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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冲突

【多维新闻】茅于轼：中国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冲突

中国著名学者，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

普适价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中国要避免和以民

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

——广东模式、重庆模式对比"研讨会。作为主持人之一，茅于轼在

开篇发言《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中说，普适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

而普适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当前世界有各式各样

的矛盾，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

和本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几千年

皇权文化的冲突。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不放弃自己

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与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部分。

针对如何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茅于轼指出，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

哪一模式更接近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中国从满清的封闭状况走

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有争论。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

成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

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共

产主义。

紧接着，茅于轼说，中国现在不大会有人再要求共产主义，虽然还叫

共产党，"我相信胡锦涛也不见得相信共产主义，当然他没有说过，

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中国宪法虽然写公有制为主，但还是

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

中国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茅于轼认

为，这个收敛的结果，就是人类最基本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

度、做法、政策，通通要唾弃。文化大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1949

年)解放后好多事都违背最基本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

走向了无产阶级专政。

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他非

常有把握。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任何

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

要通过打仗。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

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

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

楚，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虽经三十余年改革，中国迄今尚未完成转型，而依然停留在中间状态，

旧体制与新制度犬牙交错，不甚协调。过去十年间，严重的经济、社

会、文化、政治问题日益显现、爆发，改革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天

则经济研究所认为，在此万马齐喑之际，薄熙来治下的重庆模式异军

突起，引人注目，但其纲领和做法也引起一些争议。与此同时，汪洋

治下的广东也以其开放的理念与务实的态度，在社会治理之诸多方面

形成一系列独特的制度，而隐然成为另一种模式。

研讨会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各地区难免存在差异和不同，没有理由进

行一刀切的改革，应该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

重庆与广东做出"有为"姿态，必将为中国之后改革注入活力。

与会学者纵论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

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浮出水

面，标志着改革已死，标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标志着传

统治理模式已经死了。理想模式就是多元共治。现代社会模式是多中

心、多元的社会。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企业提供私人产品，社会组织

提供准公共产品或者非公共产品。在这种模式下，政治民主化、经济

市场化、社会自治化，三元均衡发展。一个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就是

政府管政府的事，市场管市场的事，社会管社会的事，并且分别依据

民主、市场、自治的原则分别治理，共同创造社会和谐。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新鲜的，如果硬要搞出什么新鲜东西来都属于年少无知式的

冲动，是对现代社会常识的颠覆。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秋风：从整个中国政治演进角度来

看这两个模式。我觉得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在过去半年的浮现以及他

们隐约的竞争，其实对于中国现代政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我所指的现代政治，我在微博上曾经而过一句话，就是有意识形态动

员大众，然后分配资源，这就是现代政治。用观念公开的呼吁支持、

寻求支持，然后把这个作为自己力量的来源，这就是现代政治，然后

相互竞争。以前我们很多政治，尤其是上一届九个人，都是一些宫廷

阴谋，都是私下分配这些东西。所以，在这样架构下是什么？我们中

国在过去十年，我想其实是被耽误的十年，为什么被耽误了？因为没

有政治。所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们非

常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观念，我想这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观察中国问题

者关注的。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模式"二字我是非常反对的，

提出模式二字，我认为这是有意的，外面人吹我们，我们自己不能陶

醉。如果自己陶醉，就此掩盖问题、就此回避问题。第二，故意谈模

式就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想把体制固定在现在的状况。所以，今

天谈这个问题不是光讲重庆和广东问题，而是讲整个国家怎么走的问

题。

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不客气的说，最近十年越来越明显，就是

这个政权有统治没有治理，统治上无所不能，治理上百无一用，治理

上是彻底失败的，因此在两个地方的试验都是解决治理失败的问题，

都是从自己角度进行有益的探索。按照原来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继续

统治下去了，究竟怎么统治下去？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中央也不知道，

胡锦涛、温家宝额（原文如此）不知道，薄熙来和汪洋在做实验。广

东实验最大的特点、最大的贡献、最大的突破在于四个字，就是社会

建设。我们过去30年只有经济建设没有社会建设，我们是牺牲社会建

设的经济建设，我们今天以及将来都要为这一点付出一个巨大的代价。

在这点上广东把社会建设放在中心，放在首位，这是拨乱反正，根本

的拨乱反正，这是广东最大的贡献，最大的意义。汪洋新政只是走到

这一步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汪洋新政。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全喜：重庆模式，从现在来看依然是

