,且在“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中国最左的大学的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毛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统治方式牢牢地控制了他。在地方任职的时候,胡还比较韬光养晦,他身上的毛因素、毛病毒被精心掩饰起来;等到上台伊始,他立即赴西柏坡朝圣,纪念毛的诞辰的隆重成都,甚于纪念邓的诞辰,虽然他是邓一手指定的隔代接班人,但他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毛而非邓。

胡锦涛上台之后,还下令拔出巨款在湖南韶山修建第二个“毛主席纪念堂”,其规模比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更大。胡本人不是太子党,他对自己的统治地位缺乏自信,故而需要用崇毛来显示其血统之纯正——“虽然我不是毛肉身意义上的孩子,但我是毛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孩子,我比毛岸青更忠诚于父亲”。在处理当下中国的种种难题的时候,胡锦涛不是虚心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梦想回到毛时代去继续独裁统治。当然,胡无法让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完全回到毛时代,但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以及新闻出版的控制上,还可以对毛的那一套愚民政策亦步亦趋。

不过,胡锦涛在毛岸青的尸体面前,应当暗自感到庆幸,幸亏这名“太子”是个精神病人——否则的话,毛岸青必定会像邻国北韩的金正日那样,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那么,哪里轮得到胡锦涛这个出身平凡的政工干部,突然跃升龙门而成为“第四代领导人”呢?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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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混世魔王毛泽东

混世魔王毛泽东

:本文写于将近二十年前,原载香港《解放月报》(现更名为《开放》)1988年11月号。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指控我为“黑手”, 这篇文章被作为主要的证据之一,称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弹”。并指控文中提的“四个代替”是我的“纲领性主张”。
时逢毛泽东死忌三十年,中共媒体又在大肆怀念暴君的亡灵。故而,特重发此文。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它都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前无古人、也许还是后无来者的一大奇观,而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成为一个神秘的人物。因为,在毛泽东生前,中国无人能够对他进行哪怕是猜测性的评价,而他死后,仍然以幽灵般的魔影徘徊于中国大地上。
历史过去后,不会再给人以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即使后悔万般,也无可奈何。再也不会有一个毛泽东生于中国土地上,再也不会有十亿人对一个人如此虔诚的相信、如此狂热的崇拜,再也不会有一个人的形象、声音、动作、文字,能够具有毛泽东式的绝对权威,以至于,在毛泽东的生前,无人敢向他说一个“不”字;他死后,也只能以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来盖棺论定。对于他,中国人都没有公开鞭尸的勇气,在对他的否定时,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一 毛泽东令历代帝王黯然失色
“毛泽东情结”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先天遗传。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愚昧已经到了受尽蹂躏还要三呼“万岁”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个人的毛泽东的成功已经使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黯然失色。
本世纪初,毛泽东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土里土气的农民刚进北京城时,曾受到当时许多颇有声望的文化名流嘲弄和蔑视;即使他参加共产党后,也一直被党的高层所排斥,直到“遵义会议”,无人敢挺身而出收拾长征后的烂摊子时,毛泽东才以他的魄力与冒险精神,征服了这个排挤他的党,并使另一中共强人张国焘被边缘化。而且,那些文化人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僚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一个个成为毛泽东手中的玩物。毛泽东在“与人奋斗”和做政治游戏时的手法之高明,已达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仅仅限于中国的范围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评价毛泽东,他无疑是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人的性格,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专制政权内部的相互倾轧的艺术,没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于应变、流氓成性,更没有人能够把自己装扮得像红太阳一样光辉灿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毛泽东的手中变成了“人民万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他又能通过一系列运动使人民一无所得。他似乎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中国对抗,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汉和一个柔弱顺从的小女子的关系一样。
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皇帝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与毛泽相媲美呢?他把中国传统的专制政体、把中国人的愚昧和软弱推向了前无古人的极端。在一次次的权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国人的性格弱点,打击对手犹如猫捉老鼠,多少曾经在共产党内权力比他大、职位比他高的人,都一个个地拜倒在他的脚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几十年后变成现实。他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便终身受用。
在中国,他可以蔑视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合理的依据,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启示,他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不讲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二 毛泽东并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但是,如果就整个世界的范围而言,从世界历史的进程上看,毛泽东彻底失败了。他没能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推向世界,没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没能成为左右国际事务的全球性政治领袖。他仅仅是在重复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陷入那个轮回式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他不是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否则的话,他不会与苏联决裂,更不会迫不及待地制造“中国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政治神话,也不会为了个人的国际地位而去慷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国家之慨,将大把大把的钱白白送给那些落后的国家。
想成为美国和苏联之外的超级大国的超级领袖,确实是毛泽东的野心。无奈他野心有余而能力不足。他没有力量和智慧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以与美苏对抗,也就自然没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国际领袖的位置。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无一不符合传统中国独裁者的一切,却没有丝毫走向现代世界的迹象。他被人类的先进文化抛到远远的地方,只能封闭起来,龟缩在自己的躯壳内,在对内的整肃中发泄他的无限权力占有欲。玩中国,毛泽东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却像个只知道死守二亩三分地的土财主,唯恐被什么人抢去。这完全是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的性格。
三 毛泽东把中国人降格为奴隶
在国内,从他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停地折腾,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开心,直到“文革”达到他一生的最高潮。毛泽东不仅利用了中国人的愚昧,还利用了中国人被长期压抑、无处渲泄的攻击欲和破坏欲,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所发动的革命,不是把人的生命力导向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面,而是导向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方面,而且是大破坏和大毁灭。
“文革”也是中国人生命力的一次爆发,特别是青春的激情和过剩精力,通过无所顾忌的打、砸、抢,也通过一次次盛大的革命庆典,使参与者们得到酣畅淋漓的宣泄,从中感到一种生命力释放的满足。但是面向世界,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虚弱到不敢正视自己的程度。
毛泽东的确有资格去嘲笑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驰骋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与他相比,确实有智慧上、人格上的低能之处。但他没有资本去与那些世界性的政治领袖相比,因为这些人所创造的政治体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毛泽东只属于中国,且罪孽深重。在这点上,我以为毛泽东也极为可怜,因为在中国他所面对的对手素质太差,甚至就根本构不成对手。毛泽东与一个总是输给他二十一比零的选手在打乒乓球。这种对抗,固然可以使他飘飘然,但也使他的胜利变得毫无正面价值。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是零,十亿个零加起来仍然是零,因而毛泽东最后也变成了零。
毛泽东的这种处境,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处境完全一样。关起门来看自己,真觉得艳美无比,俨然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灿烂得令人目眩;打开门再看自己,顿时相形见绌,非但谈不上艳美,反而倒像个满脸皱纹、拄着杖却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开除出去了。
毛泽东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个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恩赐。愚昧的软弱的中国人和千古不变的专制政体,为毛泽东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最佳舞台。他在这个舞台上所导演的戏剧,固然有“反右”、“大跃进”、“四清”等轰动一时的剧目,但是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个专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属于毛泽东个人独创的杰作是“文革”。这是一部以全民族的巨大牺牲为代价而创造的作品。它的独一无二就在于把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境地。因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泽东是历史的必然。
四 不能只反昏君不反专制
但是,对于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中国来说,彻底否定毛泽东并不容易,正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反封建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一样。在当代的中国,我以为,难以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在历次改革之中,人们都把腐败归结为某个统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堕落和思想上的错误。寻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国人做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梦。否则的话,人们怎么会在1949年以后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等人身上呢?换言之,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文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和思想独裁才能够救中国,即便毛泽东被否定后,还会有第二、第三个毛泽东。
不是昏君、贪官使专制政体腐败,而是专制政体先天性地产生着昏君、贪官。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为昏君、贪官,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治中为所欲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专制政体中也将为所欲为。没有宪政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
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暴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当代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新的独裁者代替旧的独裁者。幸运的话,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
但是,无论怎样,专制还是专制,它决不会因为独裁的开明而变成民主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为个人、作为昏君的毛泽东,而是否定作为整个专制政体的总代表的毛泽东。但改革以来对毛泽东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只反昏君而不反专制”的水平上。更可笑的是,人们在对昏君和贪官的否定中都争相标榜自己是“明主”和“清官”。
五 中国人要敢于自我否定
其次,只否定少数当权者而不否定大众和每个人自身,也不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否定。如前所述,“文革”的发生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化所致。专制主义的极端化,一方面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当权者们极端化独裁,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大的被统治者的极端化愚昧和软弱。毛泽东再有力量,也不能一个人进行“文革”。毛泽东的力量来自于人民的愚昧和软弱,他是十亿中国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专制政体的产生和延续,都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创造并加以维持的。没有顺从独裁的被统治者,也就不会有专制统治。具体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没有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所培养起来的中国人的奴性,中国的专制主义决不会如此长久、如此肆无忌惮。
在“文革”中,没有亿万只手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没有覆盖中华大地的红色语录本,没有遍布每一个角落的“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十亿人齐声高唱《东方红》,毛泽东的名字怎么会成为永远不落的、普照人间的红太阳呢?所以,否定毛泽东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泽东视为“大救星”、“红太阳”的十亿中国人,否定十亿中国人必然要从每个人、特别是从那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开始。
过去,我们的理论一直把反对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统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