党政主导。唱红打黑且不说，民生建设，崔之元大力倡导的，也是政

府主导。我认为，中国当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政府主导的

扶助农工，而是政治权利的平等，公共资源包括官职等向社会开放，

按照罗尔斯的两原则，政治平等原则居于首位，其次才是差异原则。

政府和党来决定平等和差异性分配，扶助农工，决定平等，你垄断权

力，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干这些呢？王绍光的社会主义30版，说现在

的重庆是既平等又有效益，第一个原则都没有实现，何来平等，效益

如何能持续。说到底，还是政府和党为人民或工农大众包办，包办分

蛋糕，包办国民经济，这与计划经济时代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是我

的疑问。

原《中国税务》杂志社长张木生：薄熙成（薄熙来弟弟）告诉我，现

在薄熙来最困惑、最头疼的、觉得最没有底气的，他感觉最大的需求

是理论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依靠的"邓、三、科"，就是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他感觉对于重庆下一步要搞的

事情的实践的理论工具，他是说自己理论修养太差，拿不出更多能够

解释重庆现象的理论说明。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田飞龙：茅于轼老师列举了自由、民主、

法治、平等诸多价值作为普适价值，现在能拿出来的好的东西都在里

面，这就有一个危险，因为这只是在最高规范层面承认了人类文明史

上出现的价值，具体如何在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内加以实践，其间的张

力（如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法治）如何纾解，并不清楚，因而对具体实

践的指导意义有限。价值本身的制度化要依附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价值本身要稳妥地进行历史实践，存在阶段性

的重心选择，这个需要借助政治决断和民主过程。

一场关乎国运的决战！

一场关乎国运的决战！　　: "一场关乎国运的决战！　　
时间：2011-06-01 09:40:05 来源： 作者：徐汉成　　

　 　4月26日，汉奸茅于轼在相关媒体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自称是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的读后感。令人费解的是，早在2007年7月，叛徒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就在香港出版，与其一丘之貉的茅于轼为什么几年后才发表“读后感”呢？更奇怪的是，自5月初人民自发地在乌有之乡网发起了公诉茅于轼的签名活动后。5月22日，在《易中天文集》首发式上，易中天放出了“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的政治宣言！　　

任何事物的发生必然有其外因与内因，对于茅于轼《还原》一文的出笼与易中天站队式的政治宣言，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决不能以孤立的、偶然的眼光看待，首先得看一看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理解。　　

茅于轼的《还原》一文，是在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前夕出笼的，在他的笔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变成了卑鄙无耻之徒，两袖清风的人民领袖变成了风流成性的伪君子，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变成阴谋家……。表面上看，是在攻击毛主席个人，但是，风烛残年的茅于轼，虽曾被划为右派，但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并没有被判刑做牢。在毛主席已去世三十多年后，有必要这样丧心病狂的污蔑、诅咒毛主席吗？发表《还原》一文仅仅是为了发泄对毛泽东的深仇大恨吗？答案是否定的！茅于轼之所以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领袖，《还原》一文的潜台词是：在这样劣迹恶斑斑、恶贯满盈的领袖领导之下，共产党又能好到哪里去？这样的社会主义又能好到哪里去？因此，茅于轼实际上在借攻击毛泽东而推翻中国共产党，这是茅于轼之流的第一个目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予以了高度的评价。邓小平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1986年9月2日）　　

对于公然反毛、反党与反社会主义的行为，邓小平也是不能容忍的，早在1987年他就说：“有些人在搞煸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要共产党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8页《排除干扰，继续前进》1987年1月13日）一九八九年的动乱前夕，邓小平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邓小平文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3卷第194页1986年12月30日）从上面的文字看，邓小平在对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具体的人和事上，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而且确实用专政的手段对付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　　

诡异的是，茅于轼的反毛、反党的文章却能够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畅行无阻，其本人也在各种场合中频频亮相，对于茅于轼、辛子陵的种种恶劣行径，党的宣传部门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了。人民之所以热爱毛泽东，信仰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带领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了几千年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导师和领袖，是举世公认的政治家、思想家。而茅于轼呢？我们可以从他的“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等等一系列经典语言中看到。他说的没有一句是人话，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等等，没有一项不是彻底失败的。除了疯狂恶毒反毛与获得了一个欺世盗名的经济学家的名号之外，对中国的改革与人民的利益毫无贡献。然而，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易中天却掷地有声的放出了“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的政治宣言，与易中天先前指责汪晖学术造假中的起哄相比，前一次只是山大王王伦要求林冲入伙前必须要杀人的小买卖，这一次好比宋江为了“招安”通达李师师。这才是价值连城的大礼，才是货真价实的“投名状”。但是，易中天亦已六十有加，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如果这一次人民公诉茅于轼取得了理想的结果，那么，易中天的“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的政治宣言将成为笑谈，因此，他就是再痴再傻，再狂妄。也还没有傻到为了讨好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而得罪全国人民吧？对一个受到全国人民唾弃的汉奸摇尾乞怜，认一个欺师灭祖的贼人作“父”吧！也不会愿意将十多年来修成的“正果”毁于一旦吧！因此，看起来易中天向茅于轼交了投名状，其实，这也太小看易中天了，亏本的生意不会做，就如宋江委派燕青走李师师的后门，李师师虽是一个妓女，但却能与大人物搭得上边，说得上话，他是通过向茅于轼之手向大主子递上投名状。我们可以通过易中天的政治宣言释放出来的信息，看到茅于轼后台老板的能量之大，除了经济上的买卖之外，必有政治上的大买卖，其后必有大阴谋！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在这一出大戏中，茅于轼、易中天只是一个小角色，货真价实的大主子在后面。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资本利益集团，不仅成为国内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还成为了外国资本买办的经纪人，成为了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和奴才，虽然，中国的经济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路，但政治上还保持着毛泽东时代的政体，因此，在经济制度的“转型”即将结束之际，为了巩固“改革”的成果，资改派们迫不及待的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以完成旨在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制度的“转型”！然而，对于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由于摒弃了毛泽东思想而带来的种种政治与经济的恶果，一部分党的高层领导在觉醒，在国庆60周年庆典中，出现了久违的“毛泽东思想思想万岁”的方阵，在2011年的元旦晚会上，中国人民又破天荒的听到了激荡人心的东方红乐曲，在今年的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又郑重向国人民宣布“五不搞”，特别是重庆如火如荼的打黑除恶，有声有色的唱红，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称颂，由于党内的健康力量的抵制，资改派与右派们的政治图谋并没有能够顺利实施。特别是当前人民自发地发起了公诉茅贼的活动，虽然采用的是法律手段，但毕竟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上述一系列的事件向中国人民昭示：社会主义复兴的浪潮正在全国上下涌动。　　

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使资改们感到，短期内实现“政改”已成为泡影，他们哀叹文革余毒是改革的阻力，深感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是阻碍全面复辟的一个天然屏障，不推倒这个屏障，横下心来的政改就无从下手，瓦解中国共产党与肢解中国的前景渺茫，目的就无法达到。这就使得他们寝食难安，忧心如焚。这就不得不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利用茅于轼之流跳出来挑起事端、引发动乱，只有引发动乱，资改派以及美国主子们才有插手的余地，这是茅于轼的第二个目的！因此，茅于轼与辛子陵等人的狂吠，是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之下的必然的结果。　　

虽然茅于轼、易中天之类合唱的是一出大戏。但他们只是这一出大戏台前的“龙套”，这一出大戏的导演与主角隐藏在幕后，这就说明茅、易之流不仅有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庇护，有强大的物质力量的支撑，而且有美国政府作为后台老板，因此，看上去，人民公诉茅于轼、辛子陵的行动是与右派汉奸分子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人民的革命力量与资本利益集团的较量，必将是一个前途未卜，历经艰险的恶战。　　

这一次人民自发签名公诉汉奸分子，无论是从形式内容上，还是从公诉的对象与规模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首次，因而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是一次标志性事件，是拷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的试金石，是执政者们对反毛反党分子态度的检验，如果不能将茅于轼一类的汉奸分子给予应有的制裁，将纵容反毛、反党的右派分子们更加肆无忌惮，加速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进程，因而这一事件又是对中国共产党对于毛泽东思想态度以及未来的执政统治资格的考验，如果给予他们应有的制裁，将有助于中国政治走向理性的回归，是走向民主与法制的里程碑，是关乎党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一场大战役！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首先，代表着人民政权的全国人大能否对人民公诉茅于轼、辛子陵一案的重视，而将此案移交司法部门进入法律程序，使茅、辛二贼依法给予审判与制裁，纵观《还原》一文，竭尽对毛泽东污辱、谩骂之能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捏造事实，没有丝毫的学术气息，与理论毫不沾边。整个就是一个骂街的泼妇，譬如《还原》一文中诬蔑毛泽东说：“现在揭发发现，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毛在他死前一年对他死后的国家领导人的安排是：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以后又改为党主席是毛远新。” 那么，只要此案进入司法程序，茅于轼就必须要拿出能够证明这些事实的相关的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一百零五条的规定，茅于轼与辛子陵就构成了“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规定，就构成了“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罪。因此，如果此案能够进入司法程序，茅于轼与辛子陵理应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然而，不管执政者能不能支持人民公审茅于轼，也不管审判的结局如何，那怕就是中国共产党真的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有一点却是可以定论的，毛泽东也是永远打不倒的，因为毛泽东活在人民的心中，毛泽东思想是真理铸就的，根植于人民之中，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人民革命的希望之光芒，照耀着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前进的方向！而茅于轼、易中天之流也必将被其主子抛弃，被人民唾弃，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综上所述，这一次人民自发组成公诉茅于轼，必将是一个前途未卜，历经艰险的过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不管前途有多么的艰险，曙光就在前头，让我们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来迎接社会主义复兴的曙光吧！　　

　 　

二0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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